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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小说网 www.zqxsw.net,《明朝那些事儿(增补版)》全7册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到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地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

    “四同”结局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唆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张居正的统一战线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这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5%),或是十比一(10%),能收到五比一(20%),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当官的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地方官。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儿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儿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的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参考消息

    混乱的徭役

    隆庆六年,御史上奏:整个大明的户口管理已混乱不堪,里胥手里的黄册(即官方户口名册)根本不记载真正的人丁数量。钱粮税务,谁家给了;差役徭役,谁家没派,完全是根据豪绅的有钱程度来记录的。有钱的官绅贿赂里胥,逃税避役蔚然成风。而各地方官手中又有一套“白册”,记录各类人员的实情,明目张胆地把豪绅避开,强征平民的徭役。黄白册之分,就好比朝廷的明暗账一样,搅得黄册制度形同虚设。

    一条鞭法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儿;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儿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终于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参考消息

    禁用铜钱

    要说发纸币,还是朱元璋起的这个头。洪武八年,朝廷下发纸钞,与铜制钱并行流通。到了洪武二十七年,官方又宣布即日起禁止使用铜制钱,改为全部使用纸钞。百姓不将铜制钱换成纸币的,轻者罚款,重则杀头。虽然朱元璋很有遏制贵金属流失的先见之明,但身边却没有什么懂经济的专业人才辅助他,这个方案出台后,民众开始大规模地私埋铜钱。迄今为止,从地底挖出来的洪武时期私藏铜制钱,已经突破了两万吨。

    古代赋税的变迁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名中的两个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年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吗就干吗,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儿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5),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歉收,你让我去哪儿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为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确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了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敢惹?

    蓟州边墙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待。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是因为喜欢进攻,别人都怕骑兵,唯独他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参考消息

    戚继光的自主权

    从徐阶到高拱,再到张居正,都给过戚继光极大的支持,朝廷也授予戚继光极大的自主权,允许他自行决定兵器、军马的购买,甚至包括研发火器的权力。谭纶还建议给予戚继光守防全权,并在接任总兵职务后的三年练兵期内,不受以文制武的制度约束。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全体文官的集体攻击,迫于压力,隆庆下达了“和衷共济”的指示,让戚继光每年接受一次文官的检查。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儿浑,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工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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