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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你要来采访，郭副团长跟我打了招呼。排练正忙，我也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就照你说的.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吧。
1959年，我刚满十二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工，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真的？”我叫出产，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简直高兴晕了。
事后才知道，组织上从我们学员班十二名女孩子中选了五名去中南海出任务，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那时讲阶级出身，要查几代；个人表现也要查，政治思想要求可靠。
我们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我没有便服，向老同志借了一件凡尔丁的夹克衣。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灯市口同梧夹道七号，据说过去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公馆。我们去中南海出任务的女文工团员一吃过晚饭就聚在院子里。六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
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大扇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有”春藕斋”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便得知，来这里跳舞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除过年过节，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
走进春藕斋的红门.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便是春藕斋舞厅。舞厅是打蜡地板地，四周墙壁很高，上半截是木头雕花的板墙，下半截用缎子围贴，中间隔嵌一圈红木棱。舞厅摆有六张大沙发和许多软垫靠背椅，椅套是米黄色卡其布。靠门有两个简易沙发，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王光美喜欢坐那里，江青也常朝那儿坐。
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平时空闲，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到了节日.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花瓷砖地，有个荷花池，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厅左侧还有一条尤廊相通。后来我发现，毛泽东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
我们几个女文工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轻松随便、新同志紧张新奇。七点刚过，团员们起一阵骚动。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步子迈得大而有力，根本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的风采。老同志迎上去，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德委员长及同来的康克清同志。
“小王，王学文同志。老同志介绍我。
“晤，小王。好，你好。”朱德朝我伸出手。我用两只手握住他的一只手。那只手很大，手背上已经出现一些老年斑。不过，他握力很大，抓枪似的，我差点叫喊疼。
乐曲响起来了，朱德委员长开始跳舞。
朱德跳舞也保持了军人的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人走队列一般。他不是跳一场换一个舞伴，付是走一圈就换一个舞伴。我们女团员们排成一队，他又步子大，一支曲子跳下来，能换十来次舞伴。
轮到我时，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而是陪总司令出操。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既不说话，也不左顾右盼。当我追随总司令拼命迈着大步时，眼前总像晃动着一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过年，朱德高兴了，忽然跳出错步，跳出了花样儿。于是我才明白，总司令很会跳舞，只是含而不露罢了。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朱德尤其是这样。戎马一生，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
以后接触多了，我发现朱德不但是名严格的军人，是一位宽厚大度德高望重的领袖，而且是一个有血有肉富于感情的普通人。
一次。跳舞中间休息。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这是充分体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在六十年代很时兴。表演者一句赶一句，每句配以钢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最伯对口中间打结。表演中。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对方说：“枪！她本该说：“战士的武装”她忘了，接不上词。为了不中断对口，便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也问一声：“枪！”对方见她忘了词，只好重喊一遍：“枪！她仍然没扭起词。只好又跟着喊一声：“枪！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枪！”重复了四五遍。重复得手脚发僵，头上冒汗，两眼发潮，别提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我忍俊不住，扑哧笑出声。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朱德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围的女团员都放声大笑。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索性捂住肚子格格地笑成一团。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在冬天，天气预报有大风雪。我听朱德的卫士说，总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跳舞休息时，我坐到朱德身边。我是军人，很少叫他朱委员长，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我说：“朱总司令，除了跳舞，您还作其他锻炼吗？“朱德说：“还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说：“哎呀，明天有文风雪，天气预报广播了。朱德说：“大风雪也得爬。不爬不行啊厂我问：“为啥不行了天气好了再爬嘛。朱德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有人对我搞专政，他叫爬就得爬。”我小声问：“谁呀？是主席吗？”朱德摇头，像怕事的孩子一样凑近我悄悄说：“医一一一生一一一”
1965年部队改军装，取消军衔，一律换成红领章红帽徽。改装后头一次去中南海出任务，领导叫我们全体穿上新军装，说：“叫咱们总司令看看。”
在春藕斋，康克清同志把我们拉到身边，亲切地抚摸我们的领章帽徽，显得很激动。她说：“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井冈山和延安。过去在延安我们都是穿这样的军装。红领章、红帽徽
朱德深情地望着我们.没说什么。可是我看到他的嘴唇在翕动，像是习惯他说着那两个字：好，很好。他那已经变稀疏的眉毛有点颤抖，眼睛深邃湿润。跳舞的乐曲响了，他没有动，他在沉思。文工团员们互相用眼色提醒着不要去惊动总司令，由他独个儿一直坐到舞曲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都说是毛泽东主要的，难辨真假。我抄了许多诗词，不好直接问毛泽东，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德委员长。朱德看过后，默默望住我，神情严肃。我小声问：“总司令，是主席写的吗？”朱德缓慢他说：“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诗词有些是唯心主义的。”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稍停片刻，又说：“社会复杂，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的。你们年轻，不要轻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
不久，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此后，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我也再没能见上他一面，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上。
在朱德委员长之后，第二十走进春藕斋舞厅的国家领导人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
见到共和国主席之前，首长和同志们谈到他，总是说少奇同志。这种称呼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走路脚步轻捷洒脱，眼里含着笑，嘴角漾着笑，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笑。真奇怪，从见到他第一眼.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连见到伟人时容易产生的那种肃然之感也没有，只是一味感到亲近。我竟无拘无束迎上去，落落大方地问候：“刘主席，您好。
“谢谢。你是新来的同志吧？”
“今天第一次来。小王，王学文。”老同志介绍。
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像浸在八月阳光照射下的海水中一般温暖柔和。接着；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王光美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不知怎么搞的，我心里忽悠一热，眼圈一下子湿了。我真想偎到她怀里。当我接受母亲爱抚时常有这种感觉。
此后，我曾多次和王光美接触。她生得端庄秀丽，性情温柔开朗。当她坐在靠门的一张简易沙发上，注目共和国主席跳舞时，总是带着静溢无言的微笑。当她走下舞场时，她又是那么热烈、萧洒、青春洋溢。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有次她参加“四情”回来，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等到毛泽东来。我看到她与毛泽东坐在大沙发上，汇报农村形势和工作情况。她讲话声音不高，显出沉稳干练。偶尔作个手势，毛泽东便跟着点点头。那次汇报时间不短，我们和乐队等着。毛泽东朝我们挥了一下手：“跳么，你们先跳么。”于是，乐队奏起了乐。而王光美同志仍在那里汇报
我的感觉，王光美同志很了解社会，熟悉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记得有一次她对我们几名女团员说：“你们年轻，社会经验少，要懂得爱护自己。社会上还存在坏人，要有警惕。有的坏小子故意买两张电影票，把一张再卖给不懂事的年轻姑娘。看电影的时候就趁机欺侮女孩子。”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眼她的宝贝女儿说悄悄话一样。
乐曲响起来了，少奇同志开始跳舞。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跳得真好，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花样，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没跳两步，我就发现少奇同志很会带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我身轻如燕，灵活自如，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开步向前，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时而表演特技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
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同志跳舞。可是，当我想再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他微笑着谢绝了。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相视一笑，便一起舞入场中。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少奇同志要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远不变。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当时我可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场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时，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我说：“刘主席，我们要走了。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志说：“这很好，应当多为战士。为群众演出。下去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卫生。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
我心里一阵阵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同志问：“你们去过云南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云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里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扇动着，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
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半年以后见啊，半年以后见。”
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半年我再也没有见到少奇同志。去年北京晚报征稿“难忘的一件事”我也写了一篇，就是写的同少奇同志最后一次跳舞。这次跳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泽东来了！
这个时候，朱德和刘少奇已经走了。除开节庆日，朱德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听说他是早睡早起，生活讲究规律性。少奇同志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处于一线，工作责任重，经常要等毛泽东来，以便请示汇报一些事情。毛泽东有夜间办公的习惯，经常是十点以后才从办公室散步到春藕斋，跳跳舞，休息一下脑筋，十二点左右离开舞厅继续去办公。
毛泽东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我痴痴地站着，忘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我眼里心里只剩了那个从记事起就熟悉了的形象。我想欢呼万岁，想跳跃，又像什么也没想，身体凝固了，周日的空气也凝固了。
“小王，毛主席来了。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完全像在梦中，忽而醒来，发现自己挤在了新来的女团员中向毛泽东鼓掌，可是很快又以为是在做梦。再醒来，发现自己已坐到了椅子上，别忘了，我才十六岁啊，极度的幸福和神秘感使我憎了，至今想起那一刻仍是朦胧缥缈。
开始跳舞了，我呆呆地望着毛泽东，目光一刻也不离开的那个神秘伟大的形象。一曲终了，毛泽东坐回沙发上。我还是呆呆地望着、眼睛不敢眨，怕一眨就会梦醒，就会看不到毛泽东。事后才知道，老同志曾提醒我不要老盯住毛泽东看，说那样不礼貌。可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就是一个劲地盯住看，我根本不知道泪水已经把我脸都洗湿了。
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泽东拿起毛巾擦汗，一侧脸，看见了我。毛泽东朝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不害怕，不紧张，仍然以为在梦里。我现在都想不起自己是怎么站到毛泽东面前的。我只记得一名老团员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小工，叫王学文。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我笑，声音悦耳他说：“当兵了，不能学文不学武。
乐曲又响起来。毛泽东起身跟我跳舞。他宽厚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时，我周身发热，确信这不是梦了。我真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跳舞也是迈大步，脚步像... -->>
知道你要来采访，郭副团长跟我打了招呼。排练正忙，我也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就照你说的.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吧。
1959年，我刚满十二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说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工，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真的？”我叫出产，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简直高兴晕了。
事后才知道，组织上从我们学员班十二名女孩子中选了五名去中南海出任务，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那时讲阶级出身，要查几代；个人表现也要查，政治思想要求可靠。
我们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我没有便服，向老同志借了一件凡尔丁的夹克衣。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灯市口同梧夹道七号，据说过去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公馆。我们去中南海出任务的女文工团员一吃过晚饭就聚在院子里。六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
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大扇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有”春藕斋”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便得知，来这里跳舞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除过年过节，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
走进春藕斋的红门.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便是春藕斋舞厅。舞厅是打蜡地板地，四周墙壁很高，上半截是木头雕花的板墙，下半截用缎子围贴，中间隔嵌一圈红木棱。舞厅摆有六张大沙发和许多软垫靠背椅，椅套是米黄色卡其布。靠门有两个简易沙发，来的次数多了，我发现王光美喜欢坐那里，江青也常朝那儿坐。
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平时空闲，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到了节日.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花瓷砖地，有个荷花池，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厅左侧还有一条尤廊相通。后来我发现，毛泽东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
我们几个女文工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轻松随便、新同志紧张新奇。七点刚过，团员们起一阵骚动。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步子迈得大而有力，根本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的风采。老同志迎上去，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德委员长及同来的康克清同志。
“小王，王学文同志。老同志介绍我。
“晤，小王。好，你好。”朱德朝我伸出手。我用两只手握住他的一只手。那只手很大，手背上已经出现一些老年斑。不过，他握力很大，抓枪似的，我差点叫喊疼。
乐曲响起来了，朱德委员长开始跳舞。
朱德跳舞也保持了军人的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人走队列一般。他不是跳一场换一个舞伴，付是走一圈就换一个舞伴。我们女团员们排成一队，他又步子大，一支曲子跳下来，能换十来次舞伴。
轮到我时，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而是陪总司令出操。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既不说话，也不左顾右盼。当我追随总司令拼命迈着大步时，眼前总像晃动着一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过年，朱德高兴了，忽然跳出错步，跳出了花样儿。于是我才明白，总司令很会跳舞，只是含而不露罢了。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朱德尤其是这样。戎马一生，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
以后接触多了，我发现朱德不但是名严格的军人，是一位宽厚大度德高望重的领袖，而且是一个有血有肉富于感情的普通人。
一次。跳舞中间休息。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这是充分体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在六十年代很时兴。表演者一句赶一句，每句配以钢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最伯对口中间打结。表演中。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对方说：“枪！她本该说：“战士的武装”她忘了，接不上词。为了不中断对口，便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也问一声：“枪！”对方见她忘了词，只好重喊一遍：“枪！她仍然没扭起词。只好又跟着喊一声：“枪！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枪！”重复了四五遍。重复得手脚发僵，头上冒汗，两眼发潮，别提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我忍俊不住，扑哧笑出声。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朱德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围的女团员都放声大笑。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索性捂住肚子格格地笑成一团。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在冬天，天气预报有大风雪。我听朱德的卫士说，总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跳舞休息时，我坐到朱德身边。我是军人，很少叫他朱委员长，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我说：“朱总司令，除了跳舞，您还作其他锻炼吗？“朱德说：“还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说：“哎呀，明天有文风雪，天气预报广播了。朱德说：“大风雪也得爬。不爬不行啊厂我问：“为啥不行了天气好了再爬嘛。朱德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有人对我搞专政，他叫爬就得爬。”我小声问：“谁呀？是主席吗？”朱德摇头，像怕事的孩子一样凑近我悄悄说：“医一一一生一一一”
1965年部队改军装，取消军衔，一律换成红领章红帽徽。改装后头一次去中南海出任务，领导叫我们全体穿上新军装，说：“叫咱们总司令看看。”
在春藕斋，康克清同志把我们拉到身边，亲切地抚摸我们的领章帽徽，显得很激动。她说：“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井冈山和延安。过去在延安我们都是穿这样的军装。红领章、红帽徽
朱德深情地望着我们.没说什么。可是我看到他的嘴唇在翕动，像是习惯他说着那两个字：好，很好。他那已经变稀疏的眉毛有点颤抖，眼睛深邃湿润。跳舞的乐曲响了，他没有动，他在沉思。文工团员们互相用眼色提醒着不要去惊动总司令，由他独个儿一直坐到舞曲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都说是毛泽东主要的，难辨真假。我抄了许多诗词，不好直接问毛泽东，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德委员长。朱德看过后，默默望住我，神情严肃。我小声问：“总司令，是主席写的吗？”朱德缓慢他说：“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诗词有些是唯心主义的。”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稍停片刻，又说：“社会复杂，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的。你们年轻，不要轻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
不久，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此后，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我也再没能见上他一面，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上。
在朱德委员长之后，第二十走进春藕斋舞厅的国家领导人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
见到共和国主席之前，首长和同志们谈到他，总是说少奇同志。这种称呼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走路脚步轻捷洒脱，眼里含着笑，嘴角漾着笑，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笑。真奇怪，从见到他第一眼.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连见到伟人时容易产生的那种肃然之感也没有，只是一味感到亲近。我竟无拘无束迎上去，落落大方地问候：“刘主席，您好。
“谢谢。你是新来的同志吧？”
“今天第一次来。小王，王学文。”老同志介绍。
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像浸在八月阳光照射下的海水中一般温暖柔和。接着；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王光美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不知怎么搞的，我心里忽悠一热，眼圈一下子湿了。我真想偎到她怀里。当我接受母亲爱抚时常有这种感觉。
此后，我曾多次和王光美接触。她生得端庄秀丽，性情温柔开朗。当她坐在靠门的一张简易沙发上，注目共和国主席跳舞时，总是带着静溢无言的微笑。当她走下舞场时，她又是那么热烈、萧洒、青春洋溢。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有次她参加“四情”回来，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等到毛泽东来。我看到她与毛泽东坐在大沙发上，汇报农村形势和工作情况。她讲话声音不高，显出沉稳干练。偶尔作个手势，毛泽东便跟着点点头。那次汇报时间不短，我们和乐队等着。毛泽东朝我们挥了一下手：“跳么，你们先跳么。”于是，乐队奏起了乐。而王光美同志仍在那里汇报
我的感觉，王光美同志很了解社会，熟悉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记得有一次她对我们几名女团员说：“你们年轻，社会经验少，要懂得爱护自己。社会上还存在坏人，要有警惕。有的坏小子故意买两张电影票，把一张再卖给不懂事的年轻姑娘。看电影的时候就趁机欺侮女孩子。”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眼她的宝贝女儿说悄悄话一样。
乐曲响起来了，少奇同志开始跳舞。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跳得真好，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花样，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没跳两步，我就发现少奇同志很会带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我身轻如燕，灵活自如，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开步向前，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时而表演特技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
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同志跳舞。可是，当我想再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他微笑着谢绝了。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相视一笑，便一起舞入场中。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少奇同志要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远不变。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当时我可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场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时，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我说：“刘主席，我们要走了。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志说：“这很好，应当多为战士。为群众演出。下去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卫生。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
我心里一阵阵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同志问：“你们去过云南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云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里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扇动着，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
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半年以后见啊，半年以后见。”
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半年我再也没有见到少奇同志。去年北京晚报征稿“难忘的一件事”我也写了一篇，就是写的同少奇同志最后一次跳舞。这次跳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泽东来了！
这个时候，朱德和刘少奇已经走了。除开节庆日，朱德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听说他是早睡早起，生活讲究规律性。少奇同志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处于一线，工作责任重，经常要等毛泽东来，以便请示汇报一些事情。毛泽东有夜间办公的习惯，经常是十点以后才从办公室散步到春藕斋，跳跳舞，休息一下脑筋，十二点左右离开舞厅继续去办公。
毛泽东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我痴痴地站着，忘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我眼里心里只剩了那个从记事起就熟悉了的形象。我想欢呼万岁，想跳跃，又像什么也没想，身体凝固了，周日的空气也凝固了。
“小王，毛主席来了。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完全像在梦中，忽而醒来，发现自己挤在了新来的女团员中向毛泽东鼓掌，可是很快又以为是在做梦。再醒来，发现自己已坐到了椅子上，别忘了，我才十六岁啊，极度的幸福和神秘感使我憎了，至今想起那一刻仍是朦胧缥缈。
开始跳舞了，我呆呆地望着毛泽东，目光一刻也不离开的那个神秘伟大的形象。一曲终了，毛泽东坐回沙发上。我还是呆呆地望着、眼睛不敢眨，怕一眨就会梦醒，就会看不到毛泽东。事后才知道，老同志曾提醒我不要老盯住毛泽东看，说那样不礼貌。可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就是一个劲地盯住看，我根本不知道泪水已经把我脸都洗湿了。
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泽东拿起毛巾擦汗，一侧脸，看见了我。毛泽东朝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不害怕，不紧张，仍然以为在梦里。我现在都想不起自己是怎么站到毛泽东面前的。我只记得一名老团员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小工，叫王学文。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我笑，声音悦耳他说：“当兵了，不能学文不学武。
乐曲又响起来。毛泽东起身跟我跳舞。他宽厚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时，我周身发热，确信这不是梦了。我真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跳舞也是迈大步，脚步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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