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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钱理群先生
钱理群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比我年长几十岁，我们之间的“隔”已不止一两代，和他共处却没有丝毫的“隔”感。
日常生活里的钱理群恰似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喜欢摄影、观光，满面春风，你感觉不出在他身上曾经凝聚过那么多的曲折与苦难。这种性情在外出旅游时尤见分明。
1999年7、8月间，我们同去内蒙参加一个笔会，顺游巴音锡勒大草原。
草原上空气清新，绿草肥美，不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海子”。蒙古人的“海子”在内地叫湖，只不过比通常所见的湖小一点，约略只有北大的未名湖那般大，但是很圆整、素朴，多数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海子”水面不大也不深，只是斜坡很长，像幽深幽深地落下去的眼睛，清洁而明亮。坡上到处盛开了野花，散走着高头大马。
这时候你就看钱理群吧，他那菩萨样开阔、高耸的肉滚滚的额头上，全都放射起荣光，欢笑着跑上前，躬腰蹲身，举着他的相机到处瞄，每拍上绝美之景，就。陕活得咧开嘴直打哈哈，声称自己拍到了“传世之作”——到离开时，他向我们宣布一共拍去了三卷胶片，其中的“传世之作”起码有五件！
当时我和他是“包友”，合住在一个蒙古包里。他牵挂着要看一下草原的日出，并想将它拍下，让我天不亮四点就叫他。我说起不来，主要是害怕醒不来，误了他的大事这个责任可担负不起。但我身上带着的呼机恰好派上用场，就给他定了时，说四点太早，定四点半吧。
调好以后，又叮嘱他自己听着些，谁醒了叫一声，别给耽误了。
然后我把一直困绕自己的一个问题拿出来向他请教。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在许多情况下有用，并不像《阿Q正传》里所说的全都有害不好。
就我自己而言，有时候不免会处于暂时无法可解的境遇，要想战胜它，就得学着将它置之度外，起码要学着从精神上“压倒”它，以便无视它，“放下包袱”，有充裕之余力面对更大的挑战，埋下头来，努力成事，彻底摆脱境遇之束缚！如果不从精神上“压倒”，恐怕我就完全灰心、不愿尽力而为了！
考究其实，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吗？
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和钱先生一起探究，最终他也没能给我一个明晰、可信的回答。恐怕他从未想过，骤然提出来，匆忙之间不可能讲解清楚。
这件事时时萦绕我的脑海，至今我还是不变初衷，依然坚持许多人——包括许多大学中文系教授——对《阿Q正传》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在牵强。
谈话之间，不觉就到午夜，凌晨还得看日出，我们不敢再谈，都放身睡去。谁知呼机凌晨只把他一个人闹醒了，到现在还在沉沉入睡。他轻轻起来，独个儿悄然而出。据说走出去好远好远，天总是不亮；而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小寐了一刻。
我一点也未听最后，他和衣等东方发亮时，他又醒过来，迎着太阳出来的方向猛走，一直走进阳光的深处。他说那种感觉实在很美——当然少不了要拍几张“传世之作”！
听着他愉快地唱经，我当时突然想起了狼，真想对他说，倘使那时候来一条恶狼，把你老人家叼走拖走，叫你莫名其妙地失踪，恐怕整个北大都会轰动！如果你再留下点与豺狼或其它什么希奇古怪的玩意儿搏斗的痕迹，那会给我们提供多少想像的荒原，“成全”多少探密的作家！
这一次的意外免过，他还是难逃一“劫”。
那是在晚上。
晚上的月亮上来了，落在“海子”里，波光粼粼。
风不小，草原日间、夜间的温差很大，穿着薄衣，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水边，凉气逼人；坐下去默默静思，不久就有水下的虫儿、动物们低吟浅唱，仿佛参与着你的思想，心情便随着这派水光和鸣唱散开、融化，变作了空空茫茫。这时的你，是在和宇宙对语，心心相系！
这样的夜是格外有魅力的。
不久过来几个人，脚步声打破了空中的静谧。我看了看，天色太暗，认不出都有谁，仔细听声音，知道其中有钱理群。
他能来这里，大概也是听说“海子”边的月景难得，一定可以再拍几张“传世之作”。果不然，他一到水边就忙活开了，摆弄起相机。为了取个好景，他不断调试着，不知觉间就往前走了走，仍是不满意，再向前跨出去，谁料一脚踏进河中，陷了进去。身旁的人大叫着拉住他，他的鞋袜、裤管已湿透了！
这算是他想留下几件“传世之作”付出的小小代价——相对于社会所予的来说，这样的付出也许不值一谈。
临走时，钱先生在花草中间一匹马的身后站住，仔细端量着，想为那匹马照一张相。我们站在一边直笑，戏谑地说，钱理群正在那里“采（踩）花、拍马”！
十年前，我还在中学读书，精神上面临总崩溃，那时候唯一的“情人”就是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光，在彼岸照耀，帮助我艰难地维系处于风口中心飘摇不定的光点。我知道它极其脆弱，随时能被恶风扑破，但从不死心，对现实一个劲儿地说“不”。这声“不”早在70年前先生就已讲过了。
我很有知音之感，想找寻答案与方向，便搜集了所能见到的先生的一切文字，触类旁通地，连带着又看了许多研究他的专著。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便是钱先生的那部《心灵的探寻》。
还记得当我翻开扉页，骤然看见他的照片时，一下子就笑了，为他独特的面相而笑。
照片大约拍于30年前，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在贵州“流放”。背景或许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瀑布一落千丈，蔚为壮观。
那时，他三十多岁吧，额头铺展，站在潭水前侧身微笑，笑面如弥勒，到今天再看，他俨然就是一尊弥勒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如他的同辈们那样，前半生饱经沧桑，但别人所见的钱理群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不读他的著作根本想不到在他内心，还深深地埋伏着那许多与外表完全相反的东西。
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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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钱理群先生
钱理群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比我年长几十岁，我们之间的“隔”已不止一两代，和他共处却没有丝毫的“隔”感。
日常生活里的钱理群恰似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喜欢摄影、观光，满面春风，你感觉不出在他身上曾经凝聚过那么多的曲折与苦难。这种性情在外出旅游时尤见分明。
1999年7、8月间，我们同去内蒙参加一个笔会，顺游巴音锡勒大草原。
草原上空气清新，绿草肥美，不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海子”。蒙古人的“海子”在内地叫湖，只不过比通常所见的湖小一点，约略只有北大的未名湖那般大，但是很圆整、素朴，多数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海子”水面不大也不深，只是斜坡很长，像幽深幽深地落下去的眼睛，清洁而明亮。坡上到处盛开了野花，散走着高头大马。
这时候你就看钱理群吧，他那菩萨样开阔、高耸的肉滚滚的额头上，全都放射起荣光，欢笑着跑上前，躬腰蹲身，举着他的相机到处瞄，每拍上绝美之景，就。陕活得咧开嘴直打哈哈，声称自己拍到了“传世之作”——到离开时，他向我们宣布一共拍去了三卷胶片，其中的“传世之作”起码有五件！
当时我和他是“包友”，合住在一个蒙古包里。他牵挂着要看一下草原的日出，并想将它拍下，让我天不亮四点就叫他。我说起不来，主要是害怕醒不来，误了他的大事这个责任可担负不起。但我身上带着的呼机恰好派上用场，就给他定了时，说四点太早，定四点半吧。
调好以后，又叮嘱他自己听着些，谁醒了叫一声，别给耽误了。
然后我把一直困绕自己的一个问题拿出来向他请教。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在许多情况下有用，并不像《阿Q正传》里所说的全都有害不好。
就我自己而言，有时候不免会处于暂时无法可解的境遇，要想战胜它，就得学着将它置之度外，起码要学着从精神上“压倒”它，以便无视它，“放下包袱”，有充裕之余力面对更大的挑战，埋下头来，努力成事，彻底摆脱境遇之束缚！如果不从精神上“压倒”，恐怕我就完全灰心、不愿尽力而为了！
考究其实，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吗？
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和钱先生一起探究，最终他也没能给我一个明晰、可信的回答。恐怕他从未想过，骤然提出来，匆忙之间不可能讲解清楚。
这件事时时萦绕我的脑海，至今我还是不变初衷，依然坚持许多人——包括许多大学中文系教授——对《阿Q正传》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在牵强。
谈话之间，不觉就到午夜，凌晨还得看日出，我们不敢再谈，都放身睡去。谁知呼机凌晨只把他一个人闹醒了，到现在还在沉沉入睡。他轻轻起来，独个儿悄然而出。据说走出去好远好远，天总是不亮；而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小寐了一刻。
我一点也未听最后，他和衣等东方发亮时，他又醒过来，迎着太阳出来的方向猛走，一直走进阳光的深处。他说那种感觉实在很美——当然少不了要拍几张“传世之作”！
听着他愉快地唱经，我当时突然想起了狼，真想对他说，倘使那时候来一条恶狼，把你老人家叼走拖走，叫你莫名其妙地失踪，恐怕整个北大都会轰动！如果你再留下点与豺狼或其它什么希奇古怪的玩意儿搏斗的痕迹，那会给我们提供多少想像的荒原，“成全”多少探密的作家！
这一次的意外免过，他还是难逃一“劫”。
那是在晚上。
晚上的月亮上来了，落在“海子”里，波光粼粼。
风不小，草原日间、夜间的温差很大，穿着薄衣，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水边，凉气逼人；坐下去默默静思，不久就有水下的虫儿、动物们低吟浅唱，仿佛参与着你的思想，心情便随着这派水光和鸣唱散开、融化，变作了空空茫茫。这时的你，是在和宇宙对语，心心相系！
这样的夜是格外有魅力的。
不久过来几个人，脚步声打破了空中的静谧。我看了看，天色太暗，认不出都有谁，仔细听声音，知道其中有钱理群。
他能来这里，大概也是听说“海子”边的月景难得，一定可以再拍几张“传世之作”。果不然，他一到水边就忙活开了，摆弄起相机。为了取个好景，他不断调试着，不知觉间就往前走了走，仍是不满意，再向前跨出去，谁料一脚踏进河中，陷了进去。身旁的人大叫着拉住他，他的鞋袜、裤管已湿透了！
这算是他想留下几件“传世之作”付出的小小代价——相对于社会所予的来说，这样的付出也许不值一谈。
临走时，钱先生在花草中间一匹马的身后站住，仔细端量着，想为那匹马照一张相。我们站在一边直笑，戏谑地说，钱理群正在那里“采（踩）花、拍马”！
十年前，我还在中学读书，精神上面临总崩溃，那时候唯一的“情人”就是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光，在彼岸照耀，帮助我艰难地维系处于风口中心飘摇不定的光点。我知道它极其脆弱，随时能被恶风扑破，但从不死心，对现实一个劲儿地说“不”。这声“不”早在70年前先生就已讲过了。
我很有知音之感，想找寻答案与方向，便搜集了所能见到的先生的一切文字，触类旁通地，连带着又看了许多研究他的专著。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便是钱先生的那部《心灵的探寻》。
还记得当我翻开扉页，骤然看见他的照片时，一下子就笑了，为他独特的面相而笑。
照片大约拍于30年前，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在贵州“流放”。背景或许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瀑布一落千丈，蔚为壮观。
那时，他三十多岁吧，额头铺展，站在潭水前侧身微笑，笑面如弥勒，到今天再看，他俨然就是一尊弥勒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如他的同辈们那样，前半生饱经沧桑，但别人所见的钱理群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不读他的著作根本想不到在他内心，还深深地埋伏着那许多与外表完全相反的东西。
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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