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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地理概述》,这本书出版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新山海经》、《水经注》,但是其影响却是如此之深。因为凡是他们经验所及的,我都是对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地理,却是由当时的儒生们所写,我仅仅是审议一下。
《生物学》,我对生物学一直有特殊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我写得相当的完美,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我口里说出来,却仅仅只是一种猜想,并且由此引发了读书界的一场大争论。无数人的指责,亦有个别杰出的辩护,唯一无可置疑的,则是本书真正开创中国的生物学。
仅仅这几本书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人们以看待一个奇才的眼光来看待,好学的神宗皇帝甚至亲自接见,要我本人向他解释这些书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讲,虽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过皇帝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很快接受了一些概念,并且对我提出的标点符号方案深以为然,下令在全国强制推行。喜欢写序的皇帝给这几本书做了一个总序,使得这几本书成为了钦定教材,甚至为太学所采用。
第一期的学员我招到了八百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规模。官方的学府,学生们上学是有津贴领的,而在我这里,却是要交钱的。这一进一出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来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们到我这里来读书,以显摆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算拿他们培训教员吧,那些“新学”的教员,就是那几个帮我编写教科书的儒生,虽然经我解释,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实证的,懂得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总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少爷们,正好给他们实习。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却是,因为学院是公开授课,结果那些“新学”的课程,来旁听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来得晚一点,就绝对没地方站。还有一些人,则是很不服气,特别跑来学院找我辩论的,我当然很少亲自参加,而是由那些教员和学生中的积极者来应辩。我为此特意腾出一间大厅做为辩论厅,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员们辩论,并且每七天中规定一天时间就是用来辩论的。于是这一天成为大宋读书人和爱看热闹的百姓最高兴的节日,他们每七天就等这一天来创造一个新话题以为谈资。茶馆里人们一坐下来,多半就是在谈论上一个“辩论日”谈的是什么,下一个“辩论日”又会有什么新的争论。
而辩论的话题,则由新学的真伪,渐渐扩展到儒学的经义,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卷入新党旧党之争,所以严禁在我的学院辩论朝政得失,明确的说“非所宜言”,这种鲜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赞赏,而旧党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懂“人臣之道”。
只是这种辩论的火种既已种下,就根本无法控制。读书人若是闲着无事,没有不喜欢议论的,而知识分子不谈论政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朝政的辩论,在白水潭学院没有发生过,不等于在别处不发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为这些行为解释着,让他觉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让他觉得辩论把问题找出来,也并非一无是处。
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在“辩论日”之前的一天,我会去请当朝大儒、著名的发明家、博学家来做讲座,这一天又被称为“讲座日”。每逢讲座日,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午前往听讲,下午则可休息。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儒生们,往往也会来旁听,学院旁边倒象是赶庙会一样了。
总的来说,书院的成功超乎我的想像,我似乎已经看到第二年报名的学生挤满学院的景象了……
但是这种热情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能支持多久,实在并不是一件让我感到乐观的事情,虽然那些有闲阶级会把科学的火种接下去,但是那离我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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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地理概述》,这本书出版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新山海经》、《水经注》,但是其影响却是如此之深。因为凡是他们经验所及的,我都是对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地理,却是由当时的儒生们所写,我仅仅是审议一下。
《生物学》,我对生物学一直有特殊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我写得相当的完美,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我口里说出来,却仅仅只是一种猜想,并且由此引发了读书界的一场大争论。无数人的指责,亦有个别杰出的辩护,唯一无可置疑的,则是本书真正开创中国的生物学。
仅仅这几本书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人们以看待一个奇才的眼光来看待,好学的神宗皇帝甚至亲自接见,要我本人向他解释这些书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讲,虽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过皇帝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很快接受了一些概念,并且对我提出的标点符号方案深以为然,下令在全国强制推行。喜欢写序的皇帝给这几本书做了一个总序,使得这几本书成为了钦定教材,甚至为太学所采用。
第一期的学员我招到了八百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规模。官方的学府,学生们上学是有津贴领的,而在我这里,却是要交钱的。这一进一出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来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们到我这里来读书,以显摆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算拿他们培训教员吧,那些“新学”的教员,就是那几个帮我编写教科书的儒生,虽然经我解释,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实证的,懂得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总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少爷们,正好给他们实习。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却是,因为学院是公开授课,结果那些“新学”的课程,来旁听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来得晚一点,就绝对没地方站。还有一些人,则是很不服气,特别跑来学院找我辩论的,我当然很少亲自参加,而是由那些教员和学生中的积极者来应辩。我为此特意腾出一间大厅做为辩论厅,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员们辩论,并且每七天中规定一天时间就是用来辩论的。于是这一天成为大宋读书人和爱看热闹的百姓最高兴的节日,他们每七天就等这一天来创造一个新话题以为谈资。茶馆里人们一坐下来,多半就是在谈论上一个“辩论日”谈的是什么,下一个“辩论日”又会有什么新的争论。
而辩论的话题,则由新学的真伪,渐渐扩展到儒学的经义,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卷入新党旧党之争,所以严禁在我的学院辩论朝政得失,明确的说“非所宜言”,这种鲜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赞赏,而旧党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懂“人臣之道”。
只是这种辩论的火种既已种下,就根本无法控制。读书人若是闲着无事,没有不喜欢议论的,而知识分子不谈论政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朝政的辩论,在白水潭学院没有发生过,不等于在别处不发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为这些行为解释着,让他觉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让他觉得辩论把问题找出来,也并非一无是处。
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在“辩论日”之前的一天,我会去请当朝大儒、著名的发明家、博学家来做讲座,这一天又被称为“讲座日”。每逢讲座日,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午前往听讲,下午则可休息。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儒生们,往往也会来旁听,学院旁边倒象是赶庙会一样了。
总的来说,书院的成功超乎我的想像,我似乎已经看到第二年报名的学生挤满学院的景象了……
但是这种热情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能支持多久,实在并不是一件让我感到乐观的事情,虽然那些有闲阶级会把科学的火种接下去,但是那离我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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