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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运作下来，老子便是铁杆的立宪派了。陈文强亲执酒壶。在为期七天的大会的闭幕酒会上为众位宪政迷、老前辈斟酒。嗯，应该说是铁杆的宪政派才更准确。
“文强。”被推为宪政会会长的张謇伸手叫着，亲热地把陈文强招到座位上。
这一桌都是立宪派的重量级人物，也是现在宪政会的核心。正会长张謇、副会长郑孝胥，庶务长雷奋，副庶务长刘春霖。江苏分会会长汤寿潜、湖南分会会长谭延闿、湖北分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分会会长蒲殿俊等。而陈文强呢，是广东分会会长，还兼着宪政会秘书长一职。
“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哪，最有出息的便是文强了。”张謇不掩赞赏之色，笑着说道：“不仅仅是宪政专家，工商经营亦是无人能比，手中还有枪有人，咱们这些老家伙呀。以后就指望他们了。”
“是啊，文强这商团，还有这铁路巡警，可都是精悍武装。”谭延闿点着头，“有了这，咱们这些立宪派才能够硬气些，不被别人看成光耍嘴皮子的秀才、书生，朝廷呢。也要看重咱们一些。”
立宪派虽然在各省都渐渐壮大，也多是身家殷实的工商士绅。但软肋便是缺乏枪杆子。上海商团应该是首先的尝试，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商埠，算是立宪派控制到手的武装力量。而陈文强借修路组建起来的铁路巡警，则被立宪派视为掌握在手的第二支武力。
“诸位前辈说得是。”陈文强笑着说道：“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咱们不是要造反，可手中也要有保护自己的力量才比较安心。况且。这预备立宪之事，很可能一波三折，并不象大家想的那般容易。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中，起初反反复复也是平常。咱们呢，能多积蓄些力量。再发动民众，这立宪运动推进起来，朝廷也必会认真一些。”
“是啊，咱们不推动，朝廷会积极立宪？”郑孝胥摇头道：“七年，十年，朝廷的立宪预备期竟如此遥远。苟能实事求是，三年之久，又何事不可预备？”
三年，这帮家伙还真是够操切的。陈文强腹诽着，却连连点头，“拿到手里的岂肯轻易放弃？这宪政的主旨便是要朝廷让权、放权，虽然迫于形势要立宪，但朝廷中那些位高权重的亲贵哪里会积极主动？是非要有人在后面推着，才能不断前进的。”
“立宪是大势所趋，除了朝中的亲贵，越来越多的官员还是倾向于此的。”汤寿潜捋着胡子，缓缓说道：“现在宪政会成立，几与政党无异，日后签名、请愿、示威，总要搞出声势，使朝廷拖延不得。”
“稍安勿躁。”张謇向下压了压手，说道：“宪政会通过的各项章程已经送往京城，且看宪政审查馆核议的消息。凡事呢，都要一步一步地来。而首先呢，是咱们要掌握宪政知识，把工作做好，让朝廷没有敷衍的借口。比如说这选举吧，地方督抚肯定不知如何操作；咱们呢，也有很多人茫然无措。这是不行的，咱们既是立宪派中坚，便要担负起指导和领导的重任。”
“季老所言极是啊！”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雷奋比较年轻，在大会上最喜发言，又好辩论，是相当活跃且有宪政知识的人物，对张謇的话深表赞同，“可以想象，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咱们已经把相关的规则和方法都制定出来，各地要指导选举工作的人员，咱们会内同志自然是首选。”
………
听着这些宪政迷的憧憬，几乎都是乐观、振奋的言论，陈文强不想浇冷水，毕竟这是推动着社会发展、政治进步。但他还有其他的目的，此次召开宪政大会便想趁机敲定。
如果说中国的封建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到了现在就大有不同，清廷的中央权威在衰落，新政又搞得怨声载道，最主要的原因在陈文强看来还是财政问题。如果运用金钱的机谋，是不是就能加速这个腐朽王朝的覆灭呢？
货币战争、金融危机，显然对于清廷，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比宪政还要陌生。也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威力，不知道如何防范。陈文强未必是要制造一场金融动乱，但他很想用货币手段来控制金融，控制市场，从而打击清廷的财政。
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之混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除了传统的纹银、铜钱和来自外国的各种银元外，地方强人还“私铸”钱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外，市面上流通的还有各省官办、商办银行和钱庄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
1903年，清政府曾一度设想采用金本位。除了统一币政的动力外，国际市场银价下跌也是主要推手。但这却遭到了地方督抚们的普遍反对，张之洞成为他们强有力的代言人。张之洞从“民生”的角度指出，中国底层民众多以铜钱进行结算，用金本位显然离题太远，不切合实际，而让超出自身实际价值的银币流通于市，等于鼓励成色不足的货币流通，也等于变相搜刮民脂民膏。此外，银贱虽不利于偿债，但有利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从长远而言有利于富国强兵。
任何改革，包括统一货币改革，都不仅仅是经济学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议题。满清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求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一方面又谋求中央集权试图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所作所为无异于与虎谋皮，其间又有满汉扞格的心结，改革遭遇地方普遍抵制是可以想象的。这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行中央集权，再推行各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来自地方的强大反对意见，使清政府只好决定暂时维持银本位制，而将希望寄托于统一银币的标准上。
……………(未完待续。。)
番运作下来，老子便是铁杆的立宪派了。陈文强亲执酒壶。在为期七天的大会的闭幕酒会上为众位宪政迷、老前辈斟酒。嗯，应该说是铁杆的宪政派才更准确。
“文强。”被推为宪政会会长的张謇伸手叫着，亲热地把陈文强招到座位上。
这一桌都是立宪派的重量级人物，也是现在宪政会的核心。正会长张謇、副会长郑孝胥，庶务长雷奋，副庶务长刘春霖。江苏分会会长汤寿潜、湖南分会会长谭延闿、湖北分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分会会长蒲殿俊等。而陈文强呢，是广东分会会长，还兼着宪政会秘书长一职。
“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哪，最有出息的便是文强了。”张謇不掩赞赏之色，笑着说道：“不仅仅是宪政专家，工商经营亦是无人能比，手中还有枪有人，咱们这些老家伙呀。以后就指望他们了。”
“是啊，文强这商团，还有这铁路巡警，可都是精悍武装。”谭延闿点着头，“有了这，咱们这些立宪派才能够硬气些，不被别人看成光耍嘴皮子的秀才、书生，朝廷呢。也要看重咱们一些。”
立宪派虽然在各省都渐渐壮大，也多是身家殷实的工商士绅。但软肋便是缺乏枪杆子。上海商团应该是首先的尝试，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商埠，算是立宪派控制到手的武装力量。而陈文强借修路组建起来的铁路巡警，则被立宪派视为掌握在手的第二支武力。
“诸位前辈说得是。”陈文强笑着说道：“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咱们不是要造反，可手中也要有保护自己的力量才比较安心。况且。这预备立宪之事，很可能一波三折，并不象大家想的那般容易。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中，起初反反复复也是平常。咱们呢，能多积蓄些力量。再发动民众，这立宪运动推进起来，朝廷也必会认真一些。”
“是啊，咱们不推动，朝廷会积极立宪？”郑孝胥摇头道：“七年，十年，朝廷的立宪预备期竟如此遥远。苟能实事求是，三年之久，又何事不可预备？”
三年，这帮家伙还真是够操切的。陈文强腹诽着，却连连点头，“拿到手里的岂肯轻易放弃？这宪政的主旨便是要朝廷让权、放权，虽然迫于形势要立宪，但朝廷中那些位高权重的亲贵哪里会积极主动？是非要有人在后面推着，才能不断前进的。”
“立宪是大势所趋，除了朝中的亲贵，越来越多的官员还是倾向于此的。”汤寿潜捋着胡子，缓缓说道：“现在宪政会成立，几与政党无异，日后签名、请愿、示威，总要搞出声势，使朝廷拖延不得。”
“稍安勿躁。”张謇向下压了压手，说道：“宪政会通过的各项章程已经送往京城，且看宪政审查馆核议的消息。凡事呢，都要一步一步地来。而首先呢，是咱们要掌握宪政知识，把工作做好，让朝廷没有敷衍的借口。比如说这选举吧，地方督抚肯定不知如何操作；咱们呢，也有很多人茫然无措。这是不行的，咱们既是立宪派中坚，便要担负起指导和领导的重任。”
“季老所言极是啊！”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雷奋比较年轻，在大会上最喜发言，又好辩论，是相当活跃且有宪政知识的人物，对张謇的话深表赞同，“可以想象，中国第一次办选举是何等的有趣和忙乱。咱们已经把相关的规则和方法都制定出来，各地要指导选举工作的人员，咱们会内同志自然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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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这些宪政迷的憧憬，几乎都是乐观、振奋的言论，陈文强不想浇冷水，毕竟这是推动着社会发展、政治进步。但他还有其他的目的，此次召开宪政大会便想趁机敲定。
如果说中国的封建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到了现在就大有不同，清廷的中央权威在衰落，新政又搞得怨声载道，最主要的原因在陈文强看来还是财政问题。如果运用金钱的机谋，是不是就能加速这个腐朽王朝的覆灭呢？
货币战争、金融危机，显然对于清廷，对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比宪政还要陌生。也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威力，不知道如何防范。陈文强未必是要制造一场金融动乱，但他很想用货币手段来控制金融，控制市场，从而打击清廷的财政。
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之混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除了传统的纹银、铜钱和来自外国的各种银元外，地方强人还“私铸”钱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外，市面上流通的还有各省官办、商办银行和钱庄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
1903年，清政府曾一度设想采用金本位。除了统一币政的动力外，国际市场银价下跌也是主要推手。但这却遭到了地方督抚们的普遍反对，张之洞成为他们强有力的代言人。张之洞从“民生”的角度指出，中国底层民众多以铜钱进行结算，用金本位显然离题太远，不切合实际，而让超出自身实际价值的银币流通于市，等于鼓励成色不足的货币流通，也等于变相搜刮民脂民膏。此外，银贱虽不利于偿债，但有利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从长远而言有利于富国强兵。
任何改革，包括统一货币改革，都不仅仅是经济学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议题。满清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求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一方面又谋求中央集权试图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所作所为无异于与虎谋皮，其间又有满汉扞格的心结，改革遭遇地方普遍抵制是可以想象的。这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行中央集权，再推行各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来自地方的强大反对意见，使清政府只好决定暂时维持银本位制，而将希望寄托于统一银币的标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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