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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的不花统2万人继续经略未服诸城，自己从前线东返，预备回到蒙古，参加推选大汗的斗争。1260年9月，埃及玛木鲁克王朝出兵小亚，怯的不花所部全军败亡。玛木鲁克军队连克大马士革、阿勒坡等城，还有自幼发拉底河西至叙利亚全境。
旭烈兀在赶赴蒙古本部途中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汗相争的消息。于是他停止前进，作壁上观。忽必烈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宣布把阿姆河以南全部交给旭烈兀。本来蒙哥在委命旭烈兀西征时曾对他说：“你完成这些大事后，就返回本土来吧。”这就是说，阿姆河以南是属于黄金家族共有的财产，旭烈兀不过是统领黄金家族的各支人马去完成征服的代表而已。蒙哥死后的汗位危机，迫使忽必烈承认了旭烈兀在西域的既得权益。从此这片地面变成旭烈兀及其后人的“梯己分子”。
旭烈兀对大汗自称il-khan，意思是“附属的汗”、“藩王”。il-khan的称号应当表示，他自己的地位要略低于成吉思汗时代所封的各兀鲁思汗。这个词过去都译作“伊儿汗”。其实元代从不用“儿”、“尔”等汉字来作的译音。按照当时译写非汉语词汇的体例，旭烈兀的王朝，应当译作伊利汗朝。平灭南宋“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元史·世祖本纪》
襄樊之役前后1220年，蒙古在攻金过程中，就已开始与南宋有军事接触。不过，当时其形式主要还是游弋抄掠而已。1234年初，蒙古灭金，不久便撤师北归，把一个“寂无烟火，骨殖横道”的河南留在他们的身后。南宋朝廷轻信邀功之臣，以为找到了一个“绍复”的机会，于是派军队去接收“三京”（指东京即开封，西京即洛阳，南京即归德）。他们没有想到会被重行南返的蒙古军设伏击溃。是年为宋端平元年。“端平入洛”之役遂以近乎笑话的悲壮色彩载于史册。翌年，蒙古便以南宋“开衅”为由，组织大规模的侵宋攻势。蒙宋间自此在两淮和四川战场上长时期胶着。
蒙哥汗即位以后，以忽必烈负责经略南宋。忽必烈奏准先攻大理国（在今云南省），期以大范围迂回的方式包抄南宋。1255年大理平；忽必烈在此前一年已先行北还。不久，蒙哥汗发动对宋新攻势。他命令左翼军趋兵河南，征大理蒙古军由西南回师荆湖，他自率右翼军主力南下川东。三路大军相约会师长江中游，再挥戈东向。这一战略计划，因为蒙哥战死四川而中止实施。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接到蒙哥汗死讯时，忽必烈正在指挥左翼军南下的途中。他仍坚持渡淮南行，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蒙古军围鄂近两个月，粮尽疾作；由西南北驰的蒙军又被阻隔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不克增援；再加上担心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先发制人、夺取汗位，忽必烈这才决定退兵。返回北方。
在称帝后的最初七八年内，忽必烈先要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接着是趁平息李璮之乱解决华北世侯擅权的问题，所以在对宋关系方面保持十分克制的态度。他虽然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山东两大都督，与宋朝的京西湖北、淮东淮西两制置使犄角相峙，但其意图只在镇边，而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宋朝拘留在边镇，他不过遣官诘问；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下令宽赦，发还其货物。甚至当戍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他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而已。两方的军事对抗在这个时期稍见缓和。
至元三四年以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渐趋稳固，元对南宋的战火于是重燃。
这时候，元朝的攻宋战略，与前两任大汗相比，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虽然由于南宋的泸州（在今四川）守帅刘整叛宋投元，蒙古当时得据有泸州辖境内的部分土地，但因为泸州城难以守卫，蒙古军遂将刘整从宋兵包围中接出，弃守而去。宋元在四川的对峙态势与此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尽管如此，忽必烈却决意暂缓用兵四川，集中力量从中路突破宋荆湖防线，然后向东、南两线推进，克定大业。
早在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令南下指挥左翼军讨宋时，汉地就有人向他建议过“据有上游（这里的“上游”实指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戈船东下”的平宋方略。至元初年向他力主此议的正是从泸州降元的刘整。他在陛见忽必烈时鼓动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指偏安一隅的南宋）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他提出的“先攻襄阳，撤其扦蔽”的战略方针显然大合忽必烈的心意。召见刘整的第二年即至元五年（1268），元廷命刘整率汉军驰赴河南前线，与屯驻在那里的阿术“同议军事”，规划进攻宋荆湖重镇襄樊（在今河南）事宜。同年又派姚枢至河南经理屯田，“张平宋本”。
把主攻目标从长江上游转移到长江中游，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蜀地险厄，易守难攻，又因长期战争而凋蔽不堪。在当时条件下，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强攻而得之，对改变宋元对抗的总战略态势未必会有多少益处。而争夺荆襄，兵临大江，再顺流而东，是中国中世纪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战争伟剧。自蒙古南下以后，六盘山一直是他们驻牧休养的一个大本营。对他们来说，从那里途经汉中，进入川地，甚为近便。于是攻蜀似乎变成了蒙古侵宋战略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在后人看来，数经挫折后改弦易辙乃势所必至，但对当事人而言，这仍然是了不起的战略转移。
1268年秋，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樊城在汉水之北，较易为元军控制，所以围城重点在襄阳。元军很快夺得襄阳周围诸要隘，筑寨戍守，包围圈长达数十里。1269年春又围樊城。但这时襄阳犹得与其以南诸宋地相交通；另外，襄、樊两城隔汉水相望，有植木江中、贯以铁索的浮桥相连。所以襄、樊之间及其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1269年初，元廷派北方汉人官僚中资望最高的史天泽带枢密副使衔，偕驸马、枢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线督师。史天泽视察形势后，又在襄阳外围地区加筑一道围城工事，“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在南线则将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围之内。翌年再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以扼敌船。再明年即1271年，加筑“一字城”于襄阳城南的岘山、虎头山一线。襄阳通往外界的陆路基本上被断绝。在这之前，一心想建灭宋头功的刘整已开始制造船舰，训练水军。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也“画地为船”坚持操习不懈。
从元兵对襄樊实施围城战的次年早春起，宋军就不断地由水、陆两路增援襄樊。战事之初，宋水师大概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攻击元军和运送衣粮进襄阳，更多地使用舟师取道汉水行动。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名将都曾参与援襄之战。1270年秋、1271年夏，范文虎先后两次统舟师大举应援，兵力都在10万上下，但均被蒙古军击退。甚至当1271年秋，元军在汉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圆石以阻塞河道之后，宋军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涨，以轻舟强行突破水上障碍，将馈饷送入襄阳城中。这时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
宋军应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张顺、张贵率领下护饷突入襄阳城的壮举。1272年夏，二张率装满军需的船队，从襄阳上流乘夜浮水而下。他们以“此行有死而已”的气概，冲入元军布防于汉水中的水阵，与敌船水手短兵相接，奋力搏杀，竟杀开一条血路，冲过防线。于天明时分驶至襄阳城下。这时张顺已战死。张贵留在襄阳历数月，乃于秋天驾船舰出城，顺流下走，与围城的元水师激战数十里，杀出重围。后因接应的宋军失期不至，被元军袭败擒获，不屈而死。
1272年秋，元军因襄阳围久未下，决定先取樊城，以夺宋师军心。至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汉水上的浮桥，对樊城实施攻坚战。他们用巨型的西域抛石机“回回炮”猛击樊城，在樊城四周同时发起进攻，先后从三面攻破内城。1273年2月初，樊城宋守军巷战失败。城南尚未战死的军民，被元兵悉数屠戮。
从军事上讲，樊城失守并不对襄阳的存亡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它却极大地强化了襄阳守军因孤立而产生的绝望感。襄阳现在真正是危在旦夕了。
元军克樊城后，立即移攻城回回炮于襄阳城下。这时城内粮食尚可支撑，衣装、薪柴则都已断绝。时值冬末，军民被迫拆屋居作柴烧。襄阳守将吕文焕每次上城楼巡视，总是忍不住“南望恸哭”。
2月，元军用回回炮轰击襄阳，打中城内谯楼，军心大惊。吕文焕困守襄阳首尾六年，战至兵尽力竭，被迫降元。这时距离樊城之破不足20日。当时人作诗曰：“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指贾似道）。”诗歌批评宋朝当局坐视襄阳孤军苦守，这一点不尽符合事实，但它表明舆论对吕文焕不得已而献城出降，颇抱同情之心。
襄樊之役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出宋军的虚弱。在前方有过作战体验的元朝高级将领，纷纷建议忽必烈乘这个机会全面攻宋。襄樊前线统帅阿术说：“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游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忽必烈让相臣们讨论，却久议未决。阿术于是再谏道：“如今是明主君临天下，却放过这个衰乱的小朝廷不去征讨。臣恐怕今后再想攻宋。只会比今日更难了。”根据夸扬阿术功德的他的庙碑碑文记载，忽必烈听到这番议论后大喜，他说：“你的话正好符合我意。”元廷乃决意大举灭宋。
实际上，还有两个人，应当对忽必烈的决策起到更关键的促进作用。一个就是襄阳降将吕文焕。他的哥哥吕文德生前曾是宋朝“声望、知略高出流辈”的名帅。沿江一线将领，很多人是吕氏旧部。吕文焕本人长期在前线带兵，对南宋江防也了如指掌。他虽然以李陵自比，表白自己力屈而降，心中犹不忘报宋，但时迁势转，终于身不由己。当时人作诗嘲讽他说，“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廷议之前，忽必烈驿召吕文焕至大都面谈，显然使他对灭宋信心大增。元朝人乃至把宋的败亡归因于刘整、吕文焕之降，说若无刘整，元朝无由知宋之虚实；若无吕文焕，则元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另一个人是德高望重的史天泽。他显然也赞成灭宋，对忽必烈说，只要命一蒙古重臣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他虽已年老，仍主动请命，自谓作一个副帅，“犹足为之”。一个多世纪前，在金朝做官的北方汉人，大多数都强烈地反对金军进一步渡淮灭宋。因为金朝从北宋手里抢得中原，逼宋南迁，华北汉人尽管可以心安理得地“各事其主”，但对南宋多少总还有一点“父母之邦”的认同心情。元朝在中原取金而代之，北方汉人完全将南宋看做是“使介交通”的“与国”。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对“席卷三吴”再没有什么其他犹疑之心了。
襄樊之役结束的次年，即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不久因老疾召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后改为河南行省），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行省淮西（后改为行枢密院，由河南行省节制），驻扎淮水之上的正阳，南逼大江，截断宋在沿江设置的东、西两大布防区之间的联系；淮东元军则由察罕统帅。这样就形成以伯颜为主力的三路灭宋态势。七月，伯颜等将领到陛前向忽必烈面辞。忽必烈以本章开头的那段话训谕诸将，要他们取法北宋攻灭南唐时的主将曹彬，以“不杀”取江南。九月，伯颜从襄阳前线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元王朝大举灭宋的战幕掀开了。“太后传宣许降国”
恰恰是在元廷发表建荆湖、淮西二行省伐宋的前一个月，南宋权相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贾似道居丧的三个月，本应当是宋政府加紧备战部署的关键时日，但这位皇帝的“师臣”要尽孝道，按常例不署理军国重事，朝廷竟在束手观望中任时光白白流逝。七月宋帝度宗死去。在大都，伯颜正为离朝南征陛辞；在南宋的“行在”杭州，将相们却弃国是于不顾，忙于举朝缟素，表白各人的忠君之忱。
对国难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的惊人麻木，似乎是南宋一朝权相专制、党派间互相攻伐和虚伪的道德化政治共同培育的产品。小朝廷苟安于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指北宋首都开封）”。国用不敷，甚至向民间“预借”赋税达十多年。民间骂他们把西湖当成了糟蹋民脂民膏的“销金锅儿”；还有人作诗，讽喻气量狭小、没有远见和长久之计的政府是“小小人家短短桥”。
这个“小小人家”在最后十多年中，差不多完全被操纵在贾似道的手里。1259年忽必烈从鄂州前线退师，主持荆湖防务的贾似道以“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上奏，名声大震，入朝为左丞相。他很快步入权势的巅峰，在集百官议事时，居然能厉声斥责他们：“诸君若不是似道提拔，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以至时人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的诗句。杭州有1，6万名太学生，以道学相标榜，经常用匿名诽谤、散发“揭贴”（即传单）等手段制造政治风潮。他们虽然难逃“空谈误国”之咎，却对权臣多少有一点制约的作用。但贾似道在当政期间，竟然能有本领笼牢一时名士，以虚崇道学而使太学生沉默不言。高压和利诱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回应各种刺激的必要弹性。南宋虽未亡国，国内却早已弥漫亡国气象。“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整个朝廷就这样在文恬武嬉中坐待灭亡。甚至当襄阳失陷，元军旦暮伐木造船，整兵练众，预备渡江时，宋朝的沿边守帅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浩渺”，北兵必定攻不破“长江天堑”。朝政掌握在这样一班君臣手中，虽然兵力并不弱小，虽有军民一城一池的英勇抵抗，终于不可能挽回亡国的可悲命运。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舟师由襄阳浮汉而下，进趋郢州。时宋军聚重兵10万于郢州，分屯于汉水东、西岸的郢城和新郢，以炮弩夹江而列；两城之间连以铁索，又在江面水中密植桩木，用以阻挡船舰南行。伯颜在郢城北20里扎营，决定“耀兵不攻”，暗遣人马袭克郢城下流的黄家湾堡，乃挽舟上陆，至黄家湾堡，由堡西河汊驾舟入藤湖达汉，如是绕过郢州而南。在汉水沿岸的沙洋（在今湖北荆门东南）、新城（在今湖北潜江西北）、复州（在今湖北沔阳）等要塞，元军都曾遇到顽强的抵抗，或以强攻克城，或先经苦战，再以谕降得之。
元军原欲夺取汉口，由此渡江。因宋水师严阵以待，乃开坝引船，由沦河出沙芜口（在今湖北黄陂南境），而达于长江北岸。至元十一年（1274）十二月，伯颜在进攻沙芜口以东十余里的长江南岸要塞阳逻堡的同时，命阿术分水军溯江，“为捣虚之计”，袭攻沙芜口对岸的青山矶（在今武汉东北二十余里）。元军乘雪夜实施强攻，攀岸步斗，经反复搏杀，遂得南岸。明日，伯颜得阿术报，指挥诸将急攻阳逻堡，下之。宋军伤亡惨重，“流尸蔽江而下”。元军历数昼夜方才陆续过江。
渡江后议兵所向，阿术建议先取鄂州、汉阳，“虽迟旬日，可为万全计”。元军遂回师西向。鄂州与汉阳隔江对峙，所恃为汉阳水师。元军先焚汉阳军船舰3000艘。“火照城中，两城大恐”，未久皆不战而出降。伯颜遂以渡江大捷驰驿入奏。
岁末，伯颜分兵4万，命阿里海牙规取荆湖，以绝东进之师的后顾之忧。至元十二年三月，阿里海牙在洞庭湖口与宋将高世杰聚集的水师交锋，败溃宋舰船数千艘，乘胜攻占荆湖南部的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元军从这里西北行，移攻江陵。四月，围攻江陵门户沙市，破其栅，纵火焚之。沙市款降。江陵守将斗志瓦解，接受招降。阿里海牙即占有荆湖南、北的制胜之地，“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长江中游全体动摇，谕降诏书所至，“无不降者”。除死守的潭州而外，元军在洞庭湖南北几乎没有遭遇过大的抵抗。
自从命伯颜出师灭宋以后，忽必烈一直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前方的战报。他对元军能否一举平宋，并没有充分的把握。他派到南宋境内的间谍，曾潜往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替他问天命于张天师，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且还带回来张天师的符箓以为凭信。尽管如此，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结果会怎么样，究竟不是一纸符篆就足以担保得了的。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忽必烈为之“方念之深”，只好靠卜卦排遣忧虑。算命的人“待诏公车，百十为辇”（在宫廷等待召见的卜者，要用数十成百辆车来接送）。大军渡江、克鄂州的捷报传来，他依然不敢完全释怀，深夜把姚枢召往内廷，对他说：“过去我才渡江，家里就发生内乱（指1259年末从鄂州城下撤兵，与阿里不哥争位事），上天不肯终结对宋的护佑而让我北归。现在伯颜虽然已经渡江，天到底是否会终止宋朝命运，还不知道！赵官家有天下三百年。天命没有赐降到我家，而先在他们那里。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宋朝！”直到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切断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完全排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的隐患，忽必烈这才可以放心舒气，声称“东南之势定矣”，于是兴致勃勃地在京师排宴三日志庆。
至元十一年末，元军从鄂州出发，顺流而东。前锋是吕文焕，伯颜自领水陆大军随后征进。长江中游一线的宋将，许多人是吕氏旧部门人，所以临江诸城往往“望风降附”，传檄而定。十二年（1275）二月，元师已到达池州（今安徽贵池）。
自从鄂州失陷的消息传到杭州，宋廷合朝震动。贾似道这时葬母已近两月。代4岁的小皇帝赵显主持朝政的谢太后诏命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抗拒元军。1275年刚过旧历元宵节，贾似道便领兵13万、舰船2500艘西行，溯长江师次芜湖（在今安徽）。他虽然嘴上说“决于一行以求必胜”，实际上却已有退却的安排。行前，他与亲信约，如出师失利，要他们将赵氏宗室迁至庆元（今浙江宁波），与他在海上合会。他幻想袭用南宋初年的“蹈海之危”，避过蒙古讨宋大军的兵锋，坐待其退军，再图兴复。
出师芜湖后，贾似道仍在幻想避免同元军作战。先与新近降元的吕师夔（吕文焕侄辈）拉关系，想通过二吕求和；继而以遣返被俘的元朝军官为由，直接试探伯颜对议和的态度。两招都未能生效，乃于二月初正式以称臣纳贡为条件遣使求和。伯颜坚持要贾似道到元军帐下“面议”，才肯举行和谈，实际上是拒绝与宋和议。贾似道的一厢情愿全部落空，于是“阴备快船”，随时准备从前线逃走。
二月中旬，元军从池州移师，进至宋前锋孙虎臣所驻之丁家洲（在池州下流，今安徽铜陵东北）。元军以步骑举炮弩夹岸推进，用巨炮轰击宋水师；又以数千艘战船“蔽江而下”，突击宋水营。宋先头部队将领姜才奋起迎战，甫交锋，孙虎臣却跳上随军小妾所乘舟。宋军见主将换船，都大叫“步帅遁矣”！前锋军水营乱作一团，又遭元军反复冲杀，尸流江面，江水变红。
元军乘胜追击，逼近夏贵部勒的水阵。夏贵也不战而走，以扁舟驶掠位于他下流的后军指挥舰，对贾似道喊叫：“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错愕失措”，鸣钲令诸军逃散；他自己撤至扬州，预备漂海。13万宋军顿时不战自溃。实际上，元兵直到次日，才进抵贾似道主力驻扎的鲁港（在丁家洲下流，今安徽芜湖南）。二月末，它不战而取建康（今江苏南京）。三月初进据镇江。周围数十城望风披靡。元军遵旨在这里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东南地区的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将赵晋、张世杰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用示死而后生的决心。这时候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张世杰一直被元军追至大海。经鲁港师溃和镇江水战后，宋朝几乎已没有可供调遣的机动作战部队。除江北的扬、泰等州，以及江南常州等地婴城固拒长达数月外，宋人已基本上没有力量再与元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交锋的阵地战了。元军在东南方向上的推进遂成破竹之势。
至元十二年八月，伯颜还至军前。十一月，命阿术驻瓜洲以绝扬州之援，余部则分三道发动对宋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在今浙江长兴西南），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和南宋降将范文虎率水军从镇江循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主力万人，水陆并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而趋临安。常州举城相抵抗，元军强克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
第五章
自鲁港败溃，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但除了痛哭之外，他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救国之策。贾似道的办法是请三宫移驾庆元，出海漂流。谢太后不许。同党陈宜中眼见舆情翻转过来，连忙反戈一击，上书要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谢太后把贾似道贬职远谪。路上，贾似道被解送人员擅杀。他罢相以后，陈宜中主持朝政，力斥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元军决战的建议，一心一意向蒙古求和。宋廷在灭亡的最后岁月里，以向敌军乞讨和平的行为，使自己永远蒙受洗不清的历史耻辱：1275年夏，太皇太后谢氏发诏书，向“叛将”吕文焕、范文虎“招谕”，要求他们从中斡旋，促使元廷罢兵许和。
1276年初，又遣柳岳往伯颜军营求和，这时元军已至无锡。柳岳垂泪哀求说：“现在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嗣位的君主幼小，而且还在为先帝服丧期间。兵不伐丧是自古以来的礼制。恳望大丞相可怜、宽恕我们，退兵北归，免得引起敝朝三宫不安、陵寝动摇。我们怎么敢不年年进奉，岁岁修好！今日之事，确实是奸臣贾似道失信于贵方，因而贻害了我们的国家呵！”虽然忽必烈当时或许还有许和之意，伯颜却已抱定宗旨要灭宋，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初我朝圣天子即位之初，曾遣使奉国书来与你们交好。你们国家无赖，拘留我朝使臣十六年（指郝经被宋拘禁之事）。所以要来兴师问罪。去年又把我朝派来的廉希贤等使节无故杀害。这到底是谁的过失啊！如果你们的太皇太后要我停止进军，为什么不学习吴越践王献出国土，或者像南唐李后主那样投降？你们宋朝过去从后周柴氏的小儿手里夺得天下，今天也失于小儿之手。天意如此，你何必再多说？”
20天后，宋使再见伯颜，声称除纳岁币外，愿尊元帝为伯，世修子侄之礼。如不许，称侄孙也可以。再不许，只求封一小国保存赵家的宗庙。这次求和，终因伯颜大军兵临杭州城下而流产。
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桩诈骗案。当时传说有一个当涂人的妻子叫赵孟桂，被伯颜纳为小妾。谢太皇太后异想天开，派人备厚礼去寻访她，想通过她打动伯颜。使臣回来说，赵氏担保将达成和约。宋廷为此颇感兴奋，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几年后，人们才发现赵氏从来没有收到过宫廷的赏赐，她也没有做过伯颜的妾室。大概是有人借宋室求和心切骗攫财产吧。
移驾也不是，求和也不成，朝臣们开始弃职出逃。其实这种现象还远非始于宋朝临终的最后时刻。谢太后为此出过一份朝堂榜，措辞差不多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她说：“像这样避难偷生，你们还要做什么人？死了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逼近杭州城。高级官员不辞而别更达到“接踵宵遁”的程度。正月五日临朝，文官只有六人。到十三日，“朝中为之一空”，连当初“哭声震天”的热闹情景也看不到了。
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晚，赵氏的孤儿寡母们大概通宵未睡。他们决定向元军献传国玉玺求降，宋朝的求降表也在那天夜里准备就绪。时距贾似道出师抵拒灭宋元军刚刚一年多一天。同时代的一个诗人描写那天晚上宫内的景象说：“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十八日，宋奉传国玺和降表至临安城外元军大营。寻以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被退还。
二十五日，修改过的降表送达伯颜。
二十六日，元军进入杭州城。余波的平息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尚处于南宋控制下的领土大面积地为元所有。在荆湖方面的战场上，阿里海牙所部经过三个月的围城，攻破荆湖南部的重镇潭州（今湖南长沙）。守帅李芾令家人登楼醉饮，固命帐下亲信把全家杀死，他本人也从容引颈受刃，实践了自己“以家许国”的誓言。阿里海牙入城，禁止杀戮，发仓廪赈饥，湖南诸郡纷纷降附。元廷又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立都元帅府于江州（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元军从荆湖到浙西，遂完全连成一片。杭州投降后，太皇太后谢氏奉元之命颁诏，令江南未下诸郡停止抵抗。诏文称：“现在元兵攻克杭都，国家根本已被拔除。各地城市虽然还想拒守，但是百姓又有什么罪过而要再遭战祸呢？自奉接诏书之日起，切望你们各自降附蒙古，或许还可以让生民免受荼毒之苦。”东南诸多州郡守令乃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严州（治在今浙江建德西北）守臣方回一向以“死于封疆之所”相标榜，元军逼近时，方回忽然不知去向。人们都以为他一定已实践自己的诺言自杀了，到处找寻他的尸体而不得，后来才知道他已到三十里外拜降。此后不久，他竟然“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文武官员出杭州城，各以宋朝所授职衔行谒见礼于元军大营。他们“谒见”的，乃是攻灭他们父母之邦的元军统帅伯颜。本月，伯颜以元廷的授权，任命元“浙西都督府”进驻杭州。三月，伯颜入杭州城。南方大国昔日的都城，现在成为元“行中书省”的治地。江南“新主”开始收缴宋百官诰命符印，罢废宋官府，“阅实”宋国库，“检括”所藏各种珍异宝玩，籍没宋室礼器、祭器、仪仗、户籍档案和大量图书。宋王室收藏的历代名画、法帖等也悉数北运，使北方宫廷中的儒臣们大开眼界。元廷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三月十二日，伯颜遣人向宋皇室宣诏。当宣诏人读到元廷对宋幼主、太后免于系绳于颈、牵羊于手表示亡国之臣向征服者献诚的时候，幼帝的母后全氏涕泪沾襟，对儿子说：“蒙圣天子慈仁，留你一条活路，应当朝京阙礼拜致谢。”幼帝拜毕，母子一起乘轿，“即日俱出宫”。只有谢后生病，留杭未行，但不久后还是被驱北上。临行之际，赵氏母子求见伯颜。伯颜以“未入朝，无相见之礼”回绝。
怯的不花统2万人继续经略未服诸城，自己从前线东返，预备回到蒙古，参加推选大汗的斗争。1260年9月，埃及玛木鲁克王朝出兵小亚，怯的不花所部全军败亡。玛木鲁克军队连克大马士革、阿勒坡等城，还有自幼发拉底河西至叙利亚全境。
旭烈兀在赶赴蒙古本部途中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汗相争的消息。于是他停止前进，作壁上观。忽必烈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宣布把阿姆河以南全部交给旭烈兀。本来蒙哥在委命旭烈兀西征时曾对他说：“你完成这些大事后，就返回本土来吧。”这就是说，阿姆河以南是属于黄金家族共有的财产，旭烈兀不过是统领黄金家族的各支人马去完成征服的代表而已。蒙哥死后的汗位危机，迫使忽必烈承认了旭烈兀在西域的既得权益。从此这片地面变成旭烈兀及其后人的“梯己分子”。
旭烈兀对大汗自称il-khan，意思是“附属的汗”、“藩王”。il-khan的称号应当表示，他自己的地位要略低于成吉思汗时代所封的各兀鲁思汗。这个词过去都译作“伊儿汗”。其实元代从不用“儿”、“尔”等汉字来作的译音。按照当时译写非汉语词汇的体例，旭烈兀的王朝，应当译作伊利汗朝。平灭南宋“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元史·世祖本纪》
襄樊之役前后1220年，蒙古在攻金过程中，就已开始与南宋有军事接触。不过，当时其形式主要还是游弋抄掠而已。1234年初，蒙古灭金，不久便撤师北归，把一个“寂无烟火，骨殖横道”的河南留在他们的身后。南宋朝廷轻信邀功之臣，以为找到了一个“绍复”的机会，于是派军队去接收“三京”（指东京即开封，西京即洛阳，南京即归德）。他们没有想到会被重行南返的蒙古军设伏击溃。是年为宋端平元年。“端平入洛”之役遂以近乎笑话的悲壮色彩载于史册。翌年，蒙古便以南宋“开衅”为由，组织大规模的侵宋攻势。蒙宋间自此在两淮和四川战场上长时期胶着。
蒙哥汗即位以后，以忽必烈负责经略南宋。忽必烈奏准先攻大理国（在今云南省），期以大范围迂回的方式包抄南宋。1255年大理平；忽必烈在此前一年已先行北还。不久，蒙哥汗发动对宋新攻势。他命令左翼军趋兵河南，征大理蒙古军由西南回师荆湖，他自率右翼军主力南下川东。三路大军相约会师长江中游，再挥戈东向。这一战略计划，因为蒙哥战死四川而中止实施。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接到蒙哥汗死讯时，忽必烈正在指挥左翼军南下的途中。他仍坚持渡淮南行，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蒙古军围鄂近两个月，粮尽疾作；由西南北驰的蒙军又被阻隔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不克增援；再加上担心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先发制人、夺取汗位，忽必烈这才决定退兵。返回北方。
在称帝后的最初七八年内，忽必烈先要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接着是趁平息李璮之乱解决华北世侯擅权的问题，所以在对宋关系方面保持十分克制的态度。他虽然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山东两大都督，与宋朝的京西湖北、淮东淮西两制置使犄角相峙，但其意图只在镇边，而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宋朝拘留在边镇，他不过遣官诘问；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下令宽赦，发还其货物。甚至当戍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他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而已。两方的军事对抗在这个时期稍见缓和。
至元三四年以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渐趋稳固，元对南宋的战火于是重燃。
这时候，元朝的攻宋战略，与前两任大汗相比，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虽然由于南宋的泸州（在今四川）守帅刘整叛宋投元，蒙古当时得据有泸州辖境内的部分土地，但因为泸州城难以守卫，蒙古军遂将刘整从宋兵包围中接出，弃守而去。宋元在四川的对峙态势与此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尽管如此，忽必烈却决意暂缓用兵四川，集中力量从中路突破宋荆湖防线，然后向东、南两线推进，克定大业。
早在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令南下指挥左翼军讨宋时，汉地就有人向他建议过“据有上游（这里的“上游”实指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戈船东下”的平宋方略。至元初年向他力主此议的正是从泸州降元的刘整。他在陛见忽必烈时鼓动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指偏安一隅的南宋）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他提出的“先攻襄阳，撤其扦蔽”的战略方针显然大合忽必烈的心意。召见刘整的第二年即至元五年（1268），元廷命刘整率汉军驰赴河南前线，与屯驻在那里的阿术“同议军事”，规划进攻宋荆湖重镇襄樊（在今河南）事宜。同年又派姚枢至河南经理屯田，“张平宋本”。
把主攻目标从长江上游转移到长江中游，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蜀地险厄，易守难攻，又因长期战争而凋蔽不堪。在当时条件下，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强攻而得之，对改变宋元对抗的总战略态势未必会有多少益处。而争夺荆襄，兵临大江，再顺流而东，是中国中世纪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战争伟剧。自蒙古南下以后，六盘山一直是他们驻牧休养的一个大本营。对他们来说，从那里途经汉中，进入川地，甚为近便。于是攻蜀似乎变成了蒙古侵宋战略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在后人看来，数经挫折后改弦易辙乃势所必至，但对当事人而言，这仍然是了不起的战略转移。
1268年秋，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樊城在汉水之北，较易为元军控制，所以围城重点在襄阳。元军很快夺得襄阳周围诸要隘，筑寨戍守，包围圈长达数十里。1269年春又围樊城。但这时襄阳犹得与其以南诸宋地相交通；另外，襄、樊两城隔汉水相望，有植木江中、贯以铁索的浮桥相连。所以襄、樊之间及其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1269年初，元廷派北方汉人官僚中资望最高的史天泽带枢密副使衔，偕驸马、枢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线督师。史天泽视察形势后，又在襄阳外围地区加筑一道围城工事，“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在南线则将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围之内。翌年再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以扼敌船。再明年即1271年，加筑“一字城”于襄阳城南的岘山、虎头山一线。襄阳通往外界的陆路基本上被断绝。在这之前，一心想建灭宋头功的刘整已开始制造船舰，训练水军。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也“画地为船”坚持操习不懈。
从元兵对襄樊实施围城战的次年早春起，宋军就不断地由水、陆两路增援襄樊。战事之初，宋水师大概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攻击元军和运送衣粮进襄阳，更多地使用舟师取道汉水行动。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名将都曾参与援襄之战。1270年秋、1271年夏，范文虎先后两次统舟师大举应援，兵力都在10万上下，但均被蒙古军击退。甚至当1271年秋，元军在汉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圆石以阻塞河道之后，宋军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涨，以轻舟强行突破水上障碍，将馈饷送入襄阳城中。这时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
宋军应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张顺、张贵率领下护饷突入襄阳城的壮举。1272年夏，二张率装满军需的船队，从襄阳上流乘夜浮水而下。他们以“此行有死而已”的气概，冲入元军布防于汉水中的水阵，与敌船水手短兵相接，奋力搏杀，竟杀开一条血路，冲过防线。于天明时分驶至襄阳城下。这时张顺已战死。张贵留在襄阳历数月，乃于秋天驾船舰出城，顺流下走，与围城的元水师激战数十里，杀出重围。后因接应的宋军失期不至，被元军袭败擒获，不屈而死。
1272年秋，元军因襄阳围久未下，决定先取樊城，以夺宋师军心。至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汉水上的浮桥，对樊城实施攻坚战。他们用巨型的西域抛石机“回回炮”猛击樊城，在樊城四周同时发起进攻，先后从三面攻破内城。1273年2月初，樊城宋守军巷战失败。城南尚未战死的军民，被元兵悉数屠戮。
从军事上讲，樊城失守并不对襄阳的存亡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它却极大地强化了襄阳守军因孤立而产生的绝望感。襄阳现在真正是危在旦夕了。
元军克樊城后，立即移攻城回回炮于襄阳城下。这时城内粮食尚可支撑，衣装、薪柴则都已断绝。时值冬末，军民被迫拆屋居作柴烧。襄阳守将吕文焕每次上城楼巡视，总是忍不住“南望恸哭”。
2月，元军用回回炮轰击襄阳，打中城内谯楼，军心大惊。吕文焕困守襄阳首尾六年，战至兵尽力竭，被迫降元。这时距离樊城之破不足20日。当时人作诗曰：“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指贾似道）。”诗歌批评宋朝当局坐视襄阳孤军苦守，这一点不尽符合事实，但它表明舆论对吕文焕不得已而献城出降，颇抱同情之心。
襄樊之役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出宋军的虚弱。在前方有过作战体验的元朝高级将领，纷纷建议忽必烈乘这个机会全面攻宋。襄樊前线统帅阿术说：“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游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忽必烈让相臣们讨论，却久议未决。阿术于是再谏道：“如今是明主君临天下，却放过这个衰乱的小朝廷不去征讨。臣恐怕今后再想攻宋。只会比今日更难了。”根据夸扬阿术功德的他的庙碑碑文记载，忽必烈听到这番议论后大喜，他说：“你的话正好符合我意。”元廷乃决意大举灭宋。
实际上，还有两个人，应当对忽必烈的决策起到更关键的促进作用。一个就是襄阳降将吕文焕。他的哥哥吕文德生前曾是宋朝“声望、知略高出流辈”的名帅。沿江一线将领，很多人是吕氏旧部。吕文焕本人长期在前线带兵，对南宋江防也了如指掌。他虽然以李陵自比，表白自己力屈而降，心中犹不忘报宋，但时迁势转，终于身不由己。当时人作诗嘲讽他说，“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廷议之前，忽必烈驿召吕文焕至大都面谈，显然使他对灭宋信心大增。元朝人乃至把宋的败亡归因于刘整、吕文焕之降，说若无刘整，元朝无由知宋之虚实；若无吕文焕，则元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另一个人是德高望重的史天泽。他显然也赞成灭宋，对忽必烈说，只要命一蒙古重臣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他虽已年老，仍主动请命，自谓作一个副帅，“犹足为之”。一个多世纪前，在金朝做官的北方汉人，大多数都强烈地反对金军进一步渡淮灭宋。因为金朝从北宋手里抢得中原，逼宋南迁，华北汉人尽管可以心安理得地“各事其主”，但对南宋多少总还有一点“父母之邦”的认同心情。元朝在中原取金而代之，北方汉人完全将南宋看做是“使介交通”的“与国”。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对“席卷三吴”再没有什么其他犹疑之心了。
襄樊之役结束的次年，即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不久因老疾召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后改为河南行省），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行省淮西（后改为行枢密院，由河南行省节制），驻扎淮水之上的正阳，南逼大江，截断宋在沿江设置的东、西两大布防区之间的联系；淮东元军则由察罕统帅。这样就形成以伯颜为主力的三路灭宋态势。七月，伯颜等将领到陛前向忽必烈面辞。忽必烈以本章开头的那段话训谕诸将，要他们取法北宋攻灭南唐时的主将曹彬，以“不杀”取江南。九月，伯颜从襄阳前线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元王朝大举灭宋的战幕掀开了。“太后传宣许降国”
恰恰是在元廷发表建荆湖、淮西二行省伐宋的前一个月，南宋权相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贾似道居丧的三个月，本应当是宋政府加紧备战部署的关键时日，但这位皇帝的“师臣”要尽孝道，按常例不署理军国重事，朝廷竟在束手观望中任时光白白流逝。七月宋帝度宗死去。在大都，伯颜正为离朝南征陛辞；在南宋的“行在”杭州，将相们却弃国是于不顾，忙于举朝缟素，表白各人的忠君之忱。
对国难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的惊人麻木，似乎是南宋一朝权相专制、党派间互相攻伐和虚伪的道德化政治共同培育的产品。小朝廷苟安于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指北宋首都开封）”。国用不敷，甚至向民间“预借”赋税达十多年。民间骂他们把西湖当成了糟蹋民脂民膏的“销金锅儿”；还有人作诗，讽喻气量狭小、没有远见和长久之计的政府是“小小人家短短桥”。
这个“小小人家”在最后十多年中，差不多完全被操纵在贾似道的手里。1259年忽必烈从鄂州前线退师，主持荆湖防务的贾似道以“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上奏，名声大震，入朝为左丞相。他很快步入权势的巅峰，在集百官议事时，居然能厉声斥责他们：“诸君若不是似道提拔，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以至时人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的诗句。杭州有1，6万名太学生，以道学相标榜，经常用匿名诽谤、散发“揭贴”（即传单）等手段制造政治风潮。他们虽然难逃“空谈误国”之咎，却对权臣多少有一点制约的作用。但贾似道在当政期间，竟然能有本领笼牢一时名士，以虚崇道学而使太学生沉默不言。高压和利诱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回应各种刺激的必要弹性。南宋虽未亡国，国内却早已弥漫亡国气象。“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整个朝廷就这样在文恬武嬉中坐待灭亡。甚至当襄阳失陷，元军旦暮伐木造船，整兵练众，预备渡江时，宋朝的沿边守帅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浩渺”，北兵必定攻不破“长江天堑”。朝政掌握在这样一班君臣手中，虽然兵力并不弱小，虽有军民一城一池的英勇抵抗，终于不可能挽回亡国的可悲命运。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舟师由襄阳浮汉而下，进趋郢州。时宋军聚重兵10万于郢州，分屯于汉水东、西岸的郢城和新郢，以炮弩夹江而列；两城之间连以铁索，又在江面水中密植桩木，用以阻挡船舰南行。伯颜在郢城北20里扎营，决定“耀兵不攻”，暗遣人马袭克郢城下流的黄家湾堡，乃挽舟上陆，至黄家湾堡，由堡西河汊驾舟入藤湖达汉，如是绕过郢州而南。在汉水沿岸的沙洋（在今湖北荆门东南）、新城（在今湖北潜江西北）、复州（在今湖北沔阳）等要塞，元军都曾遇到顽强的抵抗，或以强攻克城，或先经苦战，再以谕降得之。
元军原欲夺取汉口，由此渡江。因宋水师严阵以待，乃开坝引船，由沦河出沙芜口（在今湖北黄陂南境），而达于长江北岸。至元十一年（1274）十二月，伯颜在进攻沙芜口以东十余里的长江南岸要塞阳逻堡的同时，命阿术分水军溯江，“为捣虚之计”，袭攻沙芜口对岸的青山矶（在今武汉东北二十余里）。元军乘雪夜实施强攻，攀岸步斗，经反复搏杀，遂得南岸。明日，伯颜得阿术报，指挥诸将急攻阳逻堡，下之。宋军伤亡惨重，“流尸蔽江而下”。元军历数昼夜方才陆续过江。
渡江后议兵所向，阿术建议先取鄂州、汉阳，“虽迟旬日，可为万全计”。元军遂回师西向。鄂州与汉阳隔江对峙，所恃为汉阳水师。元军先焚汉阳军船舰3000艘。“火照城中，两城大恐”，未久皆不战而出降。伯颜遂以渡江大捷驰驿入奏。
岁末，伯颜分兵4万，命阿里海牙规取荆湖，以绝东进之师的后顾之忧。至元十二年三月，阿里海牙在洞庭湖口与宋将高世杰聚集的水师交锋，败溃宋舰船数千艘，乘胜攻占荆湖南部的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元军从这里西北行，移攻江陵。四月，围攻江陵门户沙市，破其栅，纵火焚之。沙市款降。江陵守将斗志瓦解，接受招降。阿里海牙即占有荆湖南、北的制胜之地，“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长江中游全体动摇，谕降诏书所至，“无不降者”。除死守的潭州而外，元军在洞庭湖南北几乎没有遭遇过大的抵抗。
自从命伯颜出师灭宋以后，忽必烈一直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前方的战报。他对元军能否一举平宋，并没有充分的把握。他派到南宋境内的间谍，曾潜往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替他问天命于张天师，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且还带回来张天师的符箓以为凭信。尽管如此，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结果会怎么样，究竟不是一纸符篆就足以担保得了的。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忽必烈为之“方念之深”，只好靠卜卦排遣忧虑。算命的人“待诏公车，百十为辇”（在宫廷等待召见的卜者，要用数十成百辆车来接送）。大军渡江、克鄂州的捷报传来，他依然不敢完全释怀，深夜把姚枢召往内廷，对他说：“过去我才渡江，家里就发生内乱（指1259年末从鄂州城下撤兵，与阿里不哥争位事），上天不肯终结对宋的护佑而让我北归。现在伯颜虽然已经渡江，天到底是否会终止宋朝命运，还不知道！赵官家有天下三百年。天命没有赐降到我家，而先在他们那里。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宋朝！”直到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切断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完全排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的隐患，忽必烈这才可以放心舒气，声称“东南之势定矣”，于是兴致勃勃地在京师排宴三日志庆。
至元十一年末，元军从鄂州出发，顺流而东。前锋是吕文焕，伯颜自领水陆大军随后征进。长江中游一线的宋将，许多人是吕氏旧部门人，所以临江诸城往往“望风降附”，传檄而定。十二年（1275）二月，元师已到达池州（今安徽贵池）。
自从鄂州失陷的消息传到杭州，宋廷合朝震动。贾似道这时葬母已近两月。代4岁的小皇帝赵显主持朝政的谢太后诏命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抗拒元军。1275年刚过旧历元宵节，贾似道便领兵13万、舰船2500艘西行，溯长江师次芜湖（在今安徽）。他虽然嘴上说“决于一行以求必胜”，实际上却已有退却的安排。行前，他与亲信约，如出师失利，要他们将赵氏宗室迁至庆元（今浙江宁波），与他在海上合会。他幻想袭用南宋初年的“蹈海之危”，避过蒙古讨宋大军的兵锋，坐待其退军，再图兴复。
出师芜湖后，贾似道仍在幻想避免同元军作战。先与新近降元的吕师夔（吕文焕侄辈）拉关系，想通过二吕求和；继而以遣返被俘的元朝军官为由，直接试探伯颜对议和的态度。两招都未能生效，乃于二月初正式以称臣纳贡为条件遣使求和。伯颜坚持要贾似道到元军帐下“面议”，才肯举行和谈，实际上是拒绝与宋和议。贾似道的一厢情愿全部落空，于是“阴备快船”，随时准备从前线逃走。
二月中旬，元军从池州移师，进至宋前锋孙虎臣所驻之丁家洲（在池州下流，今安徽铜陵东北）。元军以步骑举炮弩夹岸推进，用巨炮轰击宋水师；又以数千艘战船“蔽江而下”，突击宋水营。宋先头部队将领姜才奋起迎战，甫交锋，孙虎臣却跳上随军小妾所乘舟。宋军见主将换船，都大叫“步帅遁矣”！前锋军水营乱作一团，又遭元军反复冲杀，尸流江面，江水变红。
元军乘胜追击，逼近夏贵部勒的水阵。夏贵也不战而走，以扁舟驶掠位于他下流的后军指挥舰，对贾似道喊叫：“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错愕失措”，鸣钲令诸军逃散；他自己撤至扬州，预备漂海。13万宋军顿时不战自溃。实际上，元兵直到次日，才进抵贾似道主力驻扎的鲁港（在丁家洲下流，今安徽芜湖南）。二月末，它不战而取建康（今江苏南京）。三月初进据镇江。周围数十城望风披靡。元军遵旨在这里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东南地区的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将赵晋、张世杰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用示死而后生的决心。这时候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张世杰一直被元军追至大海。经鲁港师溃和镇江水战后，宋朝几乎已没有可供调遣的机动作战部队。除江北的扬、泰等州，以及江南常州等地婴城固拒长达数月外，宋人已基本上没有力量再与元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交锋的阵地战了。元军在东南方向上的推进遂成破竹之势。
至元十二年八月，伯颜还至军前。十一月，命阿术驻瓜洲以绝扬州之援，余部则分三道发动对宋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在今浙江长兴西南），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和南宋降将范文虎率水军从镇江循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主力万人，水陆并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而趋临安。常州举城相抵抗，元军强克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
第五章
自鲁港败溃，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但除了痛哭之外，他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救国之策。贾似道的办法是请三宫移驾庆元，出海漂流。谢太后不许。同党陈宜中眼见舆情翻转过来，连忙反戈一击，上书要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谢太后把贾似道贬职远谪。路上，贾似道被解送人员擅杀。他罢相以后，陈宜中主持朝政，力斥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元军决战的建议，一心一意向蒙古求和。宋廷在灭亡的最后岁月里，以向敌军乞讨和平的行为，使自己永远蒙受洗不清的历史耻辱：1275年夏，太皇太后谢氏发诏书，向“叛将”吕文焕、范文虎“招谕”，要求他们从中斡旋，促使元廷罢兵许和。
1276年初，又遣柳岳往伯颜军营求和，这时元军已至无锡。柳岳垂泪哀求说：“现在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嗣位的君主幼小，而且还在为先帝服丧期间。兵不伐丧是自古以来的礼制。恳望大丞相可怜、宽恕我们，退兵北归，免得引起敝朝三宫不安、陵寝动摇。我们怎么敢不年年进奉，岁岁修好！今日之事，确实是奸臣贾似道失信于贵方，因而贻害了我们的国家呵！”虽然忽必烈当时或许还有许和之意，伯颜却已抱定宗旨要灭宋，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初我朝圣天子即位之初，曾遣使奉国书来与你们交好。你们国家无赖，拘留我朝使臣十六年（指郝经被宋拘禁之事）。所以要来兴师问罪。去年又把我朝派来的廉希贤等使节无故杀害。这到底是谁的过失啊！如果你们的太皇太后要我停止进军，为什么不学习吴越践王献出国土，或者像南唐李后主那样投降？你们宋朝过去从后周柴氏的小儿手里夺得天下，今天也失于小儿之手。天意如此，你何必再多说？”
20天后，宋使再见伯颜，声称除纳岁币外，愿尊元帝为伯，世修子侄之礼。如不许，称侄孙也可以。再不许，只求封一小国保存赵家的宗庙。这次求和，终因伯颜大军兵临杭州城下而流产。
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桩诈骗案。当时传说有一个当涂人的妻子叫赵孟桂，被伯颜纳为小妾。谢太皇太后异想天开，派人备厚礼去寻访她，想通过她打动伯颜。使臣回来说，赵氏担保将达成和约。宋廷为此颇感兴奋，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几年后，人们才发现赵氏从来没有收到过宫廷的赏赐，她也没有做过伯颜的妾室。大概是有人借宋室求和心切骗攫财产吧。
移驾也不是，求和也不成，朝臣们开始弃职出逃。其实这种现象还远非始于宋朝临终的最后时刻。谢太后为此出过一份朝堂榜，措辞差不多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她说：“像这样避难偷生，你们还要做什么人？死了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逼近杭州城。高级官员不辞而别更达到“接踵宵遁”的程度。正月五日临朝，文官只有六人。到十三日，“朝中为之一空”，连当初“哭声震天”的热闹情景也看不到了。
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晚，赵氏的孤儿寡母们大概通宵未睡。他们决定向元军献传国玉玺求降，宋朝的求降表也在那天夜里准备就绪。时距贾似道出师抵拒灭宋元军刚刚一年多一天。同时代的一个诗人描写那天晚上宫内的景象说：“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十八日，宋奉传国玺和降表至临安城外元军大营。寻以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被退还。
二十五日，修改过的降表送达伯颜。
二十六日，元军进入杭州城。余波的平息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尚处于南宋控制下的领土大面积地为元所有。在荆湖方面的战场上，阿里海牙所部经过三个月的围城，攻破荆湖南部的重镇潭州（今湖南长沙）。守帅李芾令家人登楼醉饮，固命帐下亲信把全家杀死，他本人也从容引颈受刃，实践了自己“以家许国”的誓言。阿里海牙入城，禁止杀戮，发仓廪赈饥，湖南诸郡纷纷降附。元廷又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立都元帅府于江州（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元军从荆湖到浙西，遂完全连成一片。杭州投降后，太皇太后谢氏奉元之命颁诏，令江南未下诸郡停止抵抗。诏文称：“现在元兵攻克杭都，国家根本已被拔除。各地城市虽然还想拒守，但是百姓又有什么罪过而要再遭战祸呢？自奉接诏书之日起，切望你们各自降附蒙古，或许还可以让生民免受荼毒之苦。”东南诸多州郡守令乃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严州（治在今浙江建德西北）守臣方回一向以“死于封疆之所”相标榜，元军逼近时，方回忽然不知去向。人们都以为他一定已实践自己的诺言自杀了，到处找寻他的尸体而不得，后来才知道他已到三十里外拜降。此后不久，他竟然“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文武官员出杭州城，各以宋朝所授职衔行谒见礼于元军大营。他们“谒见”的，乃是攻灭他们父母之邦的元军统帅伯颜。本月，伯颜以元廷的授权，任命元“浙西都督府”进驻杭州。三月，伯颜入杭州城。南方大国昔日的都城，现在成为元“行中书省”的治地。江南“新主”开始收缴宋百官诰命符印，罢废宋官府，“阅实”宋国库，“检括”所藏各种珍异宝玩，籍没宋室礼器、祭器、仪仗、户籍档案和大量图书。宋王室收藏的历代名画、法帖等也悉数北运，使北方宫廷中的儒臣们大开眼界。元廷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三月十二日，伯颜遣人向宋皇室宣诏。当宣诏人读到元廷对宋幼主、太后免于系绳于颈、牵羊于手表示亡国之臣向征服者献诚的时候，幼帝的母后全氏涕泪沾襟，对儿子说：“蒙圣天子慈仁，留你一条活路，应当朝京阙礼拜致谢。”幼帝拜毕，母子一起乘轿，“即日俱出宫”。只有谢后生病，留杭未行，但不久后还是被驱北上。临行之际，赵氏母子求见伯颜。伯颜以“未入朝，无相见之礼”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