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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敌情，问他：“可好带我过大河去？”
他说：“你要过河，渡船口反动派要身份证。你没有身份证，是很危险的。”
当时，我请求他给我出主意。
“要末，你就和我揹盐车子。在过河时，手脚要快，但不要紧张。如果敌人要身份证，我先给他看，你就推车子慢慢走。”
我就这样跟佘山过了河。
在过河时，是一大早，还是第一船。自卫队揹着枪，还站在炮台上，没有下来检查。
下晚，我才走到宋桥镇上，正往南走，不幸对面碰到了匪坿乡长陈达礼（已被我方镇压了）。该犯把我喊住，问我可认识他“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我们镇江人是靠做生意吃饭，出去做生意的。”
“不要赖！你当新四军。大河东有多少新四军？”
我想：“赖也赖不了。”就说：“我是当新四军。新四军要多，多得不得了；要少，少得一个也没有。”
“你认识多少？”
“我一个也认不得。”
他火了，要把我带到匪乡公所去。
我就扯惹儿，走到朱胖子杂货店里去，假马儿跟朱胖子要茶喝，意思想请他圆个弯儿。
我慢慢地走到朱胖子柜台外边，陈匪走到柜台里边。朱胖子倒了一杯茶给陈匪，又倒了一杯茶给我。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较量，陈匪还是要我跟他到匪乡公所去。
我说：“我还没有吃中饭，我不去。”
朱胖子看到这个情况，就在旁边打圆场，说：“让张云昆到他哥哥家里去吃饭。有话到明天还好说。”
一会儿，我就走了。
我到我哥哥杂货店里（杂货店距离宋桥镇里把路）。哥哥看到我，很着急，怪我不该回来。我气愤地说：“杀头有我去杀，与你无关！”
到了明天，也没有人来找我。我心想：“以后还会有人来找我。”一直过了年，到1947年2月底，也没有人找我过。
我想，不来找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匪乡长纪鸣周，是陈达才的叔伯姐夫，想是陈达才帮忙的。二是纪同善是纪同乐的嫡弟弟，纪同善也做过新四军工作的，他和我关系很好，纪同善帮忙的。
到了1947年正月，匪乡长纪鸣周召集匪保长，开始办奴化教育。全福元乡办了四个保的国民学堂，一个总校。总校设在新庄陈达才家里。当时，这些学堂都属于匪乡公所办的，不是匪县政府办的。（教育经费是匪乡公所捐的各保人民的大麦。）
到1947年二月初，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还缺少一个教师，找不到人。其他四个学堂都开了学。匪乡公所里面的人都知道我没有身份证，走不了，就派人去找我，要我到第四保的国民学堂里去做教师。
当时，我认为是陈达才介绍的。当时我想：“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如果真不去，匪乡公所一定会找我的麻烦。”当时，我想来想去，没有身份证，横竖走不了，去了以后，见机再作。
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设在匪乡长纪鸣周家朝西三间瓦屋里。是匪乡长纪鸣周的哥哥——纪鸣武家给我代饭，我每天到他家去吃和宿。
我在匪方任教师一学期。在这一学期期间，在四月四日那天，匪政府规定那天为“儿童节”那天日里，在新庄巷子口开庆祝大会，会后师生一起遊行。晚上，做反动戏。反动戏有几出。我只记得三出：一出上学堂好，是陈达才扮演的；一出是王瞎子算命，是匪纪同乐扮演的；另一出是延安，我和陈国钧（住宋桥镇）扮演的。陈国钧扮演的角色——毛主席，我扮演的角色——朱德。在演出的时候，陈国钧和我在台上跑了几圈，作逃跑模样。
剧本稿儿是总校准备的，事先没有通知我。到演出时，才找我的。当时，如果我不肯参加演出，怕匪乡长纪鸣周找我，甚至会把我逮捕起来；如果我参加演出，怕今后是我历史上污点，污辱了我们伟大领袖，是罪该万死的。在这进退两难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参加演出。这是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以上情况，我已在交心运动中，向党交了心，以书面向党交代了。以后在丁埝小学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已经作了批判。
我除了在匪方任教师四个月和一次反动戏，其他没有做过匪方任何事。
我没有向匪乡公所自首请保具结，也没有供给匪方任何情报，没有出卖同志，更没有参加过匪方任何党派和任何反动组织。
如果发现我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组织，还仍然执迷不悟，隐瞒历史，抗拒不交，想猾过关去，死与人民为敌到底，甘愿受政府肃反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处理。
在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做匪方教师四个月期间，匪乡公所设在福元乡新庄。
匪乡公所人员，我知道的有：
匪乡长纪鸣周（在逃）；匪纪同乐（在逃或在押）；陈达礼，匪坿乡长。匪户籍干事缪元达（已死）；陈达才，我不知他任何匪职。我只记得：有一次，匪方发救济干面，我和哥哥去挑干面，看他在记账、算账。这是那时、当时我在场看见的情况。
我和陈达才是怎样熟悉的？
1.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做塾师，他也做塾师。2.我经常通知他们，和我一起到南马塘区去开会。3.他订的江海报，是我负责传给的。4.有时候，他叫我到他家去玩玩。
我就是这样和他熟悉的，别无其他关系。
到1947年7月，我主动跟匪乡长的哥哥纪鸣武到上海去的。他在那时贩壮猪到上海去出卖。
因为我在他家吃了四个月的饭，因此处下感情，所以他肯带我上上海去的。
我到了上海，就找同乡人。恰好，找到了同乡人张金泉（家乡邻居）。他在上海老北门，摆糖果摊，卖糖果。我就和他一起合夥卖糖果，宿食都在马路上和巷子口。证明人：张金泉，现在家种田。
以后，张金泉介绍我跟他姐夫相熟。（金泉姐夫挑旧货担子。）经他姐夫介绍，跟江南新四军埋伏在上海避风的干部汤贤、孙六寿相熟。
我和他们相熟后，就共同商量安全和生活问题。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做生意，既可掩护真实身份，又能维持那时现状的生活。
以后，由张金泉的姐夫大力协助，就在上海老北门侯家浜61号，开设旧纸店，买卖废纸。为了长期埋伏下去，他们想方设法，花了四元匪币金元券，一共买了三张身份证。这样才一直掩护到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们三人才从上海回到了家乡。
汤贤回到丹徒县工作。孙六寿回乡后，肺病加重，死了。
我回到家乡后，在1949年7月又回到了宋家桥。7月，经陆龙同志介绍，到朱陈小学工作。当时文教助理是谢仁余。
在1950年7月调任专职社教辅导业余学校——办民校和冬学。
在1953年7月，从专职教师转调小教，复任朱陈小学教师（校长）。
在1957年四月，我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放了一些毒草。（说了一些错话。）
在1957年11月反右整风时，我经受政府给予处分。处分决定是：撤去校长职务，保持原薪，调动工作。
1958年2月，调到德武小学工作。
1958年交心运动中，我向党交了心，把我历史所犯的错误，和任匪方教师时演反动戏，以及在鸣放时放了一些毒草，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向党交了心。
以后，在丁埝小学教师大会上，受到革命教师给我的批判。
到1962年3月，经政府派人给予甄别。结论是：撤消处分。
1979年6月10日，经复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撤消处分决定。
最高 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曾任过匪乡公所办的第四保国民学堂教师。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68－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云昆先生受如皋县丁埝公社小教革委会审查历史问题时，所写的自我交代和自我批判。个别文句为后来添加。2011年1月22日晚录入。）
注释：宋桥镇，民国期间农村小集市，在江苏如皋县城南边，战争年代被毁坏，建国初属建设乡。塾师，私塾先生。江海报，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地区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报。农抗会，农民抗日救国协会，即农会。二五减租，即减租减息。如城，如皋县城。皋南战役，苏中七战七捷之一。南马区，即如皋县南部的马塘区，区别于如东县的东马塘区。文教助理，政府里管理文教事业的干部。保持，保存。第一分区，相当今江苏省如皋、海安、东台县。台北县，旧县名，在东台北。第九分区，相当今江苏如东、通州、海门、启东县。大河，今称通扬运河，河东西的经济、民俗均有差异。雪岸，乡镇名。蹓情况，在发现敌情时疏散隐蔽。东城，即东陈，乡镇名，在如皋县城东边。先生，俗称文化人。揹车，在独轮车前拉纤。炮台，岗楼。下晚，傍晚。赖，否认。扯惹儿，打岔。假马儿，假装。圆弯，调解纠纷。打圆场，和事。怪，责备。保，旧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低于村。横竖，反正。代饭，有偿供给饮食。请保具结，请人担保，承诺负责。江南，苏南。埋伏，隐蔽。避风，躲避危险。金元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行的可兑换黄金的钞票。说了一些错话，此句及后面的“1979年6月10日”5句均为作者平反后所加。最高指示，文革中对毛主席语录的称谓。
张云昆（遗稿）子张荣生整理
一些敌情，问他：“可好带我过大河去？”
他说：“你要过河，渡船口反动派要身份证。你没有身份证，是很危险的。”
当时，我请求他给我出主意。
“要末，你就和我揹盐车子。在过河时，手脚要快，但不要紧张。如果敌人要身份证，我先给他看，你就推车子慢慢走。”
我就这样跟佘山过了河。
在过河时，是一大早，还是第一船。自卫队揹着枪，还站在炮台上，没有下来检查。
下晚，我才走到宋桥镇上，正往南走，不幸对面碰到了匪坿乡长陈达礼（已被我方镇压了）。该犯把我喊住，问我可认识他“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我们镇江人是靠做生意吃饭，出去做生意的。”
“不要赖！你当新四军。大河东有多少新四军？”
我想：“赖也赖不了。”就说：“我是当新四军。新四军要多，多得不得了；要少，少得一个也没有。”
“你认识多少？”
“我一个也认不得。”
他火了，要把我带到匪乡公所去。
我就扯惹儿，走到朱胖子杂货店里去，假马儿跟朱胖子要茶喝，意思想请他圆个弯儿。
我慢慢地走到朱胖子柜台外边，陈匪走到柜台里边。朱胖子倒了一杯茶给陈匪，又倒了一杯茶给我。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较量，陈匪还是要我跟他到匪乡公所去。
我说：“我还没有吃中饭，我不去。”
朱胖子看到这个情况，就在旁边打圆场，说：“让张云昆到他哥哥家里去吃饭。有话到明天还好说。”
一会儿，我就走了。
我到我哥哥杂货店里（杂货店距离宋桥镇里把路）。哥哥看到我，很着急，怪我不该回来。我气愤地说：“杀头有我去杀，与你无关！”
到了明天，也没有人来找我。我心想：“以后还会有人来找我。”一直过了年，到1947年2月底，也没有人找我过。
我想，不来找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匪乡长纪鸣周，是陈达才的叔伯姐夫，想是陈达才帮忙的。二是纪同善是纪同乐的嫡弟弟，纪同善也做过新四军工作的，他和我关系很好，纪同善帮忙的。
到了1947年正月，匪乡长纪鸣周召集匪保长，开始办奴化教育。全福元乡办了四个保的国民学堂，一个总校。总校设在新庄陈达才家里。当时，这些学堂都属于匪乡公所办的，不是匪县政府办的。（教育经费是匪乡公所捐的各保人民的大麦。）
到1947年二月初，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还缺少一个教师，找不到人。其他四个学堂都开了学。匪乡公所里面的人都知道我没有身份证，走不了，就派人去找我，要我到第四保的国民学堂里去做教师。
当时，我认为是陈达才介绍的。当时我想：“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如果真不去，匪乡公所一定会找我的麻烦。”当时，我想来想去，没有身份证，横竖走不了，去了以后，见机再作。
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设在匪乡长纪鸣周家朝西三间瓦屋里。是匪乡长纪鸣周的哥哥——纪鸣武家给我代饭，我每天到他家去吃和宿。
我在匪方任教师一学期。在这一学期期间，在四月四日那天，匪政府规定那天为“儿童节”那天日里，在新庄巷子口开庆祝大会，会后师生一起遊行。晚上，做反动戏。反动戏有几出。我只记得三出：一出上学堂好，是陈达才扮演的；一出是王瞎子算命，是匪纪同乐扮演的；另一出是延安，我和陈国钧（住宋桥镇）扮演的。陈国钧扮演的角色——毛主席，我扮演的角色——朱德。在演出的时候，陈国钧和我在台上跑了几圈，作逃跑模样。
剧本稿儿是总校准备的，事先没有通知我。到演出时，才找我的。当时，如果我不肯参加演出，怕匪乡长纪鸣周找我，甚至会把我逮捕起来；如果我参加演出，怕今后是我历史上污点，污辱了我们伟大领袖，是罪该万死的。在这进退两难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参加演出。这是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以上情况，我已在交心运动中，向党交了心，以书面向党交代了。以后在丁埝小学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已经作了批判。
我除了在匪方任教师四个月和一次反动戏，其他没有做过匪方任何事。
我没有向匪乡公所自首请保具结，也没有供给匪方任何情报，没有出卖同志，更没有参加过匪方任何党派和任何反动组织。
如果发现我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组织，还仍然执迷不悟，隐瞒历史，抗拒不交，想猾过关去，死与人民为敌到底，甘愿受政府肃反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处理。
在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做匪方教师四个月期间，匪乡公所设在福元乡新庄。
匪乡公所人员，我知道的有：
匪乡长纪鸣周（在逃）；匪纪同乐（在逃或在押）；陈达礼，匪坿乡长。匪户籍干事缪元达（已死）；陈达才，我不知他任何匪职。我只记得：有一次，匪方发救济干面，我和哥哥去挑干面，看他在记账、算账。这是那时、当时我在场看见的情况。
我和陈达才是怎样熟悉的？
1.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做塾师，他也做塾师。2.我经常通知他们，和我一起到南马塘区去开会。3.他订的江海报，是我负责传给的。4.有时候，他叫我到他家去玩玩。
我就是这样和他熟悉的，别无其他关系。
到1947年7月，我主动跟匪乡长的哥哥纪鸣武到上海去的。他在那时贩壮猪到上海去出卖。
因为我在他家吃了四个月的饭，因此处下感情，所以他肯带我上上海去的。
我到了上海，就找同乡人。恰好，找到了同乡人张金泉（家乡邻居）。他在上海老北门，摆糖果摊，卖糖果。我就和他一起合夥卖糖果，宿食都在马路上和巷子口。证明人：张金泉，现在家种田。
以后，张金泉介绍我跟他姐夫相熟。（金泉姐夫挑旧货担子。）经他姐夫介绍，跟江南新四军埋伏在上海避风的干部汤贤、孙六寿相熟。
我和他们相熟后，就共同商量安全和生活问题。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做生意，既可掩护真实身份，又能维持那时现状的生活。
以后，由张金泉的姐夫大力协助，就在上海老北门侯家浜61号，开设旧纸店，买卖废纸。为了长期埋伏下去，他们想方设法，花了四元匪币金元券，一共买了三张身份证。这样才一直掩护到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们三人才从上海回到了家乡。
汤贤回到丹徒县工作。孙六寿回乡后，肺病加重，死了。
我回到家乡后，在1949年7月又回到了宋家桥。7月，经陆龙同志介绍，到朱陈小学工作。当时文教助理是谢仁余。
在1950年7月调任专职社教辅导业余学校——办民校和冬学。
在1953年7月，从专职教师转调小教，复任朱陈小学教师（校长）。
在1957年四月，我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放了一些毒草。（说了一些错话。）
在1957年11月反右整风时，我经受政府给予处分。处分决定是：撤去校长职务，保持原薪，调动工作。
1958年2月，调到德武小学工作。
1958年交心运动中，我向党交了心，把我历史所犯的错误，和任匪方教师时演反动戏，以及在鸣放时放了一些毒草，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向党交了心。
以后，在丁埝小学教师大会上，受到革命教师给我的批判。
到1962年3月，经政府派人给予甄别。结论是：撤消处分。
1979年6月10日，经复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撤消处分决定。
最高 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曾任过匪乡公所办的第四保国民学堂教师。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68－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云昆先生受如皋县丁埝公社小教革委会审查历史问题时，所写的自我交代和自我批判。个别文句为后来添加。2011年1月22日晚录入。）
注释：宋桥镇，民国期间农村小集市，在江苏如皋县城南边，战争年代被毁坏，建国初属建设乡。塾师，私塾先生。江海报，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地区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报。农抗会，农民抗日救国协会，即农会。二五减租，即减租减息。如城，如皋县城。皋南战役，苏中七战七捷之一。南马区，即如皋县南部的马塘区，区别于如东县的东马塘区。文教助理，政府里管理文教事业的干部。保持，保存。第一分区，相当今江苏省如皋、海安、东台县。台北县，旧县名，在东台北。第九分区，相当今江苏如东、通州、海门、启东县。大河，今称通扬运河，河东西的经济、民俗均有差异。雪岸，乡镇名。蹓情况，在发现敌情时疏散隐蔽。东城，即东陈，乡镇名，在如皋县城东边。先生，俗称文化人。揹车，在独轮车前拉纤。炮台，岗楼。下晚，傍晚。赖，否认。扯惹儿，打岔。假马儿，假装。圆弯，调解纠纷。打圆场，和事。怪，责备。保，旧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低于村。横竖，反正。代饭，有偿供给饮食。请保具结，请人担保，承诺负责。江南，苏南。埋伏，隐蔽。避风，躲避危险。金元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行的可兑换黄金的钞票。说了一些错话，此句及后面的“1979年6月10日”5句均为作者平反后所加。最高指示，文革中对毛主席语录的称谓。
张云昆（遗稿）子张荣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