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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胡思乱想中,车子拖着一路逶迤的尾尘到了站,父亲扛着蛇皮袋带他下车,走过不长不短的一段路,来到一座大院前。
院门是老式的铁栅栏,挂着褪了色的红横幅,旁边的传达室空荡荡的,没有人在。
父亲望着那条横幅站了一会儿,把他领到西墙边,告诉他,爸爸落了一件重要的行李在火车站,必须马上回去拿。
颂然仰头问:“要去多久呀?你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不自然地移开了目光,对他说:“你等在这里,从一开始往上数,数完了,爸爸就回来了。”
“知道啦。”
这一点也不难。
颂然数数非常快,总是没一会儿就数完了,父亲一个来回的时间,说不定够他数好几趟的。
他想帮忙把行李搬到院墙边,好让父亲腾出双手,来去方便,父亲却古怪地不肯松手,扛起那两只沉甸甸的蛇皮袋,快步返回公交站,登上了最近的一趟车,在车尾扬起的滚滚烟尘中消失了。
颂然不知为什么有些心慌,赶紧坐下来,伸出十根手指头,一根一根掰着数。
一、二、三、四、五……边数边安慰自己,没事的,眨眼就数完了。
只要数完,爸爸就会回来了。
那时的颂然还不知道,数字是没有尽头的。
一百数得完,一千数得完,一万一亿也数得完,唯独他在等的……永远数不完。
他太想让父亲回来,所以数得越来越快,破百破千地往上累,快要超出六岁孩子所能承受的极限。
远处的站台上公交来了又去,时而经过一辆,时而又经过一辆。
每当有车进站,颂然就兴奋地跳起来,伸长脖子踮起脚,眼巴巴盼着父亲能从打开的车门里出来。但每一次,灰尘扑扑的人群里都不见父亲的身影。更可怕的是,当公交车开走了,激动的情绪冷却下来,他会突然忘记自己数到哪里。
数字太大,孩子的脑瓜太小,稍一分神,就散得影儿也揪不住。
忘记的次数多了,颂然变得越来越焦躁,又不甘心次次从头数起。他慌乱得要命,跺着一双小脚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抓起有棱有角的石头,努力往墙上涂划记号。
天色渐晚,黄昏临近。
末班车驶离了站台,四周不再有来往的行人,空气变得寂静,也变得寒冷。颂然看不清墙上的记号了,他用冻僵的手指摸索墙面,想让脑海里凌乱的数字沉淀下来,可这真的太难了。他越焦急,就越记不住,最后整个人像是傻了,懵头懵脑地跌坐在墙角,凄厉地哭了出来。
怎么会数不完呢?
从前他明明数得那么好,每一次都能数完的,为什么这一次就数不完呢?
他一哭,大院里有了动静。栅栏门缓缓打开,黑暗中一束强光打在他身上,刺得他泪水失控,山洪决堤般地往下涌。
福利院院长走近他,弯腰问过情况,要领他进去。
像颂然这样被父母以各种借口遗弃在福利院的孩子她见得太多了,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可不管她怎么劝说,颂然就是扒着墙角死活不肯走,哭着喊他快要数完了,爸爸就要回来了。
院长看他脾气犟,只好任他待在原处。
那天半夜,院长悄悄出来,将几乎冻僵在墙根的孩子抱了回去。当时颂然还留有几分破碎的意识,却已经不再抵抗。他蜷在院长阿姨怀里,口中无声地念着数字,滚烫的泪水溢出眼角,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2001年2月24日,六岁生日的第二天,颂然被t市儿童福利院收养。
他的强迫症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发作的。
最初,他会趁看门大爷不注意,偷偷溜到福利院外面,蹲在西边的墙角掰手指头。后来被逮了回去,他就扒着大门的铁栅栏,遥遥望着父亲离开的那座公交站台数数。再后来,他被严加看管,锁进了小隔间。可老师每次进去探望,他永远是一个固定的姿势——面对墙壁,手指不断涂涂画画,魔怔似地写着阿拉伯数字。
他沉浸在封闭的内心世界里,对外界毫无反应,除了数数,什么都不做。
一碗饭端到面前,他都要一粒一粒数着米吃。
当时的医疗观念还很落后,像颂然这样患有重度强迫症的孩子,只有送去精神病院一条路。但就在大人们计划这么做的时候,颂然奇迹般地在一夜间恢复了清醒。
仿佛冥冥之中感知到了危险。
他不再成天计数,漂亮的眼眸也明亮起来,似晨星闪耀。他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礼貌,懂事,格外惹人喜欢。
就这样,颂然顺利留在了福利院。
老师和护工们见他康复了,偶尔会善意地打趣,说颂然还没上小学就能数五六万,今后一定是个数学小天才。颂然乖巧地朝她们笑一笑,又摇摇头,谦虚地说自己没那么厉害。
这时候脑仁总会尖锐地痛起来,他必须低下头,咬住牙根,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忍耐。
八岁那年,颂然上了小学。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数学成了他成绩最差的一门课。印在纸上的数字如同一场噩梦,他无法直面,连最简单的四则运算也完不成,原本的数学天赋就此戛然而止,彻底荒废。
但最让他害怕的不是数学课,而是体育课。
因为上课之前,老师会要求大家站成一排报数。
嘹亮的报数声一起,他就失控地陷入了恍惚,忍不住跟着数下去,仿佛父亲将随时出现在操场的某个角落,身穿旧冬衣,肩扛蛇皮袋,笑着向他伸出手,要接他回家。他只有把指甲掐入掌心肉里,逼迫自己去想别的事情,才能摆脱欲望和幻觉的掌控。
十七年过去了,颂然的病症反复发作,时而轻,时而重,一直不曾痊愈。
他与数学擦肩而过,没能做成一个会计或出纳,而是机缘巧合地成了一名插画师。他千里迢迢回到了南坞乡下溪村,父亲不在那里,也从没回去过。村庄早已翻天覆地换了模样,左邻右舍的老宅子一栋栋推倒重建,幼年的玩伴离开了,记忆中的老人们故去了,没有谁还记得村口曾有一户姓颂的人家。
今年颂然二十三岁,活得很清醒。
他明白父亲不会再回头,自己也早已离开了那个长久等待的地方。他应该找一个相知相爱的人,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将承担起男人的责任,而不能躲在记忆中,继续扮演一个被宠爱的孩子。
可未达成的执念就像附骨之疽,还牢牢藏在病症里。
那个扛着蛇皮袋挤上公交车的疲惫身影,迄今仍未从他的视野中淡去。
sp; 胡思乱想中,车子拖着一路逶迤的尾尘到了站,父亲扛着蛇皮袋带他下车,走过不长不短的一段路,来到一座大院前。
院门是老式的铁栅栏,挂着褪了色的红横幅,旁边的传达室空荡荡的,没有人在。
父亲望着那条横幅站了一会儿,把他领到西墙边,告诉他,爸爸落了一件重要的行李在火车站,必须马上回去拿。
颂然仰头问:“要去多久呀?你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不自然地移开了目光,对他说:“你等在这里,从一开始往上数,数完了,爸爸就回来了。”
“知道啦。”
这一点也不难。
颂然数数非常快,总是没一会儿就数完了,父亲一个来回的时间,说不定够他数好几趟的。
他想帮忙把行李搬到院墙边,好让父亲腾出双手,来去方便,父亲却古怪地不肯松手,扛起那两只沉甸甸的蛇皮袋,快步返回公交站,登上了最近的一趟车,在车尾扬起的滚滚烟尘中消失了。
颂然不知为什么有些心慌,赶紧坐下来,伸出十根手指头,一根一根掰着数。
一、二、三、四、五……边数边安慰自己,没事的,眨眼就数完了。
只要数完,爸爸就会回来了。
那时的颂然还不知道,数字是没有尽头的。
一百数得完,一千数得完,一万一亿也数得完,唯独他在等的……永远数不完。
他太想让父亲回来,所以数得越来越快,破百破千地往上累,快要超出六岁孩子所能承受的极限。
远处的站台上公交来了又去,时而经过一辆,时而又经过一辆。
每当有车进站,颂然就兴奋地跳起来,伸长脖子踮起脚,眼巴巴盼着父亲能从打开的车门里出来。但每一次,灰尘扑扑的人群里都不见父亲的身影。更可怕的是,当公交车开走了,激动的情绪冷却下来,他会突然忘记自己数到哪里。
数字太大,孩子的脑瓜太小,稍一分神,就散得影儿也揪不住。
忘记的次数多了,颂然变得越来越焦躁,又不甘心次次从头数起。他慌乱得要命,跺着一双小脚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抓起有棱有角的石头,努力往墙上涂划记号。
天色渐晚,黄昏临近。
末班车驶离了站台,四周不再有来往的行人,空气变得寂静,也变得寒冷。颂然看不清墙上的记号了,他用冻僵的手指摸索墙面,想让脑海里凌乱的数字沉淀下来,可这真的太难了。他越焦急,就越记不住,最后整个人像是傻了,懵头懵脑地跌坐在墙角,凄厉地哭了出来。
怎么会数不完呢?
从前他明明数得那么好,每一次都能数完的,为什么这一次就数不完呢?
他一哭,大院里有了动静。栅栏门缓缓打开,黑暗中一束强光打在他身上,刺得他泪水失控,山洪决堤般地往下涌。
福利院院长走近他,弯腰问过情况,要领他进去。
像颂然这样被父母以各种借口遗弃在福利院的孩子她见得太多了,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可不管她怎么劝说,颂然就是扒着墙角死活不肯走,哭着喊他快要数完了,爸爸就要回来了。
院长看他脾气犟,只好任他待在原处。
那天半夜,院长悄悄出来,将几乎冻僵在墙根的孩子抱了回去。当时颂然还留有几分破碎的意识,却已经不再抵抗。他蜷在院长阿姨怀里,口中无声地念着数字,滚烫的泪水溢出眼角,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2001年2月24日,六岁生日的第二天,颂然被t市儿童福利院收养。
他的强迫症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发作的。
最初,他会趁看门大爷不注意,偷偷溜到福利院外面,蹲在西边的墙角掰手指头。后来被逮了回去,他就扒着大门的铁栅栏,遥遥望着父亲离开的那座公交站台数数。再后来,他被严加看管,锁进了小隔间。可老师每次进去探望,他永远是一个固定的姿势——面对墙壁,手指不断涂涂画画,魔怔似地写着阿拉伯数字。
他沉浸在封闭的内心世界里,对外界毫无反应,除了数数,什么都不做。
一碗饭端到面前,他都要一粒一粒数着米吃。
当时的医疗观念还很落后,像颂然这样患有重度强迫症的孩子,只有送去精神病院一条路。但就在大人们计划这么做的时候,颂然奇迹般地在一夜间恢复了清醒。
仿佛冥冥之中感知到了危险。
他不再成天计数,漂亮的眼眸也明亮起来,似晨星闪耀。他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礼貌,懂事,格外惹人喜欢。
就这样,颂然顺利留在了福利院。
老师和护工们见他康复了,偶尔会善意地打趣,说颂然还没上小学就能数五六万,今后一定是个数学小天才。颂然乖巧地朝她们笑一笑,又摇摇头,谦虚地说自己没那么厉害。
这时候脑仁总会尖锐地痛起来,他必须低下头,咬住牙根,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忍耐。
八岁那年,颂然上了小学。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数学成了他成绩最差的一门课。印在纸上的数字如同一场噩梦,他无法直面,连最简单的四则运算也完不成,原本的数学天赋就此戛然而止,彻底荒废。
但最让他害怕的不是数学课,而是体育课。
因为上课之前,老师会要求大家站成一排报数。
嘹亮的报数声一起,他就失控地陷入了恍惚,忍不住跟着数下去,仿佛父亲将随时出现在操场的某个角落,身穿旧冬衣,肩扛蛇皮袋,笑着向他伸出手,要接他回家。他只有把指甲掐入掌心肉里,逼迫自己去想别的事情,才能摆脱欲望和幻觉的掌控。
十七年过去了,颂然的病症反复发作,时而轻,时而重,一直不曾痊愈。
他与数学擦肩而过,没能做成一个会计或出纳,而是机缘巧合地成了一名插画师。他千里迢迢回到了南坞乡下溪村,父亲不在那里,也从没回去过。村庄早已翻天覆地换了模样,左邻右舍的老宅子一栋栋推倒重建,幼年的玩伴离开了,记忆中的老人们故去了,没有谁还记得村口曾有一户姓颂的人家。
今年颂然二十三岁,活得很清醒。
他明白父亲不会再回头,自己也早已离开了那个长久等待的地方。他应该找一个相知相爱的人,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将承担起男人的责任,而不能躲在记忆中,继续扮演一个被宠爱的孩子。
可未达成的执念就像附骨之疽,还牢牢藏在病症里。
那个扛着蛇皮袋挤上公交车的疲惫身影,迄今仍未从他的视野中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