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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呃我说不是故意灌水，你们信吗？
“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个道理，我想大元首肯定是能明白的。”
杨浩在宴会上的一番发言，在结束之后很快传遍京城内外，到了第二天，基本上全国各地重要人物们都听说了。
既然他被视为大元首的意志代表，那么他说的话自然也是出于授意，也就没有人再去争执是不是他信口开河。国家大事上，不管多年轻的人，只要参赞军机，那是绝对不能胡说八道的。
当成了真事儿，就得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利弊得失评估。结果好坏，关系到他们最终能落下多少好处。
作为保守派的一帮老夫子们，当然不认同杨浩的言论。什么以战争促进国家改革进程，这岂不是等于在国家经济躯体上划一道血口子，整日不停的放血吗？再怎么强盛的国家，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法儿？不妥，相当的不妥啊！
打仗，就得死人，哪怕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人数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不测灾祸时有发生，终究不是幸事。最好莫过于偃武修文，关起们来过自己的日子，所谓君明臣贤￡，四海宾服，此之谓也。
传统道学先生们如今也都学会了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理念，顽固守住一方阵地，坚决不与政府推行的新中华文化整理运动相妥协。在他们看来，那是要断了千百年来流行于天下的公约良俗，是非常不可取的。
这种人数量相当不少，引经据典的很是能做一些花团锦簇的花样文章。
不过这看似老成谋国之言。立即激起了一大群青年先进的反击。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廖仲恺，宋教仁数不清的新兴学者运笔如刀，针锋相对的狠狠驳斥。
更有一位姓周笔名鲁迅的青年评论家，毫不客气的直接骂道：“千古以降，尔等可曾培养出一位圣人君主？所谓君明臣贤，恐无出北宋之右者，然宋朝两次被灭国。皇帝被人拉去耍猴戏，嫔妃公主当了军妓，祖宗骨头都要挖出来当夜壶，这便是你们想要的四海宾服？莫不是在满人打压之下弄坏了脑袋吧？我且不说一帮酸儒是如何卑躬屈膝装孙子做人的，尔等不是只需要有官做，便是祖宗也卖得么？”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种话显然不能用在周先生身上，他快意恩仇的如椽巨笔杀伤力十足，登时引起一片公粪乱泼。八成火力立即对准他杀将过来，这拉仇恨的手段。堪称天下一流。
他倒是一点都没说错，千古以来的儒生们，只要有官做，他们其实不在乎谁当统治者，或者下边老百姓过的怎么样。对着蛮夷弯弯腰低低头，那也没什么，反正老子有官当，合起伙来拼凑出个“某某盛世”，就能对孔圣人和自家都有了交代，何乐而不为？
如今的新朝却改了制度，读书好也未必能当官，当官就得整天累得跟三孙子似的，这怎么能行？必须得改！
此外，这新潮大元首不称制，明显不符合世界总的潮流——君不见列强各国，多数是君主在堂，越是强大如英德俄，越是典型的贵族辅佐贤明帝王，中国有数千年传统，岂能随便改啊！
只是有些事做得说不得，遮羞布还是要拉一匹来。被人一下子揭开了，这便是要结私仇么？
报纸论政变成了打文字仗，因为全国推行白话文，先天上占优势的年轻一代玩的尤为熟络。老夫子们脑袋跟不上时代变化，诸多新鲜词儿根本不明其意，更不知道怎么用了。
于是乎，战斗一旦开打，周先生自己就顶住了起码一半的炮火，其他年轻学者纷纷出手，有助拳的，有叫好镇场子的，有另起一路夹攻的，精彩纷呈，那叫一个热闹。
大元首一如既往的，并不直接参战，也不对此作出什么乾纲独断的指示，除了让宣传监督部门认真做好把控筛选之外，任由他们吵得天昏地暗，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甚至超过当年与满清朝廷统领下的力量碰撞的激烈，尤其是全国报业的全面展开，电台广播的普遍推广，杂志的开办，舆论阵地的复杂性和影响力成千上万倍的增长。可以说，超过大半的国民都会被影响到。
这比起清末时期，只有数千万识字人才能被影响的格局，天差地远。
谭嗣同和严复两位党魁，都是论战中的高手，在亲自关注一段之后，也有些坐不住了。
他们很清楚，之所以搞成如此空前激烈的状态，关键是按照杨浩说出的那些话去推断，新朝文化整理与改革一旦全民推进，旧理学家们那套学习为当官——当官就能成为人上人——当官就能兴盛家族发财致富的理论，将从根子上被挖掉。尤其对务实、务虚和当官不做事的批评，更是直接戳中了他们的**。
自古以来，当官的还不都是为了少受劳累么？真要当官为民做主，那也是老子做万民之主，我说让你们怎么着就怎么着，道理正义是非都是我铁口直断，一语定乾坤。
杨浩却要真的把官员变成公仆，这绝壁不能忍啊！
甚至想的更深一些，以新朝的制度推行下去，宋儒以来的道学理学极可能要被全面推翻，无论朱熹圣人还是王阳明圣人，到时候都可能被从神坛上请下来。
大元首推崇孟子的学说，希望天下官员可以做到孟子所给出的标准。这符合儒家的道统要求，反正都是你家圣人说得。同样，孟子也很直白的把孔子的良苦用心给进一步阐扬发挥，直接指出读书人怎么求官做官的。那句流传千古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在告诉儒生们。怎么获取影响力，如何的安身立命啊！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事，道学先生们也绝不肯做的，用清末大学士徐桐的话说，只要把书读的好，科举考得好，人品道德自然就高，自然是做官的好选手。理所应当的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这里不是说他们鱼肉百姓，而是纯粹狗屁不通还瞎指挥，乱折腾。
自古以来，这种官儿多的数不清，真正能做好的，都在历史故事中记载着呢。几千年历史那么多朝代，一共才出来那么点儿清官好官，可见多难的。
大元首要从根子上改变这种严重落后的制度，从文化层面扭转顽固守旧的思想，不消说有多么的麻烦。阻力之大恐怕也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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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呃我说不是故意灌水，你们信吗？
“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个道理，我想大元首肯定是能明白的。”
杨浩在宴会上的一番发言，在结束之后很快传遍京城内外，到了第二天，基本上全国各地重要人物们都听说了。
既然他被视为大元首的意志代表，那么他说的话自然也是出于授意，也就没有人再去争执是不是他信口开河。国家大事上，不管多年轻的人，只要参赞军机，那是绝对不能胡说八道的。
当成了真事儿，就得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利弊得失评估。结果好坏，关系到他们最终能落下多少好处。
作为保守派的一帮老夫子们，当然不认同杨浩的言论。什么以战争促进国家改革进程，这岂不是等于在国家经济躯体上划一道血口子，整日不停的放血吗？再怎么强盛的国家，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法儿？不妥，相当的不妥啊！
打仗，就得死人，哪怕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人数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不测灾祸时有发生，终究不是幸事。最好莫过于偃武修文，关起们来过自己的日子，所谓君明臣贤￡，四海宾服，此之谓也。
传统道学先生们如今也都学会了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理念，顽固守住一方阵地，坚决不与政府推行的新中华文化整理运动相妥协。在他们看来，那是要断了千百年来流行于天下的公约良俗，是非常不可取的。
这种人数量相当不少，引经据典的很是能做一些花团锦簇的花样文章。
不过这看似老成谋国之言。立即激起了一大群青年先进的反击。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廖仲恺，宋教仁数不清的新兴学者运笔如刀，针锋相对的狠狠驳斥。
更有一位姓周笔名鲁迅的青年评论家，毫不客气的直接骂道：“千古以降，尔等可曾培养出一位圣人君主？所谓君明臣贤，恐无出北宋之右者，然宋朝两次被灭国。皇帝被人拉去耍猴戏，嫔妃公主当了军妓，祖宗骨头都要挖出来当夜壶，这便是你们想要的四海宾服？莫不是在满人打压之下弄坏了脑袋吧？我且不说一帮酸儒是如何卑躬屈膝装孙子做人的，尔等不是只需要有官做，便是祖宗也卖得么？”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种话显然不能用在周先生身上，他快意恩仇的如椽巨笔杀伤力十足，登时引起一片公粪乱泼。八成火力立即对准他杀将过来，这拉仇恨的手段。堪称天下一流。
他倒是一点都没说错，千古以来的儒生们，只要有官做，他们其实不在乎谁当统治者，或者下边老百姓过的怎么样。对着蛮夷弯弯腰低低头，那也没什么，反正老子有官当，合起伙来拼凑出个“某某盛世”，就能对孔圣人和自家都有了交代，何乐而不为？
如今的新朝却改了制度，读书好也未必能当官，当官就得整天累得跟三孙子似的，这怎么能行？必须得改！
此外，这新潮大元首不称制，明显不符合世界总的潮流——君不见列强各国，多数是君主在堂，越是强大如英德俄，越是典型的贵族辅佐贤明帝王，中国有数千年传统，岂能随便改啊！
只是有些事做得说不得，遮羞布还是要拉一匹来。被人一下子揭开了，这便是要结私仇么？
报纸论政变成了打文字仗，因为全国推行白话文，先天上占优势的年轻一代玩的尤为熟络。老夫子们脑袋跟不上时代变化，诸多新鲜词儿根本不明其意，更不知道怎么用了。
于是乎，战斗一旦开打，周先生自己就顶住了起码一半的炮火，其他年轻学者纷纷出手，有助拳的，有叫好镇场子的，有另起一路夹攻的，精彩纷呈，那叫一个热闹。
大元首一如既往的，并不直接参战，也不对此作出什么乾纲独断的指示，除了让宣传监督部门认真做好把控筛选之外，任由他们吵得天昏地暗，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甚至超过当年与满清朝廷统领下的力量碰撞的激烈，尤其是全国报业的全面展开，电台广播的普遍推广，杂志的开办，舆论阵地的复杂性和影响力成千上万倍的增长。可以说，超过大半的国民都会被影响到。
这比起清末时期，只有数千万识字人才能被影响的格局，天差地远。
谭嗣同和严复两位党魁，都是论战中的高手，在亲自关注一段之后，也有些坐不住了。
他们很清楚，之所以搞成如此空前激烈的状态，关键是按照杨浩说出的那些话去推断，新朝文化整理与改革一旦全民推进，旧理学家们那套学习为当官——当官就能成为人上人——当官就能兴盛家族发财致富的理论，将从根子上被挖掉。尤其对务实、务虚和当官不做事的批评，更是直接戳中了他们的**。
自古以来，当官的还不都是为了少受劳累么？真要当官为民做主，那也是老子做万民之主，我说让你们怎么着就怎么着，道理正义是非都是我铁口直断，一语定乾坤。
杨浩却要真的把官员变成公仆，这绝壁不能忍啊！
甚至想的更深一些，以新朝的制度推行下去，宋儒以来的道学理学极可能要被全面推翻，无论朱熹圣人还是王阳明圣人，到时候都可能被从神坛上请下来。
大元首推崇孟子的学说，希望天下官员可以做到孟子所给出的标准。这符合儒家的道统要求，反正都是你家圣人说得。同样，孟子也很直白的把孔子的良苦用心给进一步阐扬发挥，直接指出读书人怎么求官做官的。那句流传千古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在告诉儒生们。怎么获取影响力，如何的安身立命啊！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事，道学先生们也绝不肯做的，用清末大学士徐桐的话说，只要把书读的好，科举考得好，人品道德自然就高，自然是做官的好选手。理所应当的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这里不是说他们鱼肉百姓，而是纯粹狗屁不通还瞎指挥，乱折腾。
自古以来，这种官儿多的数不清，真正能做好的，都在历史故事中记载着呢。几千年历史那么多朝代，一共才出来那么点儿清官好官，可见多难的。
大元首要从根子上改变这种严重落后的制度，从文化层面扭转顽固守旧的思想，不消说有多么的麻烦。阻力之大恐怕也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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