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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三四人，不料受他们诬告，坐了牢，他落难了才想起早已抛弃的情妇石华，让人找她救自己，而她一旦知道了，非仅不怪他薄情，反去省里找了先还避之惟恐不及的高干子，屈辱地求救，并为旧情人金狗牺牲了肉身。金狗出狱后，石华又失踪了似的，再不被提起。
其救已莫名其妙，其“失踪”同样不可思议。
贾平凹不肯到这里就作罢，为了让读者相信金狗不回报社、甘心在州河里撑船、回到他的起点的选择是对的，又特意编派一个理由，加条“光明的尾巴”，展望开“未来”，说：是那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激醒了我，知道了在中国，官僚主义不是仅仅靠几个运动几篇文章所能根绝的了。
而只能在全体人民富起来的基础上来发展文化教育，富起来的过程也便是提高文明水平的过程。到那时，全体人民水平提高了，官僚主义的基础才能崩溃。我这么思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只能保持目前的基本政治格局，一步步发展生产，同时一步步改革政治格局，逐步把生产、文明搞上去，这才是一条切合实际的正路。如今咱们合股，要干就先取消那些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实实在在在州河上施展能耐，干出个样儿来，使全州河的人都真正富起来，也文明起来。
一年以后，金狗果就有了水陆运输公司，先富起来，有钱去买机动船了。全书以他妻子梦见“国家允许民主推荐各级领导”，金狗当了县长告结，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回头来，我们不妨先推敲推敲金狗那段“豪言壮语”。我觉得他说话很像个“政治家”，适合写材料，干“理论性”政治工作。其论抽象，高屋建瓴，有步骤、有方向、有目标、有气势，只底子里满是几千年来乡民们彻头彻尾滞后、僵化的思维理念。
自古富人多的是，心灵慈祥的富人也不少，带领乡民“脱贫致富”，没有千儿八百年历史，几百年历史总有的吧？哪一朝代会少了这些人？谁在当政不说自己的政府要救苦救难？
问题就出来了：“真正富起来”以后，是不是就一定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了文化教育以后，会不会就肯定能“提高文明水平”、“改革政治格局”？“文化教育”与“真正富起来”，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谁是谁的“基础”？有没有这样必然的“基础”？
进而，在中国“只有发展生产”，才是走了“正路”，而别的都是“不着边际的想人非非”？
如果金狗从事的是其他行业，我还不会批评贾平凹这些貌似深刻的论调，金狗干的恰恰是新闻媒体，做记者的，履行的是“监督”职能，代表了“第四种权力”，即“民意的眼睛”。
一篇表达“民意”的文章，就能搞倒一批真官僚，让整个东阳县重组，全省震惊，一时尽改“官僚习气”，踏实为百姓办了几件事，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政治格局”。回州河撑船，除可以“展望未来”外，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过于概念化的人物，其性格深度，反不如一个次要人物——作品里的英英。
到《废都》中，唐宛儿遭绑架回潼关后，受着非人的待遇，西京的几个男人跑的跑、溜的溜，哭哭啼啼，全当了缩头龟，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枉为了都还是个人物！
《高老庄》又等而下之：回乡作客的子路和西夏，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关注的只是它的文化，那文化能给自己多少研究资料，而不是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因此“不足以在乡村的冲突中充当主角，他们的眼界的局限，又限制了经由他们的感知对于乡村里的风云人物和时代精神的深入开掘”。
作为“大师”的贾平凹，写作长篇小说时的贾平凹，其驾驭结构、操控人物、编织故事的能力，不是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不要日日写得很生猛，跟印钞机比速度吗？
神神道道
贾平凹是个语言奇才，出于他笔下的文字都很耐读有味，精致简练，活活生趣。
因了这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出色的大散文家。
他的许多小说，刨开其中的人物、情节、思想，单看他对民俗风物的描写，那真是大师级水平。三毛只看了平凹的《天狗》、《浮躁》，就敢说他是个“大师”，从某种程度说不是毫无道理。活着的中国作家里，我最爱看的也是贾平凹的语言，看其他作家的书，感觉也有很好的，却认为还没有哪一个能在文字上超过他的。
这是他长期磨练、浸淫于古文以及天赋使然。
《废都》承继明清小说传统，开闲笔之先。以怪异起文。把天南地北的街头流行语、笑话（段子），都说成是西安的，纳入了小说。同时代人，如我，到处能听见有人在说，可能已厌于这些，但对这时代环境不熟的人——外人、几十年以后的小辈们来说，却可能是新鲜的，有趣的。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口头“民间文学”，与内容应是一体融和的。
贾平凹在这里做得最好的是《饺子馆》，开头就说段子，由段子引出故事主人公：
在西安，常常被编成段子受戏谑的是上海人和河南人。说上海人如何地小气，买烧鸡只肯买鸡爪子，买一只鸡爪子从西安上火车，一路都在嘴里啃呀，啃呀，到上海了还没有啃净。编河南人的段子就更多了，著名的是董存瑞炸碉堡……西安人戏谑上海人，上海人不多理会，因为上海离西安远。河南人就不行了，骂西安人“日巴耍”。“日巴耍”是西安的土话，意思即没正经没品位。陕西和河南是邻省，西安城里五分之一又都是河南籍人，西安人和河南人就有故事啦。
这个故事是在西安的一家饺子馆里开始的。
故事讲的是西安文联组联部主任、专想“吃请”的胡子文，给河南老板贾德旺出鬼点子，做大了生意，贾德旺进到政协了，先还给胡子文分成，后就不给。胡子文便从中捣乱，贾德旺很快在政治上失意，忙又登了胡子文的门，再请他出面调停。最后，二人喝多后，一个被钱袋子砸死，一个从椅子上摔下死了。如果这两个人都各干各的行当，不去越界，就不至于早夭，后来却不安本分，受到报应。这么说，段子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就很水乳交融了。
二者关系结合最差的则是《废都》。
里面设计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子，惟一的作用是让他说一些针砭时弊的顺口溜，作者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叫他出场，口传谣儿，不伦不类，也过于生硬，过于“神出鬼没”了一些。
开头老头子说的那段“十类人”，却没有一个是全书的主角。中间那段“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对背，老婆告到纪检会……”等，指的也是些官僚。庄之蝶既不好酒，又不在做官，老头子出现已很突然，再拿他说事，更无从提升主题，而近于盲人摸象了。这些“伤”还都是局部的、外部的。贾平凹糅合最不到位的地方，是小说几层主题间的内部关系。
他想仿照《红楼梦》，有形而下世界，有形而上世界，悟性越高的读者所得越多，便特意安排了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充当道具，提供探向其他神秘空间的角度、桥梁，如高人预测、算命和鬼事及各种神通等。
《废都》里就有个通了阴阳的老太太，庄之蝶岳母，满嘴人话鬼语——你说她讲的是人话吧，她明明没对哪个人在说话。你说她讲的是鬼语吧，许多事上她说了后立即都应验了，阴森森的，似乎很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那一世界对老太太仿佛也真个是洞开的。其实古里古怪，并不见得生了效。
例如：老太太就说：“一个鬼去投胎了，那个孩子就要出世了！”一语未落，果然听得远处有婴儿的啼哭声，遂听见有人在马路上噔噔噔速跑，接着是拍一家门板，大叫：“根胜，根胜，我老婆生了！你快起来帮我去东羊街买三个锅盔一罐黄酒，她这阵害肚子饥，吆头牛进去都能吃掉的！”老太太已在说谎，而况，现在的城市中有谁还敢在家里生孩子呢？更不要说还是在西京城里！生就生了，丈夫还跑上了大街。跑就跑吧，又拍起人家门板，站在门外就大说特说了一通，怕庄之蝶们听不见，怕读者们听不见，怕说出来不幽默、不风趣……
为了证明老太太说的鬼话“灵验”，作者不惜因意害文，伤筋动骨，破绽之多，结果还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
《废都》里另有条在城中行走的牛，它能像人一样思考，忧天忧地忧人忧己，排斥现代都市文明，留恋乡土，拿乡土文明之假想的优长，比照都市文明之或有的短缺，目的却又不为回归乡土。至于指向了哪里，只有天知道，恐怕贾平凹自己都不知道的。书上，那牛长篇大论地进行思考的共有三处，后因病被杀，庄之蝶得了它皮子，才永远停了思索。牛的主要思想有：人不是猴子变的，是牛变的，牛的思维靠反刍，动物中只有牛还站在人这边，听指挥。
人与牛都有前世后世，前辈子都熟悉，今辈子又打了交道。人创造了城市，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建筑和人越来越多，城市使人的种族不断退化，自己也因抽水过度而下沉。人与人间的关系很陌生，发动着战争，消灭同类。
城里人则过于讲卫生，不耐饥寒，退化得只剩个机灵的大脑了，没了佛心，“还能干什么”？所以，牛“真恨不得在某一个夜里，闯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家去，强奸了所有的女人，让人种强起来野起来”。庄之蝶每日都直接趴在牛身下吸奶，是有点“强”有点“野”了，成为牛在城里的一个变种，“佛心”还存，化身为得了绝症、痴情不改的钟主编写情书，安慰他余生，再为他在死前争来高级职称，还“强奸”了所有他愿意“强奸”的女人，为她们“改良”品种，真算得功德无量的。问题是，借牛的“思考”来批评城市文明，太勉强，认为它的“力量”能改良人种，更是找错了对象。
牛的迟钝、愚蠢和不可教远胜于人，它只有个庞大而笨拙的身躯，抵得了什么呢？作者把这东西写得也不够美，强行绑在一起，实是个大大的败笔。除此以外，贾平凹又故意造出些神秘现象，塞进许多异人。
《浮躁》里有个和尚，能稍作预测。他说韩文举命上本可当官，却是早年演过戏，“让你在戏里冲了命”。到《美穴地》后，这“异人”又当了主角，写了一个能帮他人踏“龙脉”的、名为柳子言的人的情感故事。柳子言一辈子为别人踏出不少好脉，旺发生家，临终为自己儿子踏了个官穴，老婆问“能做了多大的官”，他回说“很大的官，真的，大官哩”。二人就抱了对儿子美好的想像，在那穴里把自己活埋。
十年后，他儿子果做了“大官”，却原来只是在戏台上演戏：“柳子言踏了一辈子坟地真穴，但一心为自己造穴却将假穴错认为真，儿子原本是要当大官，威风八面的官，现在却只能在戏台上扮演了。”怎见得“原本是要当大官”呢？天知道。真正的“大官”，到贾平凹那里，却都成了“神”：**是至人之生，……他也是神嘛，**的神大，他管着百神啊！“你既来问金狗的事业，不妨扶乩，咱们问问三老吧。”小水说：“三老是谁？”阴阳师说：“你瞧瞧墙上的像吧。”
看时，竟是一张年画：苍松翠柏中立有**、周恩来、朱德。阴阳师便将三支“大前门”牌香烟点燃，插在年画下的香炉里，说：“金狗要干的事业，都是社会上的大事，这就只能问三老了。三老是当今大神，你跪在那里，心里只是默念你所求的事，他们会给你写出字来的。”
阴阳师说：“三老保佑你家金狗了，你放心他去干吧，说不定真有一天，金狗要成一番大事啊！”**人死了，但他还是神，神的东西在家也辟邪吧！把**称作“神”，虽不一定就代表作者本人的意思，但他很念叨这事，翻来覆去，可见得说多后他自己多少也有点信了。
“文革”时期，我们干脆就把**当了真的神膜拜，贾平凹是从那里面过来的，受过很大的罪，种种以“神”为借口的东西出台，害人无数，他父亲甚至被打成过“反革命”，三天两头写翻案材料，却不得昭雪，又被野菜、稻糠伤着了胃，成了日后患绝症的因头。贾平凹自己则不能上学，不能考大学，推荐上去，差点就不能录取。现在一切过去了，他不以为意了，也好像全忘掉了，觉得这些意识再平常不过，应该反复叨咕，再次强化领袖们作为“神”的身份与作用，还一点批判性思维都无，倒是连**身上极其明显的一些“不良习惯”，也拿了来当作驳斥别人、宽安自己的理由。
可能平凹的本意是为造点幽默效果，但从中流露出的却是“两个凡是”的魂影，不能不让人警惕。如：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终没有学成。后来想，**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延伸了就是：**这样说过、做过，那我就要跟着说、跟着做；既然连**都没有说过、做过，那我也不做、不说了。**发动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说它们“就是好”，我也得支持，高喊“大跃进”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
在这里，我不是想和贾平凹抬什么杠，也不是要把他的话上纲上线，我不会做这类卑鄙的事，我只是根据平凹的话作了适当的、逻辑上的延伸，得出一些可怕的东西来，希望他今后能对有些事、有些话反思一下，不能迷进了，被它们融化掉，变了毒与害，来贻害、流毒万年。
此外，对于神书、八卦、画符、算命、门坎年等等，贾平凹越到后来，设计越多，越让人不由得不信。
这在《浮躁》里尚不显明，到废都》后，已处处能见了。偏还把前因与后果都一齐亮了，让它们得到证验，那就真的“神”了，不由你不信了。并且，这些东西除了传达一点毛骨悚然的因果报应外，并不能引起我们形而上的联想——贾平凹的本意是要我们由此而能“形而上”一些的。《红楼梦》作者以“假语村言”，构筑了“太虚幻境”，对应着整个凡世人间，里面的僧道是完完全全的“神仙”，连串起真幻二世界，预测并见识了一个个人物的结局，演说着世界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生命的无常，是一出大不幸、大悲剧，造起了“形而上”的境界、氛围与天地。
效仿它的《废都》们，“异人”是实实在在的凡人，畜生是实实在在的牲口，食人间烟火，没有来自本真之处的、难以消解的纠结、矛盾，也没有多少值得思考的、说不清道不明而感觉存在着的“大未知”，一个个却“神出鬼没”得毫无道理与由头。所作的预测前头刚说，后头就见了结果。所做的思考，也显得太大众化了，没多少深度，反有点做作和矫情。
稀奇的是，有了这些垫底，贾平凹对数字和“神秘”就很迷信了。他的迷信都是极其认真的“迷信”。
他曾这样自我介绍道：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啊，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二月二十一日，这一组数字是我的生命密码，我崇尚221，敬畏221。我先后调换过四次部门，迁居过九次房子，也写下了五十多部书和数以千幅的字画，我做每一件事无不有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着我……
贾平凹本想写数字如何把人类异化掉的，但他在人为打造的“神秘世界”里逗留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钻进去，不肯出来了，以为“做每一件事”真有什么“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他了。
谢有顺曾说他在读《废都》、《高老庄》时“大吃了一惊”，认为贾虽是“公认的当代最具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却不但不传统，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都有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但同时，他又没有停留在事实和经验的层面上，而是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广阔的意蕴空间，来伸张自己的写作理想”。“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语言，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他是真正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现代作家，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承认，贾平凹身上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这恐怕有点不切实际，起码我对其中的某些话，如对贾平凹作品精神指向上的恭维，是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的。
散文大家谢有顺有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散文“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贾平凹的散文，“说书，说话，说人，说事，说生说死，谈奉承，请客，花钱，谈房子，打扮，玩牌，都是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也自在，没有陈腐之气，整体上还给人开阔的想象。我想，散文之大，应该指的就是这种从小而大的大；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我非常喜欢贾平凹散文里那种实在的、生活化的基础部分……众多物质性元素（坚实的细节和经验），支撑起了他散文精神流动的河床和气势。好的散文是悟出来的……”，贾平凹的散文，“有小说家的实（物质性），又有思想家的悟（精神性）”，他就成了一个善于悟的“好的散文家”了。
然而，贾平凹只算得散文界的大家，而非大师，一字之差，两种境界，是很不一样的。
“大师”是相对于外界来说的——他应是人类的良心，关心民瘼，以万民之苦痛为苦痛，代万民立言，为弱势群体呐喊、鼓吹。这就需要大能量的心灵和坚硬的脑神经，来经营猛烈尖锐的文字，给读者带去强烈的思想和心灵的冲击力。鲁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
“大家”则相对于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样的责任、使命意识，有点子语言天赋、悟性和勤奋，写成红极一时的人物了，所写的东西质量很高，精致有味，当得上上品，内容上却都是吃喝玩乐，谈人生、谈理想那一类，非常人性化，触及到了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写得松弛、传神，让读者意识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着力了，“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看似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却经久耐用，“给人智慧，让人舒适”，适于一切年代作消遣用。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这样的。
贾平凹也是这后一路的。
我们很难说哪一类更好，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用处。
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前者是让我们尊敬的一类作家，即使我们有那样的能力了，也不一定就有他们那样的作为。后者我们只佩服他的天分，认为只要我们有它了，也是会做得和他一样好的。
从作品的角度说，若单就社会效用、思想深度、震撼人心灵的程度看，也许前者好一些、伟大一些，可从作品艺术的生命力本身说，后一类倒可能是更为隽永的。
具体到贾平凹，他选择哪一种风格，有他能力、性情、条件上的限制，同时，环境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到。
这些都是应该能为众人理解的。怕只怕作者写作时，有意遮蔽什么、歪曲什么，或者尽拣好的说，不敢讲真话。
贾平凹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嫌疑。
你看他描写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么《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还有什么《在米脂》、《走三边》之类，写的都是些穷得连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笔下，却美得让人忘怀流连，其风物与民众，原始而淳朴，山人都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桃源诗般，“欢得像风里的旗”。连偶尔涉笔到的、掩盖不住的苦涩和灾难，、都被作者填满的诗情画意涂抹了。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画着的乡民环境的风情画卷之后，就有了一些“讴歌”出来：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社会主义。
中国便是我身下的这块土地。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农夫，我亲爱的党。用贾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恶劣的玩意，所有苦难、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积极的意义，都值得歌颂。
我觉得这不无道理的，一切“辨证”嘛。不过，它暗含了一个极大的黑洞或误区——隐匿了作恶与犯罪，为坏蛋和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预埋下开脱自身罪责的退路。
你可以说“文革”如何如何罪恶，但就是找不到作恶的，或一把推给“四人帮”，其他人处身其间，则是为能历练出来，“长直躯干”的——要不是这几号人作怪，说不定我们的“躯干”这生都长不直哩！
如此，还有什么好歹善恶之分呢？
作为一个社会，作为在社会环境里生活着的人，应有一定的是非观、道德观，定一些最起码的“底线”，以供所有人遵守。
超过底线的，犯了罪的，不论什么人，也不论过去有过什么功绩，都该接受相当而公正的惩处。
贾平凹只知有“辨证”，不知有“底线”，不知有道德和法律约束，那就走过了，走到对立面去了，一副“过犹不及”的目光，好像如巨了似的，原来只是个探照灯，直来直去，一路照上天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真说出来。那些个讴歌，就显得不实在，太假。
如果商州、陕北高原或者甘肃、新疆等地，真是很富有，真就无苦难，真没有那些大沙漠、大戈壁或深山老林，作者游山玩水一番后，回来写点游记，发点感想，记述美好难忘的人物景观，无可厚非，要命的是那里的人，日子过得不幸，生活艰困，写那种环境的散文理应以人为核心，写百姓真实日子的，贾平凹却多“置之度外”，吟咏起了山水、传奇和历史、地理，他炫耀的是自己对乡土有着多么深厚的知识，惟独忽略了人——还在挣扎着的乡民们！
别人活得再不好，他贾平凹何必关顾呢？
他关顾到的只是“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净，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有人说这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
仿佛“自然公园”是比现代化文明要高胜一筹的，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这种地方还留有“单纯，清净”，而他“反对”“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的目的，也不过就因失去了这点点东西。
都市不缺“单纯，清净”的人与环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态。“人工化”弄不好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自然生物链，带来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
荒漠带或“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的地方，其贫穷、闭塞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以那种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现代城市文明，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而看不到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不加批判、抓不住要点地看待那地方发生的事情，把人导进误区，真还不如别写。
仔细寻看，我发现只要是不牵涉贾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难得有苦难、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场，它们又就回来了。
同是谈商州地的《我是农民》、《祭父》、《我的小学》、《纺车声声》，完全反了调，换了天地人间，那里的美景和风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线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艰难辛劳，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种种驱人泪下的生活细节。
为啥？因那里面的主角是“我”，有了个“我”，一位正在长成，却还未像后来那样长成大树的苗苗，风雨遍地，这苗苗现时还经不住风雨。
为什么贾平凹见到了自家身上的风雨，换个旁人却看不到了呢？
不仅看不到，他还要为那闭塞之乡树碑立传，赞美不休，这算什么呢？
散文里，贾平凹谈得最多的主题，正是那些没有了真实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长舌男”、“美食家”、“闲人”、“弈人”、“秃顶”等，类于“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当然，他散文里的优长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有的小说，也确实写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饺子馆》等，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女人当中心来写，或根本就没有女主角。
若要把贾平凹的文章排个名次出来，那么我认为，他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第三，把女人当核心来写的小说第四，诗第五。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
我认为平凹的语言，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自始至终都无可挑剔。能够挑剔的是在他论理时。
说道理是平凹的弱项。在这里，他的弱与莫言的有所接近，只稍微强一些。
无法说清原因何在。
因为，假使说它是学养不足促成，那反例是学养越多会不会越伤害作家感官的灵敏性呢？
理性发达型作家，普遍存在一个感觉不及的难题。
贾谊、苏东坡、罗曼?罗兰、茨威格，皆以力量气势或心理分析胜。如《红楼梦》作者那样感性、悟性、灵性、理性全优的，天下几人？
上帝造人是派了缺陷给他的。
《红楼梦》作者不也有着短寿和生不逢时的缺憾吗？
因此，我对平凹的评价或态度是复杂的。
再回头去读他的《丑石》，我突然意识到平凹就像这“丑石”了。
外表上，平凹曾是自卑的，个儿矮，长相不惊人，不过他这人有特色，不是做“小玩意儿的”，能“以丑为美”，凭内心的灵清之气，化育笔底万象万物。所写“丑事”，人的**、贪婪、狡诈……，便全美了，算得“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又因“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常遭“一般世俗的讽刺”。
一旦有过这层哲学上的参悟后，平凹对一切毁誉就能够超脱了，了无挂碍了。
是不是呢？
2003年3月21，北京。
地位的三四人，不料受他们诬告，坐了牢，他落难了才想起早已抛弃的情妇石华，让人找她救自己，而她一旦知道了，非仅不怪他薄情，反去省里找了先还避之惟恐不及的高干子，屈辱地求救，并为旧情人金狗牺牲了肉身。金狗出狱后，石华又失踪了似的，再不被提起。
其救已莫名其妙，其“失踪”同样不可思议。
贾平凹不肯到这里就作罢，为了让读者相信金狗不回报社、甘心在州河里撑船、回到他的起点的选择是对的，又特意编派一个理由，加条“光明的尾巴”，展望开“未来”，说：是那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激醒了我，知道了在中国，官僚主义不是仅仅靠几个运动几篇文章所能根绝的了。
而只能在全体人民富起来的基础上来发展文化教育，富起来的过程也便是提高文明水平的过程。到那时，全体人民水平提高了，官僚主义的基础才能崩溃。我这么思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只能保持目前的基本政治格局，一步步发展生产，同时一步步改革政治格局，逐步把生产、文明搞上去，这才是一条切合实际的正路。如今咱们合股，要干就先取消那些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实实在在在州河上施展能耐，干出个样儿来，使全州河的人都真正富起来，也文明起来。
一年以后，金狗果就有了水陆运输公司，先富起来，有钱去买机动船了。全书以他妻子梦见“国家允许民主推荐各级领导”，金狗当了县长告结，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回头来，我们不妨先推敲推敲金狗那段“豪言壮语”。我觉得他说话很像个“政治家”，适合写材料，干“理论性”政治工作。其论抽象，高屋建瓴，有步骤、有方向、有目标、有气势，只底子里满是几千年来乡民们彻头彻尾滞后、僵化的思维理念。
自古富人多的是，心灵慈祥的富人也不少，带领乡民“脱贫致富”，没有千儿八百年历史，几百年历史总有的吧？哪一朝代会少了这些人？谁在当政不说自己的政府要救苦救难？
问题就出来了：“真正富起来”以后，是不是就一定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了文化教育以后，会不会就肯定能“提高文明水平”、“改革政治格局”？“文化教育”与“真正富起来”，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谁是谁的“基础”？有没有这样必然的“基础”？
进而，在中国“只有发展生产”，才是走了“正路”，而别的都是“不着边际的想人非非”？
如果金狗从事的是其他行业，我还不会批评贾平凹这些貌似深刻的论调，金狗干的恰恰是新闻媒体，做记者的，履行的是“监督”职能，代表了“第四种权力”，即“民意的眼睛”。
一篇表达“民意”的文章，就能搞倒一批真官僚，让整个东阳县重组，全省震惊，一时尽改“官僚习气”，踏实为百姓办了几件事，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政治格局”。回州河撑船，除可以“展望未来”外，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过于概念化的人物，其性格深度，反不如一个次要人物——作品里的英英。
到《废都》中，唐宛儿遭绑架回潼关后，受着非人的待遇，西京的几个男人跑的跑、溜的溜，哭哭啼啼，全当了缩头龟，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枉为了都还是个人物！
《高老庄》又等而下之：回乡作客的子路和西夏，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关注的只是它的文化，那文化能给自己多少研究资料，而不是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因此“不足以在乡村的冲突中充当主角，他们的眼界的局限，又限制了经由他们的感知对于乡村里的风云人物和时代精神的深入开掘”。
作为“大师”的贾平凹，写作长篇小说时的贾平凹，其驾驭结构、操控人物、编织故事的能力，不是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不要日日写得很生猛，跟印钞机比速度吗？
神神道道
贾平凹是个语言奇才，出于他笔下的文字都很耐读有味，精致简练，活活生趣。
因了这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出色的大散文家。
他的许多小说，刨开其中的人物、情节、思想，单看他对民俗风物的描写，那真是大师级水平。三毛只看了平凹的《天狗》、《浮躁》，就敢说他是个“大师”，从某种程度说不是毫无道理。活着的中国作家里，我最爱看的也是贾平凹的语言，看其他作家的书，感觉也有很好的，却认为还没有哪一个能在文字上超过他的。
这是他长期磨练、浸淫于古文以及天赋使然。
《废都》承继明清小说传统，开闲笔之先。以怪异起文。把天南地北的街头流行语、笑话（段子），都说成是西安的，纳入了小说。同时代人，如我，到处能听见有人在说，可能已厌于这些，但对这时代环境不熟的人——外人、几十年以后的小辈们来说，却可能是新鲜的，有趣的。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口头“民间文学”，与内容应是一体融和的。
贾平凹在这里做得最好的是《饺子馆》，开头就说段子，由段子引出故事主人公：
在西安，常常被编成段子受戏谑的是上海人和河南人。说上海人如何地小气，买烧鸡只肯买鸡爪子，买一只鸡爪子从西安上火车，一路都在嘴里啃呀，啃呀，到上海了还没有啃净。编河南人的段子就更多了，著名的是董存瑞炸碉堡……西安人戏谑上海人，上海人不多理会，因为上海离西安远。河南人就不行了，骂西安人“日巴耍”。“日巴耍”是西安的土话，意思即没正经没品位。陕西和河南是邻省，西安城里五分之一又都是河南籍人，西安人和河南人就有故事啦。
这个故事是在西安的一家饺子馆里开始的。
故事讲的是西安文联组联部主任、专想“吃请”的胡子文，给河南老板贾德旺出鬼点子，做大了生意，贾德旺进到政协了，先还给胡子文分成，后就不给。胡子文便从中捣乱，贾德旺很快在政治上失意，忙又登了胡子文的门，再请他出面调停。最后，二人喝多后，一个被钱袋子砸死，一个从椅子上摔下死了。如果这两个人都各干各的行当，不去越界，就不至于早夭，后来却不安本分，受到报应。这么说，段子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就很水乳交融了。
二者关系结合最差的则是《废都》。
里面设计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子，惟一的作用是让他说一些针砭时弊的顺口溜，作者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叫他出场，口传谣儿，不伦不类，也过于生硬，过于“神出鬼没”了一些。
开头老头子说的那段“十类人”，却没有一个是全书的主角。中间那段“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对背，老婆告到纪检会……”等，指的也是些官僚。庄之蝶既不好酒，又不在做官，老头子出现已很突然，再拿他说事，更无从提升主题，而近于盲人摸象了。这些“伤”还都是局部的、外部的。贾平凹糅合最不到位的地方，是小说几层主题间的内部关系。
他想仿照《红楼梦》，有形而下世界，有形而上世界，悟性越高的读者所得越多，便特意安排了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充当道具，提供探向其他神秘空间的角度、桥梁，如高人预测、算命和鬼事及各种神通等。
《废都》里就有个通了阴阳的老太太，庄之蝶岳母，满嘴人话鬼语——你说她讲的是人话吧，她明明没对哪个人在说话。你说她讲的是鬼语吧，许多事上她说了后立即都应验了，阴森森的，似乎很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那一世界对老太太仿佛也真个是洞开的。其实古里古怪，并不见得生了效。
例如：老太太就说：“一个鬼去投胎了，那个孩子就要出世了！”一语未落，果然听得远处有婴儿的啼哭声，遂听见有人在马路上噔噔噔速跑，接着是拍一家门板，大叫：“根胜，根胜，我老婆生了！你快起来帮我去东羊街买三个锅盔一罐黄酒，她这阵害肚子饥，吆头牛进去都能吃掉的！”老太太已在说谎，而况，现在的城市中有谁还敢在家里生孩子呢？更不要说还是在西京城里！生就生了，丈夫还跑上了大街。跑就跑吧，又拍起人家门板，站在门外就大说特说了一通，怕庄之蝶们听不见，怕读者们听不见，怕说出来不幽默、不风趣……
为了证明老太太说的鬼话“灵验”，作者不惜因意害文，伤筋动骨，破绽之多，结果还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
《废都》里另有条在城中行走的牛，它能像人一样思考，忧天忧地忧人忧己，排斥现代都市文明，留恋乡土，拿乡土文明之假想的优长，比照都市文明之或有的短缺，目的却又不为回归乡土。至于指向了哪里，只有天知道，恐怕贾平凹自己都不知道的。书上，那牛长篇大论地进行思考的共有三处，后因病被杀，庄之蝶得了它皮子，才永远停了思索。牛的主要思想有：人不是猴子变的，是牛变的，牛的思维靠反刍，动物中只有牛还站在人这边，听指挥。
人与牛都有前世后世，前辈子都熟悉，今辈子又打了交道。人创造了城市，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建筑和人越来越多，城市使人的种族不断退化，自己也因抽水过度而下沉。人与人间的关系很陌生，发动着战争，消灭同类。
城里人则过于讲卫生，不耐饥寒，退化得只剩个机灵的大脑了，没了佛心，“还能干什么”？所以，牛“真恨不得在某一个夜里，闯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家去，强奸了所有的女人，让人种强起来野起来”。庄之蝶每日都直接趴在牛身下吸奶，是有点“强”有点“野”了，成为牛在城里的一个变种，“佛心”还存，化身为得了绝症、痴情不改的钟主编写情书，安慰他余生，再为他在死前争来高级职称，还“强奸”了所有他愿意“强奸”的女人，为她们“改良”品种，真算得功德无量的。问题是，借牛的“思考”来批评城市文明，太勉强，认为它的“力量”能改良人种，更是找错了对象。
牛的迟钝、愚蠢和不可教远胜于人，它只有个庞大而笨拙的身躯，抵得了什么呢？作者把这东西写得也不够美，强行绑在一起，实是个大大的败笔。除此以外，贾平凹又故意造出些神秘现象，塞进许多异人。
《浮躁》里有个和尚，能稍作预测。他说韩文举命上本可当官，却是早年演过戏，“让你在戏里冲了命”。到《美穴地》后，这“异人”又当了主角，写了一个能帮他人踏“龙脉”的、名为柳子言的人的情感故事。柳子言一辈子为别人踏出不少好脉，旺发生家，临终为自己儿子踏了个官穴，老婆问“能做了多大的官”，他回说“很大的官，真的，大官哩”。二人就抱了对儿子美好的想像，在那穴里把自己活埋。
十年后，他儿子果做了“大官”，却原来只是在戏台上演戏：“柳子言踏了一辈子坟地真穴，但一心为自己造穴却将假穴错认为真，儿子原本是要当大官，威风八面的官，现在却只能在戏台上扮演了。”怎见得“原本是要当大官”呢？天知道。真正的“大官”，到贾平凹那里，却都成了“神”：**是至人之生，……他也是神嘛，**的神大，他管着百神啊！“你既来问金狗的事业，不妨扶乩，咱们问问三老吧。”小水说：“三老是谁？”阴阳师说：“你瞧瞧墙上的像吧。”
看时，竟是一张年画：苍松翠柏中立有**、周恩来、朱德。阴阳师便将三支“大前门”牌香烟点燃，插在年画下的香炉里，说：“金狗要干的事业，都是社会上的大事，这就只能问三老了。三老是当今大神，你跪在那里，心里只是默念你所求的事，他们会给你写出字来的。”
阴阳师说：“三老保佑你家金狗了，你放心他去干吧，说不定真有一天，金狗要成一番大事啊！”**人死了，但他还是神，神的东西在家也辟邪吧！把**称作“神”，虽不一定就代表作者本人的意思，但他很念叨这事，翻来覆去，可见得说多后他自己多少也有点信了。
“文革”时期，我们干脆就把**当了真的神膜拜，贾平凹是从那里面过来的，受过很大的罪，种种以“神”为借口的东西出台，害人无数，他父亲甚至被打成过“反革命”，三天两头写翻案材料，却不得昭雪，又被野菜、稻糠伤着了胃，成了日后患绝症的因头。贾平凹自己则不能上学，不能考大学，推荐上去，差点就不能录取。现在一切过去了，他不以为意了，也好像全忘掉了，觉得这些意识再平常不过，应该反复叨咕，再次强化领袖们作为“神”的身份与作用，还一点批判性思维都无，倒是连**身上极其明显的一些“不良习惯”，也拿了来当作驳斥别人、宽安自己的理由。
可能平凹的本意是为造点幽默效果，但从中流露出的却是“两个凡是”的魂影，不能不让人警惕。如：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终没有学成。后来想，**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延伸了就是：**这样说过、做过，那我就要跟着说、跟着做；既然连**都没有说过、做过，那我也不做、不说了。**发动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说它们“就是好”，我也得支持，高喊“大跃进”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
在这里，我不是想和贾平凹抬什么杠，也不是要把他的话上纲上线，我不会做这类卑鄙的事，我只是根据平凹的话作了适当的、逻辑上的延伸，得出一些可怕的东西来，希望他今后能对有些事、有些话反思一下，不能迷进了，被它们融化掉，变了毒与害，来贻害、流毒万年。
此外，对于神书、八卦、画符、算命、门坎年等等，贾平凹越到后来，设计越多，越让人不由得不信。
这在《浮躁》里尚不显明，到废都》后，已处处能见了。偏还把前因与后果都一齐亮了，让它们得到证验，那就真的“神”了，不由你不信了。并且，这些东西除了传达一点毛骨悚然的因果报应外，并不能引起我们形而上的联想——贾平凹的本意是要我们由此而能“形而上”一些的。《红楼梦》作者以“假语村言”，构筑了“太虚幻境”，对应着整个凡世人间，里面的僧道是完完全全的“神仙”，连串起真幻二世界，预测并见识了一个个人物的结局，演说着世界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生命的无常，是一出大不幸、大悲剧，造起了“形而上”的境界、氛围与天地。
效仿它的《废都》们，“异人”是实实在在的凡人，畜生是实实在在的牲口，食人间烟火，没有来自本真之处的、难以消解的纠结、矛盾，也没有多少值得思考的、说不清道不明而感觉存在着的“大未知”，一个个却“神出鬼没”得毫无道理与由头。所作的预测前头刚说，后头就见了结果。所做的思考，也显得太大众化了，没多少深度，反有点做作和矫情。
稀奇的是，有了这些垫底，贾平凹对数字和“神秘”就很迷信了。他的迷信都是极其认真的“迷信”。
他曾这样自我介绍道：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啊，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二月二十一日，这一组数字是我的生命密码，我崇尚221，敬畏221。我先后调换过四次部门，迁居过九次房子，也写下了五十多部书和数以千幅的字画，我做每一件事无不有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着我……
贾平凹本想写数字如何把人类异化掉的，但他在人为打造的“神秘世界”里逗留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钻进去，不肯出来了，以为“做每一件事”真有什么“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他了。
谢有顺曾说他在读《废都》、《高老庄》时“大吃了一惊”，认为贾虽是“公认的当代最具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却不但不传统，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都有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但同时，他又没有停留在事实和经验的层面上，而是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广阔的意蕴空间，来伸张自己的写作理想”。“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语言，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他是真正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现代作家，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承认，贾平凹身上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这恐怕有点不切实际，起码我对其中的某些话，如对贾平凹作品精神指向上的恭维，是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的。
散文大家谢有顺有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散文“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贾平凹的散文，“说书，说话，说人，说事，说生说死，谈奉承，请客，花钱，谈房子，打扮，玩牌，都是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也自在，没有陈腐之气，整体上还给人开阔的想象。我想，散文之大，应该指的就是这种从小而大的大；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我非常喜欢贾平凹散文里那种实在的、生活化的基础部分……众多物质性元素（坚实的细节和经验），支撑起了他散文精神流动的河床和气势。好的散文是悟出来的……”，贾平凹的散文，“有小说家的实（物质性），又有思想家的悟（精神性）”，他就成了一个善于悟的“好的散文家”了。
然而，贾平凹只算得散文界的大家，而非大师，一字之差，两种境界，是很不一样的。
“大师”是相对于外界来说的——他应是人类的良心，关心民瘼，以万民之苦痛为苦痛，代万民立言，为弱势群体呐喊、鼓吹。这就需要大能量的心灵和坚硬的脑神经，来经营猛烈尖锐的文字，给读者带去强烈的思想和心灵的冲击力。鲁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
“大家”则相对于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样的责任、使命意识，有点子语言天赋、悟性和勤奋，写成红极一时的人物了，所写的东西质量很高，精致有味，当得上上品，内容上却都是吃喝玩乐，谈人生、谈理想那一类，非常人性化，触及到了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写得松弛、传神，让读者意识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着力了，“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看似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却经久耐用，“给人智慧，让人舒适”，适于一切年代作消遣用。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这样的。
贾平凹也是这后一路的。
我们很难说哪一类更好，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用处。
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前者是让我们尊敬的一类作家，即使我们有那样的能力了，也不一定就有他们那样的作为。后者我们只佩服他的天分，认为只要我们有它了，也是会做得和他一样好的。
从作品的角度说，若单就社会效用、思想深度、震撼人心灵的程度看，也许前者好一些、伟大一些，可从作品艺术的生命力本身说，后一类倒可能是更为隽永的。
具体到贾平凹，他选择哪一种风格，有他能力、性情、条件上的限制，同时，环境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到。
这些都是应该能为众人理解的。怕只怕作者写作时，有意遮蔽什么、歪曲什么，或者尽拣好的说，不敢讲真话。
贾平凹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嫌疑。
你看他描写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么《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还有什么《在米脂》、《走三边》之类，写的都是些穷得连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笔下，却美得让人忘怀流连，其风物与民众，原始而淳朴，山人都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桃源诗般，“欢得像风里的旗”。连偶尔涉笔到的、掩盖不住的苦涩和灾难，、都被作者填满的诗情画意涂抹了。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画着的乡民环境的风情画卷之后，就有了一些“讴歌”出来：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社会主义。
中国便是我身下的这块土地。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农夫，我亲爱的党。用贾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恶劣的玩意，所有苦难、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积极的意义，都值得歌颂。
我觉得这不无道理的，一切“辨证”嘛。不过，它暗含了一个极大的黑洞或误区——隐匿了作恶与犯罪，为坏蛋和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预埋下开脱自身罪责的退路。
你可以说“文革”如何如何罪恶，但就是找不到作恶的，或一把推给“四人帮”，其他人处身其间，则是为能历练出来，“长直躯干”的——要不是这几号人作怪，说不定我们的“躯干”这生都长不直哩！
如此，还有什么好歹善恶之分呢？
作为一个社会，作为在社会环境里生活着的人，应有一定的是非观、道德观，定一些最起码的“底线”，以供所有人遵守。
超过底线的，犯了罪的，不论什么人，也不论过去有过什么功绩，都该接受相当而公正的惩处。
贾平凹只知有“辨证”，不知有“底线”，不知有道德和法律约束，那就走过了，走到对立面去了，一副“过犹不及”的目光，好像如巨了似的，原来只是个探照灯，直来直去，一路照上天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真说出来。那些个讴歌，就显得不实在，太假。
如果商州、陕北高原或者甘肃、新疆等地，真是很富有，真就无苦难，真没有那些大沙漠、大戈壁或深山老林，作者游山玩水一番后，回来写点游记，发点感想，记述美好难忘的人物景观，无可厚非，要命的是那里的人，日子过得不幸，生活艰困，写那种环境的散文理应以人为核心，写百姓真实日子的，贾平凹却多“置之度外”，吟咏起了山水、传奇和历史、地理，他炫耀的是自己对乡土有着多么深厚的知识，惟独忽略了人——还在挣扎着的乡民们！
别人活得再不好，他贾平凹何必关顾呢？
他关顾到的只是“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净，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有人说这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
仿佛“自然公园”是比现代化文明要高胜一筹的，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这种地方还留有“单纯，清净”，而他“反对”“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的目的，也不过就因失去了这点点东西。
都市不缺“单纯，清净”的人与环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态。“人工化”弄不好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自然生物链，带来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
荒漠带或“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的地方，其贫穷、闭塞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以那种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现代城市文明，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而看不到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不加批判、抓不住要点地看待那地方发生的事情，把人导进误区，真还不如别写。
仔细寻看，我发现只要是不牵涉贾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难得有苦难、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场，它们又就回来了。
同是谈商州地的《我是农民》、《祭父》、《我的小学》、《纺车声声》，完全反了调，换了天地人间，那里的美景和风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线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艰难辛劳，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种种驱人泪下的生活细节。
为啥？因那里面的主角是“我”，有了个“我”，一位正在长成，却还未像后来那样长成大树的苗苗，风雨遍地，这苗苗现时还经不住风雨。
为什么贾平凹见到了自家身上的风雨，换个旁人却看不到了呢？
不仅看不到，他还要为那闭塞之乡树碑立传，赞美不休，这算什么呢？
散文里，贾平凹谈得最多的主题，正是那些没有了真实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长舌男”、“美食家”、“闲人”、“弈人”、“秃顶”等，类于“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当然，他散文里的优长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有的小说，也确实写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饺子馆》等，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女人当中心来写，或根本就没有女主角。
若要把贾平凹的文章排个名次出来，那么我认为，他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第三，把女人当核心来写的小说第四，诗第五。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
我认为平凹的语言，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自始至终都无可挑剔。能够挑剔的是在他论理时。
说道理是平凹的弱项。在这里，他的弱与莫言的有所接近，只稍微强一些。
无法说清原因何在。
因为，假使说它是学养不足促成，那反例是学养越多会不会越伤害作家感官的灵敏性呢？
理性发达型作家，普遍存在一个感觉不及的难题。
贾谊、苏东坡、罗曼?罗兰、茨威格，皆以力量气势或心理分析胜。如《红楼梦》作者那样感性、悟性、灵性、理性全优的，天下几人？
上帝造人是派了缺陷给他的。
《红楼梦》作者不也有着短寿和生不逢时的缺憾吗？
因此，我对平凹的评价或态度是复杂的。
再回头去读他的《丑石》，我突然意识到平凹就像这“丑石”了。
外表上，平凹曾是自卑的，个儿矮，长相不惊人，不过他这人有特色，不是做“小玩意儿的”，能“以丑为美”，凭内心的灵清之气，化育笔底万象万物。所写“丑事”，人的**、贪婪、狡诈……，便全美了，算得“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又因“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常遭“一般世俗的讽刺”。
一旦有过这层哲学上的参悟后，平凹对一切毁誉就能够超脱了，了无挂碍了。
是不是呢？
2003年3月21，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