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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统一战线,我们就不会再难为你。
李银桥暗暗捅我一下。我知道不能再拖了。便轻咳两声,平静一下情绪,开始唱。那是一支河北农村小调:
月牙渐渐高,风吹杨柳梢。
蒋介石坐台湾,一阵好心焦。
嗯嗳哎嗨哟,一阵好心焦。
(白)心焦什么呀?
提起我心焦。心焦又肉跳。
那不是共产党要把我打倒。
嗯暧哎嗨哟,要把我打倒
我一边唱,一边悄悄观察毛泽东。他显然太疲劳了。在我开始唱时,他虽做出认真听的样子,却是慵懒地靠在坐椅上,全身松弛,眼皮也有些耷拉,淡漠的目光凝视着桌上的某一点。这种农村小调无需高声,反而是轻婉中出情味。我咬清每一个字,将婉转的韵味用鼻音渲染得更加浓郁。歌声在车厢里回荡,与车轮敲击钢轨韵节奏渐渐融合,一体天成。我看到毛泽东的眼皮一点一点掀起,头也慢慢地,慢慢地抬高,身体离了靠椅,终于将一只手在桌上轻拍,拍在轻婉的歌曲和车轮转动的节奏上。“我受到鼓舞,歌声唱得更加回环转折,幽默风趣:
(白)你不会打吗?
提起把仗打,打仗好伤心,
枪一响我的兵就投降把枪扔。
嗯嗳哎嗨哟,投降把枪扔。
(白)你不会再抓兵吗?
提起我抓兵,抓得好干净。
和尚老道都让我抓呀抓干净。
嗯嗳哎嗨哟,嗯嗳哎嗨哟
毛泽东敲击节拍中,脸上渐渐浮起一层浅笑。唱到抓兵一节,我上边用鼻音嗯暖哎嗨哟,一边表演了无可奈何的泄气样儿。于是,毛泽东忍不住笑出声。卫士们也都跟着笑,越笑越响亮。我的歌声已是越唱越低,越低越细,余韵缥缈。毛泽东和卫士们的笑声却节节高起;终于发出一阵热烈的叫好声。
“好,小姚,唱得好!”毛泽东笑得好开心,说道:“再唱一支,再表演一段。
这支歌,我多次为毛泽东演唱,他很喜欢。那天唱罢,我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回到小会议室,便与大家打扑克。半小时后。值正班的卫士出来取开水,我问:“怎么,主席还没睡?卫士诅丧地叹口气:“主席又写起来了。他说听你唱完这支歌,他已经休息好了。”
大家面面相觑,会议室里一阵静默
出车回来不久,上级调我回铁路防疫站工作。毛泽东乘车时发现我不在了,便问李凤荣:“小姚病了吗?”李凤荣说:“她调走了,回防疫站工作去了。”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你回去代我向小姚问好。
再出车时,毛泽东给我写了封短信,祝我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李凤荣说:“我们有纪律,不能带字下车。”毛泽东想了想,说:“算了,那就烧了吧。
不久,毛泽东对专运处王副处长说:“小姚在我这里工作多年,熟悉了。还是叫她回这里工作吧。
这样,我很快又回到了专列上,继续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那天上班,我被叫到铁道部运输总局副局长兼专运处处长张幸屏办公室。进门厦见到叶子龙,心里立刻明白七八分。叶子龙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首先要经他同意。
“是这样,组织上决定仍调你回专运处工作。”张孝屏同志说:“离开是工作需要,回来也是工作需要。到车上还要像从前一样搞好工作,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
叶子龙个子不高,有些秃顶。他讲话声音洪亮,很有男子气:“就这样定了。主席正在上海开会,你坐火车去上海,马上上班。”
当天我便乘普通客车赶往上海,回到毛泽东的专列上,这是1959年,毛泽东的专列已经换成德国进口车。他乘这列车驶遍中国大地,直到逝世。
还是同以往一样,毛泽东一登车,专列便驶动了。
“主席!刚看到毛泽东身影,我便跑过去。说来我离开专列才几个月,可是感觉上就像几年十几年似的。我毫无拘束,像久别的女儿见到父亲一般。那时的心情确实是这样。真诚亲切。毛泽东一把握住我的手:“你又回来了。听说你回来我很高兴。身体好吗?”
“好。”我用力点点头,眼睛有点湿润。
“在外面搞什么工作了?”
“在防疫站上班,职工们有些小病小灾的都是我们治疗。
“好,那好。多接触接触工人同志好。”毛泽东频频点头,指指我和李凤荣:“为了欢迎你,晚饭请你们两位到我这里一块吃。
晚饭仍然是掺了芋头的红糙米。两盘炒菜,两个小碟:红辣椒和酱豆腐。但是,我吃得非常香。毛泽东也吃得很香,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我还没吃完半碗饭他已经把碗里的米粒一个不剩地拨拉干净。
熟悉的工作,熟悉的乘客,熟悉的旅途生活。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情绪很高。毛泽东工作之余,又让我唱了一次那支河北小调。因为沿途毛泽东有观察的习惯,睡觉时专列又要停驶,直到第三天才接近天津。
我无须人招呼,已经能主动独立地帮毛泽东调整房间温度。搞点小服务什么的。毛泽东从书桌后坐直身,望住我问:“快到你家了吧?”
我朝窗外望望,说:“再过半小时就能到天津。
毛泽东兴致勃勃立起身,活动一下两臂和腰肢,踱入客厅。一边问:“你是天津人。天津有什么特产?”
“大麻花。
“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了狗不理?
“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一定很精呗,谁不吃他的包子他就骂了谁呀。”我猜测着说。
“那么我们还是不要找挨骂。”毛泽东呵呵笑着,目光扫过卫士们“今天小姚请客,大家吃狗不理包子!”
卫士们哄起来:“好啊,小姚请客?”
“愿意不愿意请呀?”毛泽东笑着问我。
“请就请。我也笑。”
“我们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划,意思包括了所有车上人。“谁叫你是天津人呢。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工资不多么,请一次客还是够的。”我说。
“好,今天小姚请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便也认真了,红着脸就要掏钱。可是毛泽东拦住了,对张管理员说:“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
我仍然虚张声势要掏钱,但心里有数,主席是决不会让我掏腰包的。
车到天津,果然上了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交了。”张管理员出示发票请毛泽东过目。
“那好,大家统统去餐车。”
在餐车坐好,可以闻到浓郁的包子香味。毛泽东用筷子指指我:“今天是小姚请客。”接着又诙谐地点一下头:“我掏饯。”
同志们哄然大笑。毛泽东带头咬口包子,说:“狗不理啊,快吃,不吃就挨骂。”
笑声中,同志们的筷子争抢着伸向盘子。
很快,到了年底。毛泽东这一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渡过的。毛泽东反对过生日.但是卫士长有办法。就是敲竹杠的办法。他说:“主席,今天是您生日。大家辛辛苦苦跟您干了一年,您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休息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谈话都是很随便的,开玩笑不必担心出格。毛泽东这时总是宽厚地一笑,说:“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
于是,卫士长便笑哈哈地跑回来,吩咐厨师用面做了一个大寿桃。吃饭时,摆在餐桌中央。那次还准备了不少酒。卫士长首先举杯说:“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毛泽东微笑举杯,说:“一年了,同志们工作辛苦,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杯子都伸出去,同志们逐一同毛泽东碰了杯。卫士长很少表现出这么高兴,豪放地将杯一倾,满杯白酒便一下子倒进嘴,咕咚一声吞下。将空杯子向卫士们示意:“干!会喝不会喝,这一杯一定要干!
卫士们像听到命令,轮流举杯,一饮而尽。我也喝掉了杯中的葡萄酒。
毛泽东不能喝酒,喝一口脸就红得发紫。他将杯子在嘴唇上沾一沾,那紫红的葡萄酒浆几乎没见少,便想放杯。我说:“不行,主席这一杯应该干掉。”
毛泽东带着歉意的微笑,说:“这样吧,咱们定个协议。白酒辣也辣不过辣椒。你们喝酒我吃辣子。
我说:“酒和辣椒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朝我俯身小声说:“多吃辣子能成事,喝酒多了可是会误事。这话大家也听到了。他便直起身大声说:“今天可以多喝,误了事不怪罪。
于是,毛泽东没少吃辣椒,同志们没少喝白酒。卫士长喝醉了,摇晃着,笑着,张大嘴巴呕吐。后来又抱起痰盂吐。吐完又呵呵笑,笑过了又吐。毛泽东毫不怪罪,和大家一道张罗着给他递茶水和毛巾。卫士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办起事来一丝不苟,原则性极强。我们相处那么久。毛泽东每次外出的路线和地点他从没对我露过一个字。他和毛泽东私人感情特别深。他离开毛泽东到外地工作时,毛泽东曾抱着他,哭出了声。
十几年接触中,卫士长李银桥只醉过这么一次。
专列上的旅途生活并不总是笑声,有时也会闹矛盾。
那时,我年轻。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也都年轻。年轻人碰到一起,可以热烈也可能激烈,发生几次矛盾实在不足为怪。
大概是1960年冬,毛泽东的专列由南方回来。那次出车,李银桥不在。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了解情况,封耀松等卫士也没跟车。我熟悉的卫士有张仙鹏和田云玉。
张仙鹏取代了卫士长的角色,尽职尽责,里外上下地忙,将我指挥得团团转。
“小姚,屋里温度高了。”张仙鹏招呼我。
“根本不高,你看看温度表。”我当时正忙着什么事,随口答应。
“你啥时候看的温度?告你高了就是高了。”
“这是德国车,密封好。”我还是没动。
“密封好温度才会高,主席工作紧张会感觉热。
“也不知是主席热还是你热的。”我小声嘀咕着,有些不耐烦地调了一下温度。
可是,工夫不大张仙鹏又来了,皱着眉头说:“小姚,怎么搞的?温度又太低了。”
我真有些不高兴了,便大声说:“不低。德国车密封好,保温好。”
“你看看温度计。
“不用看,低不了。”
张仙鹏也不高兴了,声音高起来:“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低了低了你就是不听?”
“不可能低!我说着走出门.来到走廊。
“主席感冒了你负责!”
我立刻火了。毛泽东要是真感冒了,他把这话反映到我们领导那里我可受不了。也许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老人家又很喜欢我照顾他、久而久之便养得有些任性。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喊起来:“得了得了,你了不起,你说了算还不行?下次别喊毛泽东万岁了,就喊你张卫士万岁吧!行了吧?”
不料,这话被毛泽东听到了。我进去调温度时,他放下手中的报纸问:“小姚,怎么发火了?是不是我身边的人给你找麻烦了?
我慌了,矢口否认:“没有,没有啊。”
毛泽东微笑着,声音很和蔼:“我听到了,你在走廊里喊声音挺大”
我吓了一跳。我都说了些啥呀?全中国只喊毛主席万岁,还没喊过第二个人万岁呢,我却喊了张卫士万岁。我尴尬地解释:“闹着玩呢。我们是开玩笑呢。
毛泽东始终微笑着,始终态度和蔼,其中也不乏认真:“如果他们打我的旗号给你们找麻烦,你就批评他们,不要讲情面。
“没有,真没有,我们是开玩笑。”我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边摇头一边后退,就这么溜出了毛泽东的房间。来到走廊,我喘口气,发现张仙鹏也紧张地喘气。我看他,他看我,静了片刻。部长吁一声,笑了。如释重负。
也有把矛盾闹到毛泽东那里的时候。
田云玉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毛泽东和江青都很喜欢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毛背心还是江青为他买来毛线织的。不少工作人员私下说:“小田在主席和江青那里都很吃得开。有了这种优势,他免不了说话办事添几分傲气,动作也大,声音也高。
有次停车,我去开门。他跟在后边催:“快点快点,动作麻利些。
那天毛泽东并没打算下车,我身后只有田云玉一个人。见他口气那么大,我就故意治治他,偏不快开,慢腾腾懒洋洋,看他怎么办?
“怎么搞的?门也不会开了?”田云王果然急了。
“你会开?我回头白他一眼
“我叫你开门!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就开不快,我就是这样!”
“你、你”他大概没受过这种气,脸涨得通红。
“就是我,怎么样?”我示威地扬起头,耸起一只肩膀,斜挺胸脯。
他气得发抖,指着我:“你、你不就是个列车员吗?”
“列车员怎么了?”我瞪住他问“我还入党了,你还没入党呢!”
小田被戳到痛处,喊起来:“你有什么了不起?小小的列车员”
我截住他话头也喊起来:“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主席身边算最近的。人了。可你到现在还不是个党员。告诉你,做人还得靠自己!”
田云玉脸红了白,白了红。他被伤了自尊心,气得破口大骂。这一骂,我就处了下风。我可骂不出那种话来。姑娘遇了小伙子,吵架可以,骂架准吃亏,打架就更不行了。我剩下的本事就是哭,哭得好伤心。你跟主席近,我跟主席也不远。我憋了一口气,便去告御状。
果然,一告就准。毛泽东和江青都狠狠批评了田云玉。江青指着田云玉:“跟谁学那么凶?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毛泽东皱着眉头说:“你去向小姚作自我批评,要当面道歉。什么时候她原谅你了,你的自我批评才算完成。”
田云玉像打了败仗的将军来找我。他还不好意思呢,垂着头,想赌气又不敢,一步一步磨蹭着走到我面前。其实,告过御状我便开始后悔。后悔不该一时冲动力这点小事惊动毛泽东,后悔不该和小田闹这么僵。毕竟我们相处时间不短,他又是个聪明伶俐勤快英俊的小伙儿。看到他委屈的样子,我的心早软了。
“对,对不起。我,我是着急了。”他吞吞吐吐说。真难为他放下面子主动认错。
“我也对不起你。我马上接过话来认错,很怕再让他丢面子。我的自我批评比他还多点实际内容:“我不该说话刺儿你。伤害你的自尊心。”
他有些难为情他说:“刺激刺激好。
我低下头小声问:“小田,你不怪我吧?
他真诚地望着我说:“不怪。
正是不打不相识。此后,我们相处得很好,成了知心朋友。彼此生活上的事也都互相告诉,互相商量,互相帮助。这种亲密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
专列唱着它那首单调的永无休止的进行曲,偶尔钻山洞或过桥梁,声音才起一些变化。这又是一次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途旅行。
黄昏来临了。火红的晚霞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远山弥漫着一片柔和的雾气,林木在田野里投映下长长的影子。农夫戴了斗笠懒洋洋走在田埂上,两手背在身后,手里的绳子牵着慢条斯理的水牛这个景色太美了,主席看见了没有?
走进客厅,毛泽东正舒臂伸腿坐在沙发中,卫士长和卫士们或立或坐环绕周围。一看架势就是聊天。
毛泽东喜欢聊天,就像他喜欢同学者专家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或哲学问题一样。他说聊天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同时也是学习的机会。他同卫士们聊天,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什么都能谈到,个人可以畅所欲言。
我不敢贸然打断毛泽东的聊天,先扯扯封耀松:“小封,多美的景啊。别在这儿穷聊了,看看去吧。”
封耀松朝窗外漫不经心地瞟一眼,毫无所动,便转回头。他这是怎么了?我想起这段时间他和田云玉情绪都不好,值班时间也是没精打采。又想起田云玉对我诉说他的对象如何如何,要跟他吹。莫不是这两个漂亮小伙儿在爱情问题上都遇上了挫折?
“小姚,”毛泽东忽然叫我。我忙答应一声。他说:“你搞对象搞得怎么样了?”
我脸稍稍有些热。不过,这早已不是秘密。便爽快回答:“挺好的。
“没有闹矛盾吧。”
“没有。”
“你看,我这两个卫士搞对象,搞来搞去都搞吹了。”毛泽东指指田云玉和封耀松。小田小封红着脸低头,眼皮一掀一掀地朝主席望,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听家长骂没出息。
“小田,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四十多元钱,怎么能养活得起那些活蹦乱跳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么。”.田云玉带者难为情的苦笑,身子一晃一晃,脚底下意识搓着地毯。
“还有你,小封,你们应该找工人,这才能搞好。否则,将来会吃苦头的。”
封耀松嘟着嘴点头,一副沉思远虑总结经验教训的样子。我差点扑哧笑出声。他们还很年轻,又很英俊,找对象当然不会成问题,大可不必同情或担心。他们是有点毛糙,都是跟随毛泽东参加舞会,跳舞跳上的对象,毛泽东的旗号往前面一亮:“我跟毛主席形影不离。”“我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有这句话,一谈就成。以后熟悉了,耀眼的光环一消逝,便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了。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得食人间烟火呀,一个月才四十多元?不行,很快便吹了。
毛泽东明察于此,实实在在说:“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小田小封已经吃了苦头。他们俩吸取教训,别人也要吸取教训。现在我们的国家,我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毛泽东这番话留给我印象很深,受到许多启发。后来我离开主席到新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历史。毛泽东逝世后,专运处同志叫我去瞻仰主席遗容,我的许多领导还惊讶:怎么,姚淑贤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我们还不知道呢!
不久,我结婚了。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向我祝贺。我说:“我是自己谈的,没有打主席的旗号。”毛泽东说:“这就好,这也是实事求是。你们将来一定会幸福,白头到老。他还让我带丈夫来见他。
那时。我出车频繁,丈夫在石家庄医学院上学,很难团聚。逢丈夫放寒暑假,本是团聚的机会,偏偏这时又是我最忙的时候。暑期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寒假时又去南方开会。专列紧张,除保证毛泽东外,临时调用接送其他首长的任务也很多。记得结婚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和丈夫几乎一天没有团聚。
有一次,毛泽东去河南参观人民公社。专列快到石家庄了,毛泽东忽然叫我去。他说:“你们很忙,夫妻团聚不了。这次是个机会,回去看看爱人,团聚一下吧。
我说:“役事,我们机会很多,我还有工作”
“机会不多么。”毛泽东屈指一算“我心里有数,你们快半年没团聚了。年轻夫妻,我懂。要聚一聚,不然我心里不安。
我心里一阵阵热,差点掉出泪来。毛泽东是很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想得这么多这么细啊!我在石家庄下车,与爱人匆匆一聚,又赶回专列。毛泽东越是关心我们。我搞好工作的愿望就越强烈。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临时接受任务去广州接周恩来同志回北京。过去,我曾多次参加接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是熟悉的。
专列有两节高级软包,一节是毛泽东住,一节是江青住。现在,周恩来住在毛泽东的软包中,邓颖超住在江青使用的软包中。我先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志。
我们习惯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她温柔雅静又很干练。她政治性强,又从不让这种政治性损伤她的妇女气质。这一点与江青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江青有时很热烈,有时又很冷峻。情绪不定。那种不安定的躁动时时可以感受到。当她想表现女性的温柔细腻时,总结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
邓大姐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就在我手背上轻抚,始终望着我,并不左顾右盼。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像一股缓缓流淌的细水:“小姚,听口音你是天津人吧?”
“是天津人。”我点点头。
“你在天津哪个学校学习?”
“在省立附小上过小学。”
“那咱们还可以算校友呢。我在天津省立师范读过书。你对天津熟悉吗?
“熟悉。我家就住天津河北区宙纬路。
“噢,知道。我们也在那里呆过
邓大姐同我就这样随随便便拉家常。告别时,她重新握住我的手,说:“在火车上工作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注意卫生,要注意休息。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又去看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性格各有特色。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朴实幽默,谈吐随便,言简意赅,思想特别活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文雅温和,坚定机智。眼睛特别明亮有神,说话时给人一种春风入怀的温馨感他心细,很注意礼貌,对邓颖超同志很尊重。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你看见你大姐没有?我说:“看见了,我刚从她那里出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他的谈话总是围绕着毛泽东转。询问毛泽东在火车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反复嘱托我搞好服务工作。保证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懂感情的。下车前,他说:“你们列车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常年在外,家庭生活少。少了就更要珍惜。要多体谅关心对方。夫妻到了一起,不要光是柴米油盐,精神生活也要丰富。比如一起逛逛公园,一道看看戏,这样感情会更深。
我与爱人在天津相聚时,便一道去看了场戏。表演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爱情悲剧。我和爱人含泪看完戏,回来路上彼此靠得紧紧的,都觉得应该加倍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情感。
回到专列上,晚饭时我把这出戏讲给毛泽东听。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于是,我的情绪也高起来。既然主席爱听,我就讲得很仔细,还夹带了不少议论。讲完了,毛泽东忽然问:“这戏的名字叫什么?”
“风头杈”我估计他没看过,还提建议说:“主席应该看看,很不错的。”
“凤头衩?毛泽东望住我。
我犹豫了,没把握地:“是凤头衩还是衩头凤来着?哎呀,我记不清了。”毛泽东笑了:“是衩头凤。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衩头凤,红酥手。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琬,也是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语里有记载”
我听着毛泽东讲述,既惊诧他知识的渊博,又惶愧自己是班门弄斧。我连衩头凤都没记清,就唠唠叨叨了一顿饭的工夫。而毛泽东居然有耐心一直听我讲完!
1965年,我随专列送毛泽东去广州。
车快到站了,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见毛泽东。我怀孕了。女同志一有了孩子便不适合在专列上工作。因为有了负担,需要照顾家,不能长期在外值班。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熟悉了,他只掀起眼皮瞟我一眼,便继续在文件上写着什么,一边随口问道:“有什么事吗?”
“主席,我我下次可能不来了。”
“嗯?”毛泽东一怔,放下笔。望住我:“为什么?”
我脸红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我可能要休产假了。”我低下头小声说。
毛泽东注视我片刻,笑了。说:“那是大喜呀。事先也不知道。没准备什么东西送你”他沉吟片刻。他完全明白我有了孩子就不可能再回专列上工作。我心里有个愿望,不好意思说。我只盼望毛泽东能主动想到。我跟随他十几年,他应该想到的
毛泽东离开办公桌,踱了几步,重新望住我:“小姚,那么我们合个影吧。”
我眼里立刻涌起一层泪花。这正是我最大的愿望啊!
毛泽东叫来侯波同志,请她为我们合了一张影。这张照片从此便永远伴随着我。
毛泽东下车了,我随专列返回北京;从此,我调离专运处。再也不曾见到毛泽东。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十几年连同分别时的那张合影照片,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入了统一战线,我们就不会再难为你。
李银桥暗暗捅我一下。我知道不能再拖了。便轻咳两声,平静一下情绪,开始唱。那是一支河北农村小调:
月牙渐渐高,风吹杨柳梢。
蒋介石坐台湾,一阵好心焦。
嗯嗳哎嗨哟,一阵好心焦。
(白)心焦什么呀?
提起我心焦。心焦又肉跳。
那不是共产党要把我打倒。
嗯暧哎嗨哟,要把我打倒
我一边唱,一边悄悄观察毛泽东。他显然太疲劳了。在我开始唱时,他虽做出认真听的样子,却是慵懒地靠在坐椅上,全身松弛,眼皮也有些耷拉,淡漠的目光凝视着桌上的某一点。这种农村小调无需高声,反而是轻婉中出情味。我咬清每一个字,将婉转的韵味用鼻音渲染得更加浓郁。歌声在车厢里回荡,与车轮敲击钢轨韵节奏渐渐融合,一体天成。我看到毛泽东的眼皮一点一点掀起,头也慢慢地,慢慢地抬高,身体离了靠椅,终于将一只手在桌上轻拍,拍在轻婉的歌曲和车轮转动的节奏上。“我受到鼓舞,歌声唱得更加回环转折,幽默风趣:
(白)你不会打吗?
提起把仗打,打仗好伤心,
枪一响我的兵就投降把枪扔。
嗯嗳哎嗨哟,投降把枪扔。
(白)你不会再抓兵吗?
提起我抓兵,抓得好干净。
和尚老道都让我抓呀抓干净。
嗯嗳哎嗨哟,嗯嗳哎嗨哟
毛泽东敲击节拍中,脸上渐渐浮起一层浅笑。唱到抓兵一节,我上边用鼻音嗯暖哎嗨哟,一边表演了无可奈何的泄气样儿。于是,毛泽东忍不住笑出声。卫士们也都跟着笑,越笑越响亮。我的歌声已是越唱越低,越低越细,余韵缥缈。毛泽东和卫士们的笑声却节节高起;终于发出一阵热烈的叫好声。
“好,小姚,唱得好!”毛泽东笑得好开心,说道:“再唱一支,再表演一段。
这支歌,我多次为毛泽东演唱,他很喜欢。那天唱罢,我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回到小会议室,便与大家打扑克。半小时后。值正班的卫士出来取开水,我问:“怎么,主席还没睡?卫士诅丧地叹口气:“主席又写起来了。他说听你唱完这支歌,他已经休息好了。”
大家面面相觑,会议室里一阵静默
出车回来不久,上级调我回铁路防疫站工作。毛泽东乘车时发现我不在了,便问李凤荣:“小姚病了吗?”李凤荣说:“她调走了,回防疫站工作去了。”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你回去代我向小姚问好。
再出车时,毛泽东给我写了封短信,祝我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李凤荣说:“我们有纪律,不能带字下车。”毛泽东想了想,说:“算了,那就烧了吧。
不久,毛泽东对专运处王副处长说:“小姚在我这里工作多年,熟悉了。还是叫她回这里工作吧。
这样,我很快又回到了专列上,继续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那天上班,我被叫到铁道部运输总局副局长兼专运处处长张幸屏办公室。进门厦见到叶子龙,心里立刻明白七八分。叶子龙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首先要经他同意。
“是这样,组织上决定仍调你回专运处工作。”张孝屏同志说:“离开是工作需要,回来也是工作需要。到车上还要像从前一样搞好工作,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
叶子龙个子不高,有些秃顶。他讲话声音洪亮,很有男子气:“就这样定了。主席正在上海开会,你坐火车去上海,马上上班。”
当天我便乘普通客车赶往上海,回到毛泽东的专列上,这是1959年,毛泽东的专列已经换成德国进口车。他乘这列车驶遍中国大地,直到逝世。
还是同以往一样,毛泽东一登车,专列便驶动了。
“主席!刚看到毛泽东身影,我便跑过去。说来我离开专列才几个月,可是感觉上就像几年十几年似的。我毫无拘束,像久别的女儿见到父亲一般。那时的心情确实是这样。真诚亲切。毛泽东一把握住我的手:“你又回来了。听说你回来我很高兴。身体好吗?”
“好。”我用力点点头,眼睛有点湿润。
“在外面搞什么工作了?”
“在防疫站上班,职工们有些小病小灾的都是我们治疗。
“好,那好。多接触接触工人同志好。”毛泽东频频点头,指指我和李凤荣:“为了欢迎你,晚饭请你们两位到我这里一块吃。
晚饭仍然是掺了芋头的红糙米。两盘炒菜,两个小碟:红辣椒和酱豆腐。但是,我吃得非常香。毛泽东也吃得很香,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我还没吃完半碗饭他已经把碗里的米粒一个不剩地拨拉干净。
熟悉的工作,熟悉的乘客,熟悉的旅途生活。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情绪很高。毛泽东工作之余,又让我唱了一次那支河北小调。因为沿途毛泽东有观察的习惯,睡觉时专列又要停驶,直到第三天才接近天津。
我无须人招呼,已经能主动独立地帮毛泽东调整房间温度。搞点小服务什么的。毛泽东从书桌后坐直身,望住我问:“快到你家了吧?”
我朝窗外望望,说:“再过半小时就能到天津。
毛泽东兴致勃勃立起身,活动一下两臂和腰肢,踱入客厅。一边问:“你是天津人。天津有什么特产?”
“大麻花。
“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了狗不理?
“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一定很精呗,谁不吃他的包子他就骂了谁呀。”我猜测着说。
“那么我们还是不要找挨骂。”毛泽东呵呵笑着,目光扫过卫士们“今天小姚请客,大家吃狗不理包子!”
卫士们哄起来:“好啊,小姚请客?”
“愿意不愿意请呀?”毛泽东笑着问我。
“请就请。我也笑。”
“我们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划,意思包括了所有车上人。“谁叫你是天津人呢。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工资不多么,请一次客还是够的。”我说。
“好,今天小姚请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便也认真了,红着脸就要掏钱。可是毛泽东拦住了,对张管理员说:“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
我仍然虚张声势要掏钱,但心里有数,主席是决不会让我掏腰包的。
车到天津,果然上了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交了。”张管理员出示发票请毛泽东过目。
“那好,大家统统去餐车。”
在餐车坐好,可以闻到浓郁的包子香味。毛泽东用筷子指指我:“今天是小姚请客。”接着又诙谐地点一下头:“我掏饯。”
同志们哄然大笑。毛泽东带头咬口包子,说:“狗不理啊,快吃,不吃就挨骂。”
笑声中,同志们的筷子争抢着伸向盘子。
很快,到了年底。毛泽东这一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渡过的。毛泽东反对过生日.但是卫士长有办法。就是敲竹杠的办法。他说:“主席,今天是您生日。大家辛辛苦苦跟您干了一年,您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休息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谈话都是很随便的,开玩笑不必担心出格。毛泽东这时总是宽厚地一笑,说:“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
于是,卫士长便笑哈哈地跑回来,吩咐厨师用面做了一个大寿桃。吃饭时,摆在餐桌中央。那次还准备了不少酒。卫士长首先举杯说:“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毛泽东微笑举杯,说:“一年了,同志们工作辛苦,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杯子都伸出去,同志们逐一同毛泽东碰了杯。卫士长很少表现出这么高兴,豪放地将杯一倾,满杯白酒便一下子倒进嘴,咕咚一声吞下。将空杯子向卫士们示意:“干!会喝不会喝,这一杯一定要干!
卫士们像听到命令,轮流举杯,一饮而尽。我也喝掉了杯中的葡萄酒。
毛泽东不能喝酒,喝一口脸就红得发紫。他将杯子在嘴唇上沾一沾,那紫红的葡萄酒浆几乎没见少,便想放杯。我说:“不行,主席这一杯应该干掉。”
毛泽东带着歉意的微笑,说:“这样吧,咱们定个协议。白酒辣也辣不过辣椒。你们喝酒我吃辣子。
我说:“酒和辣椒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朝我俯身小声说:“多吃辣子能成事,喝酒多了可是会误事。这话大家也听到了。他便直起身大声说:“今天可以多喝,误了事不怪罪。
于是,毛泽东没少吃辣椒,同志们没少喝白酒。卫士长喝醉了,摇晃着,笑着,张大嘴巴呕吐。后来又抱起痰盂吐。吐完又呵呵笑,笑过了又吐。毛泽东毫不怪罪,和大家一道张罗着给他递茶水和毛巾。卫士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办起事来一丝不苟,原则性极强。我们相处那么久。毛泽东每次外出的路线和地点他从没对我露过一个字。他和毛泽东私人感情特别深。他离开毛泽东到外地工作时,毛泽东曾抱着他,哭出了声。
十几年接触中,卫士长李银桥只醉过这么一次。
专列上的旅途生活并不总是笑声,有时也会闹矛盾。
那时,我年轻。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也都年轻。年轻人碰到一起,可以热烈也可能激烈,发生几次矛盾实在不足为怪。
大概是1960年冬,毛泽东的专列由南方回来。那次出车,李银桥不在。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了解情况,封耀松等卫士也没跟车。我熟悉的卫士有张仙鹏和田云玉。
张仙鹏取代了卫士长的角色,尽职尽责,里外上下地忙,将我指挥得团团转。
“小姚,屋里温度高了。”张仙鹏招呼我。
“根本不高,你看看温度表。”我当时正忙着什么事,随口答应。
“你啥时候看的温度?告你高了就是高了。”
“这是德国车,密封好。”我还是没动。
“密封好温度才会高,主席工作紧张会感觉热。
“也不知是主席热还是你热的。”我小声嘀咕着,有些不耐烦地调了一下温度。
可是,工夫不大张仙鹏又来了,皱着眉头说:“小姚,怎么搞的?温度又太低了。”
我真有些不高兴了,便大声说:“不低。德国车密封好,保温好。”
“你看看温度计。
“不用看,低不了。”
张仙鹏也不高兴了,声音高起来:“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低了低了你就是不听?”
“不可能低!我说着走出门.来到走廊。
“主席感冒了你负责!”
我立刻火了。毛泽东要是真感冒了,他把这话反映到我们领导那里我可受不了。也许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老人家又很喜欢我照顾他、久而久之便养得有些任性。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喊起来:“得了得了,你了不起,你说了算还不行?下次别喊毛泽东万岁了,就喊你张卫士万岁吧!行了吧?”
不料,这话被毛泽东听到了。我进去调温度时,他放下手中的报纸问:“小姚,怎么发火了?是不是我身边的人给你找麻烦了?
我慌了,矢口否认:“没有,没有啊。”
毛泽东微笑着,声音很和蔼:“我听到了,你在走廊里喊声音挺大”
我吓了一跳。我都说了些啥呀?全中国只喊毛主席万岁,还没喊过第二个人万岁呢,我却喊了张卫士万岁。我尴尬地解释:“闹着玩呢。我们是开玩笑呢。
毛泽东始终微笑着,始终态度和蔼,其中也不乏认真:“如果他们打我的旗号给你们找麻烦,你就批评他们,不要讲情面。
“没有,真没有,我们是开玩笑。”我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边摇头一边后退,就这么溜出了毛泽东的房间。来到走廊,我喘口气,发现张仙鹏也紧张地喘气。我看他,他看我,静了片刻。部长吁一声,笑了。如释重负。
也有把矛盾闹到毛泽东那里的时候。
田云玉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毛泽东和江青都很喜欢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毛背心还是江青为他买来毛线织的。不少工作人员私下说:“小田在主席和江青那里都很吃得开。有了这种优势,他免不了说话办事添几分傲气,动作也大,声音也高。
有次停车,我去开门。他跟在后边催:“快点快点,动作麻利些。
那天毛泽东并没打算下车,我身后只有田云玉一个人。见他口气那么大,我就故意治治他,偏不快开,慢腾腾懒洋洋,看他怎么办?
“怎么搞的?门也不会开了?”田云王果然急了。
“你会开?我回头白他一眼
“我叫你开门!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就开不快,我就是这样!”
“你、你”他大概没受过这种气,脸涨得通红。
“就是我,怎么样?”我示威地扬起头,耸起一只肩膀,斜挺胸脯。
他气得发抖,指着我:“你、你不就是个列车员吗?”
“列车员怎么了?”我瞪住他问“我还入党了,你还没入党呢!”
小田被戳到痛处,喊起来:“你有什么了不起?小小的列车员”
我截住他话头也喊起来:“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主席身边算最近的。人了。可你到现在还不是个党员。告诉你,做人还得靠自己!”
田云玉脸红了白,白了红。他被伤了自尊心,气得破口大骂。这一骂,我就处了下风。我可骂不出那种话来。姑娘遇了小伙子,吵架可以,骂架准吃亏,打架就更不行了。我剩下的本事就是哭,哭得好伤心。你跟主席近,我跟主席也不远。我憋了一口气,便去告御状。
果然,一告就准。毛泽东和江青都狠狠批评了田云玉。江青指着田云玉:“跟谁学那么凶?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毛泽东皱着眉头说:“你去向小姚作自我批评,要当面道歉。什么时候她原谅你了,你的自我批评才算完成。”
田云玉像打了败仗的将军来找我。他还不好意思呢,垂着头,想赌气又不敢,一步一步磨蹭着走到我面前。其实,告过御状我便开始后悔。后悔不该一时冲动力这点小事惊动毛泽东,后悔不该和小田闹这么僵。毕竟我们相处时间不短,他又是个聪明伶俐勤快英俊的小伙儿。看到他委屈的样子,我的心早软了。
“对,对不起。我,我是着急了。”他吞吞吐吐说。真难为他放下面子主动认错。
“我也对不起你。我马上接过话来认错,很怕再让他丢面子。我的自我批评比他还多点实际内容:“我不该说话刺儿你。伤害你的自尊心。”
他有些难为情他说:“刺激刺激好。
我低下头小声问:“小田,你不怪我吧?
他真诚地望着我说:“不怪。
正是不打不相识。此后,我们相处得很好,成了知心朋友。彼此生活上的事也都互相告诉,互相商量,互相帮助。这种亲密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
专列唱着它那首单调的永无休止的进行曲,偶尔钻山洞或过桥梁,声音才起一些变化。这又是一次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途旅行。
黄昏来临了。火红的晚霞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远山弥漫着一片柔和的雾气,林木在田野里投映下长长的影子。农夫戴了斗笠懒洋洋走在田埂上,两手背在身后,手里的绳子牵着慢条斯理的水牛这个景色太美了,主席看见了没有?
走进客厅,毛泽东正舒臂伸腿坐在沙发中,卫士长和卫士们或立或坐环绕周围。一看架势就是聊天。
毛泽东喜欢聊天,就像他喜欢同学者专家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或哲学问题一样。他说聊天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同时也是学习的机会。他同卫士们聊天,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什么都能谈到,个人可以畅所欲言。
我不敢贸然打断毛泽东的聊天,先扯扯封耀松:“小封,多美的景啊。别在这儿穷聊了,看看去吧。”
封耀松朝窗外漫不经心地瞟一眼,毫无所动,便转回头。他这是怎么了?我想起这段时间他和田云玉情绪都不好,值班时间也是没精打采。又想起田云玉对我诉说他的对象如何如何,要跟他吹。莫不是这两个漂亮小伙儿在爱情问题上都遇上了挫折?
“小姚,”毛泽东忽然叫我。我忙答应一声。他说:“你搞对象搞得怎么样了?”
我脸稍稍有些热。不过,这早已不是秘密。便爽快回答:“挺好的。
“没有闹矛盾吧。”
“没有。”
“你看,我这两个卫士搞对象,搞来搞去都搞吹了。”毛泽东指指田云玉和封耀松。小田小封红着脸低头,眼皮一掀一掀地朝主席望,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听家长骂没出息。
“小田,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四十多元钱,怎么能养活得起那些活蹦乱跳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么。”.田云玉带者难为情的苦笑,身子一晃一晃,脚底下意识搓着地毯。
“还有你,小封,你们应该找工人,这才能搞好。否则,将来会吃苦头的。”
封耀松嘟着嘴点头,一副沉思远虑总结经验教训的样子。我差点扑哧笑出声。他们还很年轻,又很英俊,找对象当然不会成问题,大可不必同情或担心。他们是有点毛糙,都是跟随毛泽东参加舞会,跳舞跳上的对象,毛泽东的旗号往前面一亮:“我跟毛主席形影不离。”“我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有这句话,一谈就成。以后熟悉了,耀眼的光环一消逝,便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了。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得食人间烟火呀,一个月才四十多元?不行,很快便吹了。
毛泽东明察于此,实实在在说:“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小田小封已经吃了苦头。他们俩吸取教训,别人也要吸取教训。现在我们的国家,我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毛泽东这番话留给我印象很深,受到许多启发。后来我离开主席到新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历史。毛泽东逝世后,专运处同志叫我去瞻仰主席遗容,我的许多领导还惊讶:怎么,姚淑贤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我们还不知道呢!
不久,我结婚了。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向我祝贺。我说:“我是自己谈的,没有打主席的旗号。”毛泽东说:“这就好,这也是实事求是。你们将来一定会幸福,白头到老。他还让我带丈夫来见他。
那时。我出车频繁,丈夫在石家庄医学院上学,很难团聚。逢丈夫放寒暑假,本是团聚的机会,偏偏这时又是我最忙的时候。暑期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寒假时又去南方开会。专列紧张,除保证毛泽东外,临时调用接送其他首长的任务也很多。记得结婚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和丈夫几乎一天没有团聚。
有一次,毛泽东去河南参观人民公社。专列快到石家庄了,毛泽东忽然叫我去。他说:“你们很忙,夫妻团聚不了。这次是个机会,回去看看爱人,团聚一下吧。
我说:“役事,我们机会很多,我还有工作”
“机会不多么。”毛泽东屈指一算“我心里有数,你们快半年没团聚了。年轻夫妻,我懂。要聚一聚,不然我心里不安。
我心里一阵阵热,差点掉出泪来。毛泽东是很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想得这么多这么细啊!我在石家庄下车,与爱人匆匆一聚,又赶回专列。毛泽东越是关心我们。我搞好工作的愿望就越强烈。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临时接受任务去广州接周恩来同志回北京。过去,我曾多次参加接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是熟悉的。
专列有两节高级软包,一节是毛泽东住,一节是江青住。现在,周恩来住在毛泽东的软包中,邓颖超住在江青使用的软包中。我先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志。
我们习惯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她温柔雅静又很干练。她政治性强,又从不让这种政治性损伤她的妇女气质。这一点与江青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江青有时很热烈,有时又很冷峻。情绪不定。那种不安定的躁动时时可以感受到。当她想表现女性的温柔细腻时,总结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
邓大姐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就在我手背上轻抚,始终望着我,并不左顾右盼。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像一股缓缓流淌的细水:“小姚,听口音你是天津人吧?”
“是天津人。”我点点头。
“你在天津哪个学校学习?”
“在省立附小上过小学。”
“那咱们还可以算校友呢。我在天津省立师范读过书。你对天津熟悉吗?
“熟悉。我家就住天津河北区宙纬路。
“噢,知道。我们也在那里呆过
邓大姐同我就这样随随便便拉家常。告别时,她重新握住我的手,说:“在火车上工作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注意卫生,要注意休息。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又去看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性格各有特色。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朴实幽默,谈吐随便,言简意赅,思想特别活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文雅温和,坚定机智。眼睛特别明亮有神,说话时给人一种春风入怀的温馨感他心细,很注意礼貌,对邓颖超同志很尊重。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你看见你大姐没有?我说:“看见了,我刚从她那里出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他的谈话总是围绕着毛泽东转。询问毛泽东在火车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反复嘱托我搞好服务工作。保证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懂感情的。下车前,他说:“你们列车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常年在外,家庭生活少。少了就更要珍惜。要多体谅关心对方。夫妻到了一起,不要光是柴米油盐,精神生活也要丰富。比如一起逛逛公园,一道看看戏,这样感情会更深。
我与爱人在天津相聚时,便一道去看了场戏。表演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爱情悲剧。我和爱人含泪看完戏,回来路上彼此靠得紧紧的,都觉得应该加倍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情感。
回到专列上,晚饭时我把这出戏讲给毛泽东听。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于是,我的情绪也高起来。既然主席爱听,我就讲得很仔细,还夹带了不少议论。讲完了,毛泽东忽然问:“这戏的名字叫什么?”
“风头杈”我估计他没看过,还提建议说:“主席应该看看,很不错的。”
“凤头衩?毛泽东望住我。
我犹豫了,没把握地:“是凤头衩还是衩头凤来着?哎呀,我记不清了。”毛泽东笑了:“是衩头凤。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衩头凤,红酥手。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琬,也是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语里有记载”
我听着毛泽东讲述,既惊诧他知识的渊博,又惶愧自己是班门弄斧。我连衩头凤都没记清,就唠唠叨叨了一顿饭的工夫。而毛泽东居然有耐心一直听我讲完!
1965年,我随专列送毛泽东去广州。
车快到站了,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见毛泽东。我怀孕了。女同志一有了孩子便不适合在专列上工作。因为有了负担,需要照顾家,不能长期在外值班。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熟悉了,他只掀起眼皮瞟我一眼,便继续在文件上写着什么,一边随口问道:“有什么事吗?”
“主席,我我下次可能不来了。”
“嗯?”毛泽东一怔,放下笔。望住我:“为什么?”
我脸红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我可能要休产假了。”我低下头小声说。
毛泽东注视我片刻,笑了。说:“那是大喜呀。事先也不知道。没准备什么东西送你”他沉吟片刻。他完全明白我有了孩子就不可能再回专列上工作。我心里有个愿望,不好意思说。我只盼望毛泽东能主动想到。我跟随他十几年,他应该想到的
毛泽东离开办公桌,踱了几步,重新望住我:“小姚,那么我们合个影吧。”
我眼里立刻涌起一层泪花。这正是我最大的愿望啊!
毛泽东叫来侯波同志,请她为我们合了一张影。这张照片从此便永远伴随着我。
毛泽东下车了,我随专列返回北京;从此,我调离专运处。再也不曾见到毛泽东。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十几年连同分别时的那张合影照片,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