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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回到总统府后,找来参议院议长容闳,表明了自己要做中国的拿破仑之决心。容闳也觉得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一个月后,中华帝国修改了宪法,把大总统的任期改为每一任五年,最多连任五届。八百名议员中,有657人投票赞成,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
袁世凯被停职后,李经述让谭嗣同接任了廉政局局长的职务。袁世凯主动辞去了复兴会委员的职务,回到河南的安阳养老。袁世凯没有回老家项城,这和他的身世、家事有关。袁世凯1859年生于河南项城袁寨。袁家按照“保、世、克、家”来排辈分,父亲袁保中有八个子女,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余四子皆是庶出,袁世凯行四,七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袁世凯的母亲刘氏病死在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之后,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袁世敦以嫡子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但囿于伦理纲常,只能和哥哥争执,甚至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袁世凯最后只得另购坟地,才算让母亲安然入土,但也因此和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与之绝交,从此永远不再回到河南项城的老家。
作为直鲁咽喉、平汉铁路重镇的安阳,位于河南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袁世凯小的时候,就知道安阳这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洹上村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洹上村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袁绍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二百多亩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他居家迁到了安阳隐居。
李经述在第四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对全国发表了要全面彻底革新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过去十五年,你们都从我们的政府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几十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再一次当选总统,肩上的担子也会更重,在接下来的十年,我并不是要将强大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人民并不富裕。我们的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很多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高科技东西却十分匮乏。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贬损和剥削我们的劳动者。
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购别墅、买小车,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以及仅仅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时代早已过时的祝辞,在这个摩登时代显得非常滑稽。
除了鲁迅,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呐喊: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而不是给特殊官僚或特殊人员。我知道,即使是中华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这些力量获得成功。现代社会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我们的青年,能否拥有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 -->>
李经述回到总统府后,找来参议院议长容闳,表明了自己要做中国的拿破仑之决心。容闳也觉得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一个月后,中华帝国修改了宪法,把大总统的任期改为每一任五年,最多连任五届。八百名议员中,有657人投票赞成,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
袁世凯被停职后,李经述让谭嗣同接任了廉政局局长的职务。袁世凯主动辞去了复兴会委员的职务,回到河南的安阳养老。袁世凯没有回老家项城,这和他的身世、家事有关。袁世凯1859年生于河南项城袁寨。袁家按照“保、世、克、家”来排辈分,父亲袁保中有八个子女,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余四子皆是庶出,袁世凯行四,七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袁世凯的母亲刘氏病死在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之后,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袁世敦以嫡子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但囿于伦理纲常,只能和哥哥争执,甚至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袁世凯最后只得另购坟地,才算让母亲安然入土,但也因此和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与之绝交,从此永远不再回到河南项城的老家。
作为直鲁咽喉、平汉铁路重镇的安阳,位于河南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袁世凯小的时候,就知道安阳这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洹上村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洹上村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袁绍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二百多亩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他居家迁到了安阳隐居。
李经述在第四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对全国发表了要全面彻底革新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过去十五年,你们都从我们的政府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几十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再一次当选总统,肩上的担子也会更重,在接下来的十年,我并不是要将强大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人民并不富裕。我们的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很多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高科技东西却十分匮乏。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贬损和剥削我们的劳动者。
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购别墅、买小车,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以及仅仅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时代早已过时的祝辞,在这个摩登时代显得非常滑稽。
除了鲁迅,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呐喊: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而不是给特殊官僚或特殊人员。我知道,即使是中华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这些力量获得成功。现代社会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我们的青年,能否拥有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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