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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过母亲会死。十年前有过一个英国心理医生问我，你守过一个亲人死吗？
当时我摇头。他说他守着父亲死去。五年后，他又守着母亲死去。他对我很看不起，死人的事都没守过，你这个人其实没有经过人生。
我见过陌生人死去，在童年，第一次，才四岁半，我亲眼看见长江上轮渡翻倒在江心，一船的人的脑袋像皮球在江水上面浮着，一眨眼工夫，就削掉一半。五岁时，看见中学街上边两所学校批斗，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砖头打倒在地上，他的嘴里流出一线血，头里的脑浆也流了出来。那个夏天江岸上每天浮出死尸，我跟在男孩子们身后，跑去看稀奇。尸体鲜活，尸体腐烂发臭，都没有人来认领。长大后，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得癌症，我去医院看他，他紧紧抓着我的手，死了。他一直受到公安局审问，几进几出，都是流氓罪，画的画说是有政治问题，还搞裸体行为艺术。
“这些算吗？”我问英国心理医生。
“算，但是跟至亲之死不一样。”
那时我不太认同他的观点，现在我有些懂了。自己的亲人死了，是自己身上那部分与之相联的东西死了，包括与之相关的记忆也会跟着死。谁胆敢说与亲人的记忆永存？
母亲成了一个骷髅头和一堆灰，被坑板原线送回来。火化加冷却，花了一个小时。工作人员用铁铲敲碎骷髅头，他招呼我们几个儿女进入里间，亲自捡骨灰。我看那工作人员的脸，发现他奇丑无比，他凭什么拿着铁铲朝母亲的头猛击？他头上要对遗体轻放小心的标语是做什么的，我马上想到那个举着六十五斤重木板朝母亲头砸去的“文革”造反小子。他和一尺之外那个工作人员一样，下得了手，中国人太多，人连东西都不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一样。
可这两个人不知，这次他们击碎的不仅是我母亲，还有我。我整个脑子变得混沌不堪，非常疼痛。如果死去，可以救回母亲，我情愿死去。我拾了母亲的左脚和右脚骨头，我手上的铁夹被三嫂接过去了。
我机械地看着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在坑板前低头拾母亲的骨头，后来又进来大姐的女儿、大姐夫、二姐夫、五嫂、守礼哥、二表嫂、莫孃孃和幺舅，他们用铁夹，将母亲的遗骨放在一个小铁筐里。最后，坑板上夹得没有剩一点，工作人员让我们离开。他们把小铁筐里的骨灰倒入绸布里，将绸卷裹好，放入事先由我们选好的双鱼白玉石雕骨灰盒里。
“要移灵仪式吗？”出来一个工作人员问。
大姐问，“是不是外面在做的那种热闹事？好啊！”她看着三哥，三哥看三嫂和二姐。
小姐姐马上投了大姐一票，三哥问了价格，还算合理，就点点头。
我们跟着工作人员转到青纱白花装饰肃穆的仪式厅，四个年轻男子等在门口，像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俊气，一身黑制服白手套，黑领带黑皮鞋。他们将一块红绸布对角系结包着骨灰盒，放在厅堂右侧长方小木桌上。
厅堂正中间有一顶古式福寿轿子，其中一黑制服男子请三哥到右手处一盆子里净手，再转向桌前骨灰盒跪下，净盒，端盒前行到福寿轿前。由轿前右侧的一名男子接住，与左侧一名男子一起，轻放在轿中央位置。
全部人站立在门外，一男子走上前，同时哀乐响起，他手拿一张纸，用重庆普通话念悼词。我印象深刻的句子是：
所有的生命都是一部不平凡的历史，当亲人离别人世的最后时刻，才觉得珍贵，才感到难分难舍。生死无悔，逝者无憾，我们永远把逝者怀念。
悼词念了两分钟，这比大肚猫的一条龙的追悼会像追悼会，没有那么黑色幽默，虽也是众人皆可用的通稿，却一句顶万句，所有人统统哭湿了眼睛。
他们让直系亲属进厅，进行默哀三鞠躬。四个男子挺直腰走方步，请墙上母亲灵像下来，交给次子五哥抱着，让他走前阵，他们双手托着福寿轿，跟着五哥，让三哥跟着轿子，其他人跟着三哥，朝厅堂外走。下了台阶，才用肩膀扛着，神情悲伤，既显大气又显庄重，身后伴有三人乐队吹奏古时哀乐。果然如大姐所说，很是热闹。
他们把骨灰盒移交给三哥，一男子打黑伞，一直护送三哥上大客车。
7
小唐离开小姐姐，跟随我一起钻进守礼哥的车子，他坐好后，很生气地说，“为何你不请我一起坐？我比你年老，你该照顾我。”
我说：“对不起，是守礼哥让我坐的。”
我请莫孃孃进来坐。她说情愿坐大客车，这么低，坐着反而不舒服。大姐对我叫，“为何你不跟我们一起坐大客车？”
二姐对她说：“不关你的事。六妹身体有点不舒服，快点上车吧，我们还要去莲花山，还得去上父亲的墓，告诉他这件事。”
大姐进了大客车，嘴里不高兴地咕哝着。
下火葬场的土路，停了好些车子，路变得窄小。好几辆载着人的三轮车也挤在道上。费了好几分钟才下到正马路上。不一会儿到了莲花山，三哥带着我们去墓区办公室。办公人员查到父亲的墓是双墓，把母亲的骨灰盒接过去了，做登记。
我的脑子还是处于机械状态，仍旧疼痛，我都想不起最后抱一次母亲的骨灰盒，也没有对母亲说一句话。我跟在哥哥姐姐身后，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
父亲的墓在莲花山公墓左侧半山腰上，1999年6月15日去世，火化后，存放骨灰一年四个月，在第二年10月21日下葬。主要原因是没有选好坟墓。母亲和姐姐哥哥们意见不一致，正巧有父亲浙江老家侄子来重庆，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乡埋葬，说是父亲会赞成，他一直想回家乡。三哥反对，五哥最不肯表态，也说那样每年清明想上父亲的坟，都不可能，一是远，二是没这笔旅行费用。母亲更是反对。关于合墓，母亲也没有表态，弄得一家子人不高兴，大姐嘴快，问母亲，你是想和别人合墓吧。母亲说，只想一个人待，或许将骨灰扔进长江吧。过了好几天，她说，“合墓吧，免得你爸爸孤单，离他老家那么远。”
听说南山莲花山公墓不错，母亲跟着儿女们去看了，印象不错。
第二次，由大姐二姐去选具体坟位，她们选了一个靠山顶的地方，面朝长江，为的是父亲的魂，可以顺江而下回家乡。守墓人在一边说，“那坟旺女儿。”
“不旺儿子，对吧？”二姐说。
“对你们好。”守墓人说。
“那不行，得一碗水端平。”大姐说，“我们家有两个儿子，也得旺。”
守墓人说，“你们心好，会有好报。”于是他帮着找一个位于半山腰的面朝长江的坟，旺儿女。最后选好黄道吉日，尘埃落定，我专程飞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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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想过母亲会死。十年前有过一个英国心理医生问我，你守过一个亲人死吗？
当时我摇头。他说他守着父亲死去。五年后，他又守着母亲死去。他对我很看不起，死人的事都没守过，你这个人其实没有经过人生。
我见过陌生人死去，在童年，第一次，才四岁半，我亲眼看见长江上轮渡翻倒在江心，一船的人的脑袋像皮球在江水上面浮着，一眨眼工夫，就削掉一半。五岁时，看见中学街上边两所学校批斗，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砖头打倒在地上，他的嘴里流出一线血，头里的脑浆也流了出来。那个夏天江岸上每天浮出死尸，我跟在男孩子们身后，跑去看稀奇。尸体鲜活，尸体腐烂发臭，都没有人来认领。长大后，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得癌症，我去医院看他，他紧紧抓着我的手，死了。他一直受到公安局审问，几进几出，都是流氓罪，画的画说是有政治问题，还搞裸体行为艺术。
“这些算吗？”我问英国心理医生。
“算，但是跟至亲之死不一样。”
那时我不太认同他的观点，现在我有些懂了。自己的亲人死了，是自己身上那部分与之相联的东西死了，包括与之相关的记忆也会跟着死。谁胆敢说与亲人的记忆永存？
母亲成了一个骷髅头和一堆灰，被坑板原线送回来。火化加冷却，花了一个小时。工作人员用铁铲敲碎骷髅头，他招呼我们几个儿女进入里间，亲自捡骨灰。我看那工作人员的脸，发现他奇丑无比，他凭什么拿着铁铲朝母亲的头猛击？他头上要对遗体轻放小心的标语是做什么的，我马上想到那个举着六十五斤重木板朝母亲头砸去的“文革”造反小子。他和一尺之外那个工作人员一样，下得了手，中国人太多，人连东西都不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一样。
可这两个人不知，这次他们击碎的不仅是我母亲，还有我。我整个脑子变得混沌不堪，非常疼痛。如果死去，可以救回母亲，我情愿死去。我拾了母亲的左脚和右脚骨头，我手上的铁夹被三嫂接过去了。
我机械地看着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在坑板前低头拾母亲的骨头，后来又进来大姐的女儿、大姐夫、二姐夫、五嫂、守礼哥、二表嫂、莫孃孃和幺舅，他们用铁夹，将母亲的遗骨放在一个小铁筐里。最后，坑板上夹得没有剩一点，工作人员让我们离开。他们把小铁筐里的骨灰倒入绸布里，将绸卷裹好，放入事先由我们选好的双鱼白玉石雕骨灰盒里。
“要移灵仪式吗？”出来一个工作人员问。
大姐问，“是不是外面在做的那种热闹事？好啊！”她看着三哥，三哥看三嫂和二姐。
小姐姐马上投了大姐一票，三哥问了价格，还算合理，就点点头。
我们跟着工作人员转到青纱白花装饰肃穆的仪式厅，四个年轻男子等在门口，像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俊气，一身黑制服白手套，黑领带黑皮鞋。他们将一块红绸布对角系结包着骨灰盒，放在厅堂右侧长方小木桌上。
厅堂正中间有一顶古式福寿轿子，其中一黑制服男子请三哥到右手处一盆子里净手，再转向桌前骨灰盒跪下，净盒，端盒前行到福寿轿前。由轿前右侧的一名男子接住，与左侧一名男子一起，轻放在轿中央位置。
全部人站立在门外，一男子走上前，同时哀乐响起，他手拿一张纸，用重庆普通话念悼词。我印象深刻的句子是：
所有的生命都是一部不平凡的历史，当亲人离别人世的最后时刻，才觉得珍贵，才感到难分难舍。生死无悔，逝者无憾，我们永远把逝者怀念。
悼词念了两分钟，这比大肚猫的一条龙的追悼会像追悼会，没有那么黑色幽默，虽也是众人皆可用的通稿，却一句顶万句，所有人统统哭湿了眼睛。
他们让直系亲属进厅，进行默哀三鞠躬。四个男子挺直腰走方步，请墙上母亲灵像下来，交给次子五哥抱着，让他走前阵，他们双手托着福寿轿，跟着五哥，让三哥跟着轿子，其他人跟着三哥，朝厅堂外走。下了台阶，才用肩膀扛着，神情悲伤，既显大气又显庄重，身后伴有三人乐队吹奏古时哀乐。果然如大姐所说，很是热闹。
他们把骨灰盒移交给三哥，一男子打黑伞，一直护送三哥上大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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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唐离开小姐姐，跟随我一起钻进守礼哥的车子，他坐好后，很生气地说，“为何你不请我一起坐？我比你年老，你该照顾我。”
我说：“对不起，是守礼哥让我坐的。”
我请莫孃孃进来坐。她说情愿坐大客车，这么低，坐着反而不舒服。大姐对我叫，“为何你不跟我们一起坐大客车？”
二姐对她说：“不关你的事。六妹身体有点不舒服，快点上车吧，我们还要去莲花山，还得去上父亲的墓，告诉他这件事。”
大姐进了大客车，嘴里不高兴地咕哝着。
下火葬场的土路，停了好些车子，路变得窄小。好几辆载着人的三轮车也挤在道上。费了好几分钟才下到正马路上。不一会儿到了莲花山，三哥带着我们去墓区办公室。办公人员查到父亲的墓是双墓，把母亲的骨灰盒接过去了，做登记。
我的脑子还是处于机械状态，仍旧疼痛，我都想不起最后抱一次母亲的骨灰盒，也没有对母亲说一句话。我跟在哥哥姐姐身后，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
父亲的墓在莲花山公墓左侧半山腰上，1999年6月15日去世，火化后，存放骨灰一年四个月，在第二年10月21日下葬。主要原因是没有选好坟墓。母亲和姐姐哥哥们意见不一致，正巧有父亲浙江老家侄子来重庆，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乡埋葬，说是父亲会赞成，他一直想回家乡。三哥反对，五哥最不肯表态，也说那样每年清明想上父亲的坟，都不可能，一是远，二是没这笔旅行费用。母亲更是反对。关于合墓，母亲也没有表态，弄得一家子人不高兴，大姐嘴快，问母亲，你是想和别人合墓吧。母亲说，只想一个人待，或许将骨灰扔进长江吧。过了好几天，她说，“合墓吧，免得你爸爸孤单，离他老家那么远。”
听说南山莲花山公墓不错，母亲跟着儿女们去看了，印象不错。
第二次，由大姐二姐去选具体坟位，她们选了一个靠山顶的地方，面朝长江，为的是父亲的魂，可以顺江而下回家乡。守墓人在一边说，“那坟旺女儿。”
“不旺儿子，对吧？”二姐说。
“对你们好。”守墓人说。
“那不行，得一碗水端平。”大姐说，“我们家有两个儿子，也得旺。”
守墓人说，“你们心好，会有好报。”于是他帮着找一个位于半山腰的面朝长江的坟，旺儿女。最后选好黄道吉日，尘埃落定，我专程飞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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