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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着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楚辞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是思考还是人睡了？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而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嘀咕：“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大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很有一没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下列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二十四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王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钠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钠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钠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波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十二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挥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尸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日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人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
先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二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
“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下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
“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人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
“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
“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增在左手心里写字。
“是的。我点头。
“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
“十六了。”
“你是哪里人？”
“大连。”
“那么你是见过海哩？
“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
“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
“高兴。”
“可是你才十六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
“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
“还有个妹妹在大连。
“你上过学吗？”
“上过四年。
“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
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
毛泽东生活无规律，或者说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没规律，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人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
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规律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上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
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第一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
“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住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
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去，但我怎么好说“行，那我就上学去吧”？说不出口啊。我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于是毛泽东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紧我，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良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年底，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这个决心能下，同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不无关系。
毛泽东外出，行李由我们准备。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都睡木板床，用自己的被褥。他的被褥是一色白漂布，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日的，就是如今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补丁的毛巾被。麦乔皮白漂布的枕头，冬天铺枕中夏天铺枕席或报纸。两件柞蚕丝的睡衣，多少年来就是那么两件睡衣。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洗衣服的事情也是由我们卫士做。他有一双大头棕色皮鞋，一双圆日黑布鞋。有两条毛巾，分工不明确，擦脸擦澡擦脚随便用。要带点烟和茶。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带的牙具中，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他从不使用香皂，只偶尔用用肥皂。行李中最有分量最重要最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
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辞海、词典、楚辞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
“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这样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
书报装箱后，放吉普车上先走。提前两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
糟糕的是我识字不多，看书更少，尤其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摆弄两个书箱便格外吃力。虽有老卫士不断提醒，仍忙得头晕汗出。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那些书报装箱时我厦下不了手。偏偏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那书名我闻所未闻，连问两遍仍不清楚，便不敢再问第三遍，悄悄向老卫士们求援。结果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
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
我说：“十个月了。”
“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
“能听懂。”
“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着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文化，一同去的还有张仙鹏。上速成中学。临走，毛泽东为我和张仙鹏写了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
“听你讲的，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非常激动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的。”我吸两口烟，斟酌词句“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
李连成眨眨眼，轻轻摇头：“不能这么笼统说，这样会生出误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细致地谈。
“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
李连成点头：“是这样。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都是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至今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仍忍不住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七个月不吃肉，二十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厦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
“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
“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我学习结束后，1952年重回中南海，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少奇同志住中南海西楼，我跟随他三年多，印象中，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话不多，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坐住！他和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为了让他少吸烟，光美同志给他买些瓜籽和硬糖帮他磨嘴。可是不行，糖也吃了，烟也没少抽。你想想么，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那全是问题，要一件一件处理，就那么一坐一天，能不吸烟吗？在生活上，少奇同志也是俭朴得很.甚至我给许多人讲了他们都不信！”李连成吸口气，显出愤慨，咬着牙诅咒一声“有些家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之腹，妈的，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了。”他喝口茶水，平息一下那股心火，继续讲“少奇同志没有什么稿费，只有工资。光美同志的工资又低，他们有九个孩子，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生活支出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在一起吃饭，早晨连牛奶也轻易不喝。就是稀粥咸菜。中午两个菜，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认真收起剩菜，晚饭热一热再吃。孩子们都是吃机关或学校食堂，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穿为止。“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一些坏蛋和愚昧的青年们斗争王光美同志，我在心里流泪。他们懂个屁吁！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那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她身边工作几年，我还不知道？她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突出的，整年一身蓝布褂子，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曾打扮。她出门上街，去王府井商店，全是骑自行车。为了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不得不打扮一下时也是想了又想，她难哪！就这样，江青还借机打击陷害她，那些受愚弄的红卫兵也跟着胡造反。我相信，绝大多数红卫兵今天再回想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会痛悔不及的。”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想了想，试探着问：“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
“他们都是伟大的。”李连成先用肯定的语气说。而后略一沉吟，放慢声调，”当然，人和人不可能都一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毛泽东热情。幽默。激烈，他的不宁静、容易冲动是显而易见的。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着迷。比较起来，少奇同志较宁静，注意规矩和条理，一举一动都更稳重，更富有修养。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像位慈祥的长者，很关心，但不乱开玩笑。更不曾发过脾气。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他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很厉害的。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美满，他和光美同志感情非常深，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光美同志照顾，我们卫士很轻松，没有多少事需要紧张劳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生活不够和谐。这主要是因为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常有争吵，毛泽东的生活全由我们卫士照顾，不让江青多管。这样一来，卫士们便计四小时不离身边。少奇同志是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这种特殊的规律也常常打破，有时几天几夜不睡，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
“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
“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
“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
“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 -->>
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着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楚辞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是思考还是人睡了？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而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嘀咕：“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大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很有一没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下列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二十四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王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钠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钠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钠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波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十二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挥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尸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日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人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
先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二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
“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下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
“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人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
“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
“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增在左手心里写字。
“是的。我点头。
“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
“十六了。”
“你是哪里人？”
“大连。”
“那么你是见过海哩？
“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
“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
“高兴。”
“可是你才十六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
“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
“还有个妹妹在大连。
“你上过学吗？”
“上过四年。
“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
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
毛泽东生活无规律，或者说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没规律，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人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
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规律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上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
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第一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
“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住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
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去，但我怎么好说“行，那我就上学去吧”？说不出口啊。我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于是毛泽东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紧我，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良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年底，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这个决心能下，同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不无关系。
毛泽东外出，行李由我们准备。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都睡木板床，用自己的被褥。他的被褥是一色白漂布，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日的，就是如今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补丁的毛巾被。麦乔皮白漂布的枕头，冬天铺枕中夏天铺枕席或报纸。两件柞蚕丝的睡衣，多少年来就是那么两件睡衣。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洗衣服的事情也是由我们卫士做。他有一双大头棕色皮鞋，一双圆日黑布鞋。有两条毛巾，分工不明确，擦脸擦澡擦脚随便用。要带点烟和茶。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带的牙具中，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他从不使用香皂，只偶尔用用肥皂。行李中最有分量最重要最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
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辞海、词典、楚辞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
“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这样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
书报装箱后，放吉普车上先走。提前两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
糟糕的是我识字不多，看书更少，尤其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摆弄两个书箱便格外吃力。虽有老卫士不断提醒，仍忙得头晕汗出。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那些书报装箱时我厦下不了手。偏偏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那书名我闻所未闻，连问两遍仍不清楚，便不敢再问第三遍，悄悄向老卫士们求援。结果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
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
我说：“十个月了。”
“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
“能听懂。”
“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着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文化，一同去的还有张仙鹏。上速成中学。临走，毛泽东为我和张仙鹏写了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
“听你讲的，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非常激动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的。”我吸两口烟，斟酌词句“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
李连成眨眨眼，轻轻摇头：“不能这么笼统说，这样会生出误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细致地谈。
“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
李连成点头：“是这样。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都是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至今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仍忍不住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七个月不吃肉，二十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厦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
“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
“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我学习结束后，1952年重回中南海，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少奇同志住中南海西楼，我跟随他三年多，印象中，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话不多，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坐住！他和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为了让他少吸烟，光美同志给他买些瓜籽和硬糖帮他磨嘴。可是不行，糖也吃了，烟也没少抽。你想想么，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那全是问题，要一件一件处理，就那么一坐一天，能不吸烟吗？在生活上，少奇同志也是俭朴得很.甚至我给许多人讲了他们都不信！”李连成吸口气，显出愤慨，咬着牙诅咒一声“有些家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之腹，妈的，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了。”他喝口茶水，平息一下那股心火，继续讲“少奇同志没有什么稿费，只有工资。光美同志的工资又低，他们有九个孩子，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生活支出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在一起吃饭，早晨连牛奶也轻易不喝。就是稀粥咸菜。中午两个菜，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认真收起剩菜，晚饭热一热再吃。孩子们都是吃机关或学校食堂，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穿为止。“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一些坏蛋和愚昧的青年们斗争王光美同志，我在心里流泪。他们懂个屁吁！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那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她身边工作几年，我还不知道？她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突出的，整年一身蓝布褂子，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曾打扮。她出门上街，去王府井商店，全是骑自行车。为了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不得不打扮一下时也是想了又想，她难哪！就这样，江青还借机打击陷害她，那些受愚弄的红卫兵也跟着胡造反。我相信，绝大多数红卫兵今天再回想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会痛悔不及的。”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想了想，试探着问：“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
“他们都是伟大的。”李连成先用肯定的语气说。而后略一沉吟，放慢声调，”当然，人和人不可能都一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毛泽东热情。幽默。激烈，他的不宁静、容易冲动是显而易见的。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着迷。比较起来，少奇同志较宁静，注意规矩和条理，一举一动都更稳重，更富有修养。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像位慈祥的长者，很关心，但不乱开玩笑。更不曾发过脾气。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他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很厉害的。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美满，他和光美同志感情非常深，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光美同志照顾，我们卫士很轻松，没有多少事需要紧张劳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生活不够和谐。这主要是因为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常有争吵，毛泽东的生活全由我们卫士照顾，不让江青多管。这样一来，卫士们便计四小时不离身边。少奇同志是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这种特殊的规律也常常打破，有时几天几夜不睡，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
“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
“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
“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
“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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