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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会把杨嗣昌前几年苦心聚敛的一点资本挥霍一空。届时，除了让林纯鸿收拾残局，别无其他选择。
他开始认真考虑与林纯鸿接洽的可能性，以求在鞑子入侵时，林纯鸿能够拉他一把。
洪承畴没有看出周延儒的用意，不代表林纯鸿看不出。林纯鸿知道，周延儒压根就没想着在蒙城、登封占到什么便宜，他极力挑拨双方的关系，无非想营造双方紧张的气氛，使他自己的位置更牢固而已。
所以，林纯鸿当然不会随着周延儒的指挥棒跳舞，对叛乱一事冷淡处理，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完善荆州内部架构。
周延儒一再撩拨荆州团体，荆州居然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让朱由检的信心越来越足，随之，朱由检对周延儒更加信任。
不过，信任是信任，周延儒前后折腾一通，将朝廷的收入减少了八百万，这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见的。
朱由检一再询问周延儒有何方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周延儒嗫嗫嚅嚅说不出所以然，只能建议朱由检询问陈奇瑜。
陈奇瑜一时间哪有什么好办法，再加上他对周延儒看不顺眼，当然把责任都推到周延儒身上。
周延儒深恨陈奇瑜，却又无可奈何。陈奇瑜理财数年，功劳显而易见，朱由检对他的信任非周延儒所能动摇。
同时，周延儒又非常紧张，毕竟，如果他想不出办法弥补八百万的缺，这个首辅位置怎么看都有点不稳。
周延儒与吴昌时、董廷献议来议去，觉得可以拿宣府、天津、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贾征收重税，补朝廷所用。
甚至，周延儒觉得，根本不需征收重税，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纯鸿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就足够了。
周延儒、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无疑费了一番思量。
当初，黄渤考虑到宣府、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发展毛纺织业。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纺织业仅次于西安，毛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东非及欧洲。
江南、荆州、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借着黄渤的东风，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毛纺织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
与此同时，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物集散地。
也就是说，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周延儒不搜刮他们，难道还劝解大官僚、大土豪纳粮？
周延儒还算谨慎，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试点以营业税、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
不过，出于公心，陈奇瑜坚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他苦苦劝阻周延儒：“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还需要一整套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方才能顺利从事。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贸然推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到头来，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
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
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让周延儒吃惊的是，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若论实质，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处。
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远不会变。
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说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欲，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
董廷献建议，在三地增设门卡，提高商税税率。
周延儒立即票拟，送至通政司，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
朱由检见到奏章后，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越看越生气，拿出红笔，狠狠地画了一笔，批红完成，只要给事中不封驳，就会马上生效。
增设门卡，提高税率，无疑提高了众多官僚、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来往于三地的商贾，就这样被朝廷当做了砧板上的肉，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
第六百八十八章天津事变
商贾是不是砧板上的肉，这点有待商榷。至少，对商贾自身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砧板上的肉。
这些年，林纯鸿对商贾颇多遮护，慢慢将他们惯出了坏脾气，在海外，在大明境内，稍有不如意，就上告至监察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商贾资金丰富，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商贾的案子多以他们胜利而结案。因此，一般的乡绅及底层官僚，还真不敢惹大商贾。
不过，这个坏脾气也非常有限。比如，前些年林纯鸿一声令下加税，商贾们虽颇多怨言，却也不得不乖乖纳税，脾气好得很。
至于登州、天津、宣府三地，情况则与荆州控制区有点不一样。
这三个地方，确实是赚钱的好地方，商人们犹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纷纷聚拢在这些地方，纵横捭阖，赚取丰厚利润。
严格说来，这三地的投资环境差得很。治安很差，敲诈勒索的人很多，关卡门税多得不得了。商人们早就对三地的治理不满，一直呼吁三地官府借鉴荆州治理地方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改制。
当他们听闻朝廷欲在三地增加关卡门税时，一下子炸了窝，纷纷聚拢在卫衙、府衙门口请愿，反对加税。
关卡门税一事，是通了天的大事，天津、宣府、登州的地方官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尤其是登州，十多年以前就闹过兵变，地方官更是紧张异常，立即采取霹雳措施，将商人们驱赶一空，而且还大索全城，到处捉拿领头之人。
商人们一下子炸了窝。
他们在林纯鸿控制范围内，规规矩矩，不敢乱来，在登州这个地方，可受不得半分委屈。
鉴于北方匪盗一直比较多，一些大的商贾都有全副武装的护卫队。更为致命的是，登州的海商比较多，这帮海商船上的水手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惟恐天下不乱。
更为致命的是，即便是商船，船上亦有火炮和炮手。
地方官强力镇?
??，引起了商人们剧烈反弹，他们率领护卫队、水手，聚集在登州城外，试图胁迫登州府取消乱命。
这帮家伙，受不得委屈仅仅只是原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心中认为，林纯鸿这段日子与朝廷斗得难分难解，一旦他们把事情闹大，林纯鸿必定为他们撑腰。
久，就会把杨嗣昌前几年苦心聚敛的一点资本挥霍一空。届时，除了让林纯鸿收拾残局，别无其他选择。
他开始认真考虑与林纯鸿接洽的可能性，以求在鞑子入侵时，林纯鸿能够拉他一把。
洪承畴没有看出周延儒的用意，不代表林纯鸿看不出。林纯鸿知道，周延儒压根就没想着在蒙城、登封占到什么便宜，他极力挑拨双方的关系，无非想营造双方紧张的气氛，使他自己的位置更牢固而已。
所以，林纯鸿当然不会随着周延儒的指挥棒跳舞，对叛乱一事冷淡处理，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完善荆州内部架构。
周延儒一再撩拨荆州团体，荆州居然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让朱由检的信心越来越足，随之，朱由检对周延儒更加信任。
不过，信任是信任，周延儒前后折腾一通，将朝廷的收入减少了八百万，这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见的。
朱由检一再询问周延儒有何方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周延儒嗫嗫嚅嚅说不出所以然，只能建议朱由检询问陈奇瑜。
陈奇瑜一时间哪有什么好办法，再加上他对周延儒看不顺眼，当然把责任都推到周延儒身上。
周延儒深恨陈奇瑜，却又无可奈何。陈奇瑜理财数年，功劳显而易见，朱由检对他的信任非周延儒所能动摇。
同时，周延儒又非常紧张，毕竟，如果他想不出办法弥补八百万的缺，这个首辅位置怎么看都有点不稳。
周延儒与吴昌时、董廷献议来议去，觉得可以拿宣府、天津、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贾征收重税，补朝廷所用。
甚至，周延儒觉得，根本不需征收重税，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纯鸿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就足够了。
周延儒、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无疑费了一番思量。
当初，黄渤考虑到宣府、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发展毛纺织业。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纺织业仅次于西安，毛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东非及欧洲。
江南、荆州、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借着黄渤的东风，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毛纺织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
与此同时，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物集散地。
也就是说，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周延儒不搜刮他们，难道还劝解大官僚、大土豪纳粮？
周延儒还算谨慎，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试点以营业税、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
不过，出于公心，陈奇瑜坚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他苦苦劝阻周延儒：“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还需要一整套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方才能顺利从事。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贸然推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到头来，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
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
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让周延儒吃惊的是，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若论实质，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处。
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远不会变。
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说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欲，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
董廷献建议，在三地增设门卡，提高商税税率。
周延儒立即票拟，送至通政司，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
朱由检见到奏章后，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越看越生气，拿出红笔，狠狠地画了一笔，批红完成，只要给事中不封驳，就会马上生效。
增设门卡，提高税率，无疑提高了众多官僚、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来往于三地的商贾，就这样被朝廷当做了砧板上的肉，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
第六百八十八章天津事变
商贾是不是砧板上的肉，这点有待商榷。至少，对商贾自身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砧板上的肉。
这些年，林纯鸿对商贾颇多遮护，慢慢将他们惯出了坏脾气，在海外，在大明境内，稍有不如意，就上告至监察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商贾资金丰富，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商贾的案子多以他们胜利而结案。因此，一般的乡绅及底层官僚，还真不敢惹大商贾。
不过，这个坏脾气也非常有限。比如，前些年林纯鸿一声令下加税，商贾们虽颇多怨言，却也不得不乖乖纳税，脾气好得很。
至于登州、天津、宣府三地，情况则与荆州控制区有点不一样。
这三个地方，确实是赚钱的好地方，商人们犹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纷纷聚拢在这些地方，纵横捭阖，赚取丰厚利润。
严格说来，这三地的投资环境差得很。治安很差，敲诈勒索的人很多，关卡门税多得不得了。商人们早就对三地的治理不满，一直呼吁三地官府借鉴荆州治理地方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改制。
当他们听闻朝廷欲在三地增加关卡门税时，一下子炸了窝，纷纷聚拢在卫衙、府衙门口请愿，反对加税。
关卡门税一事，是通了天的大事，天津、宣府、登州的地方官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尤其是登州，十多年以前就闹过兵变，地方官更是紧张异常，立即采取霹雳措施，将商人们驱赶一空，而且还大索全城，到处捉拿领头之人。
商人们一下子炸了窝。
他们在林纯鸿控制范围内，规规矩矩，不敢乱来，在登州这个地方，可受不得半分委屈。
鉴于北方匪盗一直比较多，一些大的商贾都有全副武装的护卫队。更为致命的是，登州的海商比较多，这帮海商船上的水手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惟恐天下不乱。
更为致命的是，即便是商船，船上亦有火炮和炮手。
地方官强力镇?
??，引起了商人们剧烈反弹，他们率领护卫队、水手，聚集在登州城外，试图胁迫登州府取消乱命。
这帮家伙，受不得委屈仅仅只是原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心中认为，林纯鸿这段日子与朝廷斗得难分难解，一旦他们把事情闹大，林纯鸿必定为他们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