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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声却始终有着自己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前的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黄显声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五十八个县的警察队扩充成十二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批枪支成了之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两千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九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之中。
海波哥当时是沈阳市区的一个警察小队长，也是因为黄显声提前一个多月的正确估计。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小鬼子川田中队袭击北营的同时，海波哥就带着下面的几十个弟兄冲到了沈阳城门口，整装待发地恭候着小鬼子对沈阳的袭击。
前线的战事不时地反馈过来，北大营一万多人的东北军，却被只有五百人的鬼子打得撤退了。警察部队的东北汉子们着急地骂起娘来，海波哥的一个部下骂道：“难道又是少帅的命令，不准大伙抵抗？难道少帅真要把咱东三省送给小日本？”
与此同时，南营传来噩耗，鬼子的第二师步兵第二旅第二十九团也顺利地击退了南营守军。面对黑压压地拥向沈阳城门的日军，沈阳警察们咬着牙，对小鬼子扣动了扳机。无奈的是毕竟不是正规军队，很快城门就被日军攻破。沈阳警察在黄显声的带领下，和小鬼子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海波哥和他那群老兄弟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沈阳丢了，从此都要做亡国奴了。宁愿死，也不能把老祖宗的黑土地让给日本人。
和沈阳警察们一起顽强抵抗的还有沈阳讲武堂的学生兵。那些孩子，嘴上的绒毛都没长齐，很多人连枪都没有，就抱着一把大刀，神色肃穆地站在海波哥他们这群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警察身边。而在这国家危难时刻，平日里如混世魔王一般的沈阳警察们，也都没有一个犯怂，始终肩并肩地守着沈阳城。尽管狼狈不堪且战且退，但就正如海波哥一个手下说的那样：“咱沈阳的百姓放纵了我们这么多年，现在总也轮到我们回报沈阳百姓的时候了。”
一个个地倒下，一次次地后退。到9月19日凌晨，传来了黄显声处长要求全部警察队和讲武堂学生兵撤退锦州的命令。当时很多老警察和学生兵都哭了，不管以前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互相抱着“嗷嗷”地大哭。那一晚肩并肩地流着血，可坚持的结果等到的却是要放弃抵抗，撤退的命令。
很多人没有服从命令，选择了留在沈阳城里继续抵抗，而大部分的警察和学生兵都离开了沈阳，这些本来不是军人的士兵，便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前身，其中就包括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选择留下的警察和学生兵，惨烈地用血肉之躯开始了对战日军开进城的坦克。
海波哥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坦克，只见那夜色中黑压压的一个大家伙开了过来，弟兄们都举起枪对着那大家伙扣动扳机。甚至那些讲武堂的娃娃，背着刀冲上去，对着那大家伙用大刀砍着……全死了……全部死光了。那坦克一开炮，我身边十几个兄弟，被炸得到处乱飞。我摔到了沙包上，再睁开眼睛时，小鬼子的枪已经对着我的额头。我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小鬼子逮住的。”
说完这些，海波哥重重地低下头去，神色黯淡。我和四哥、郑大兵心里也都一股股地泛着酸楚。东三省沦陷，拉开了日军侵略中华的帷幕，也拉开了一干中华儿郎浴血抵抗的英雄诗篇。东北沦陷十年了，义勇军就在丛林里耗了十年。人一辈子又能有几个十年呢？
我们沉默地围着火堆，等待着离奇失踪的弟兄，但我们的思想却已飞到了被战火焚烧的中华大地。
郑大兵沙哑的嗓音打断了我们的思绪：“海波，你的意思是你在1931年9月就被俘送到了远山战俘营吗？”
海波哥点点头，说：“先是在沈阳日军宪兵队关了一个月，然后就送到了这里。当时第一批送过来的战俘只有一百来个，都是东北军的弟兄。那时候我们私底下还聊，说小日本居然还遵守《日内瓦公约》，还算把我们当人对待。后来几年陆陆续续关进来的弟兄说起，被俘的中国士兵一般都是被集中屠杀，或者送去挂着战俘营的工地折磨死。我才知道，小日本就只有远山这一个战俘营是按照公约来执行的。”
郑大兵又问道：“那你们第一批关进来的弟兄们现在在远山战俘营的还多吗？”
海波哥摇摇头：“很少了，小鬼子到1933年年初开始从远山战俘营往外拉人，也挺奇怪的，完全没有规律，有时候关进来才一两个月的就带走了，但大部分都和我们四号房的一样，都有个三五年。像我这种关了十年都没带走的，也还有十几个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郑大兵点点头，没再吱声。四哥却冷不丁地问道：“海波哥，你是沈阳人吧？”
海波哥点头，说：“是啊！全家老小都在沈阳城。怎么了？老四，你突然问我这话什么意思？”
四哥微微笑笑，说：“没啥！我只是问问罢了。”
海波哥叹口气：“唉！也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听说小孩子现在都上日语学堂了，我都害怕我那两个孩子跟了鬼子姓，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
四哥小声地说道：“只要你没忘记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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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声却始终有着自己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前的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黄显声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五十八个县的警察队扩充成十二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批枪支成了之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两千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九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之中。
海波哥当时是沈阳市区的一个警察小队长，也是因为黄显声提前一个多月的正确估计。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小鬼子川田中队袭击北营的同时，海波哥就带着下面的几十个弟兄冲到了沈阳城门口，整装待发地恭候着小鬼子对沈阳的袭击。
前线的战事不时地反馈过来，北大营一万多人的东北军，却被只有五百人的鬼子打得撤退了。警察部队的东北汉子们着急地骂起娘来，海波哥的一个部下骂道：“难道又是少帅的命令，不准大伙抵抗？难道少帅真要把咱东三省送给小日本？”
与此同时，南营传来噩耗，鬼子的第二师步兵第二旅第二十九团也顺利地击退了南营守军。面对黑压压地拥向沈阳城门的日军，沈阳警察们咬着牙，对小鬼子扣动了扳机。无奈的是毕竟不是正规军队，很快城门就被日军攻破。沈阳警察在黄显声的带领下，和小鬼子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海波哥和他那群老兄弟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沈阳丢了，从此都要做亡国奴了。宁愿死，也不能把老祖宗的黑土地让给日本人。
和沈阳警察们一起顽强抵抗的还有沈阳讲武堂的学生兵。那些孩子，嘴上的绒毛都没长齐，很多人连枪都没有，就抱着一把大刀，神色肃穆地站在海波哥他们这群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警察身边。而在这国家危难时刻，平日里如混世魔王一般的沈阳警察们，也都没有一个犯怂，始终肩并肩地守着沈阳城。尽管狼狈不堪且战且退，但就正如海波哥一个手下说的那样：“咱沈阳的百姓放纵了我们这么多年，现在总也轮到我们回报沈阳百姓的时候了。”
一个个地倒下，一次次地后退。到9月19日凌晨，传来了黄显声处长要求全部警察队和讲武堂学生兵撤退锦州的命令。当时很多老警察和学生兵都哭了，不管以前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互相抱着“嗷嗷”地大哭。那一晚肩并肩地流着血，可坚持的结果等到的却是要放弃抵抗，撤退的命令。
很多人没有服从命令，选择了留在沈阳城里继续抵抗，而大部分的警察和学生兵都离开了沈阳，这些本来不是军人的士兵，便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前身，其中就包括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选择留下的警察和学生兵，惨烈地用血肉之躯开始了对战日军开进城的坦克。
海波哥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坦克，只见那夜色中黑压压的一个大家伙开了过来，弟兄们都举起枪对着那大家伙扣动扳机。甚至那些讲武堂的娃娃，背着刀冲上去，对着那大家伙用大刀砍着……全死了……全部死光了。那坦克一开炮，我身边十几个兄弟，被炸得到处乱飞。我摔到了沙包上，再睁开眼睛时，小鬼子的枪已经对着我的额头。我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小鬼子逮住的。”
说完这些，海波哥重重地低下头去，神色黯淡。我和四哥、郑大兵心里也都一股股地泛着酸楚。东三省沦陷，拉开了日军侵略中华的帷幕，也拉开了一干中华儿郎浴血抵抗的英雄诗篇。东北沦陷十年了，义勇军就在丛林里耗了十年。人一辈子又能有几个十年呢？
我们沉默地围着火堆，等待着离奇失踪的弟兄，但我们的思想却已飞到了被战火焚烧的中华大地。
郑大兵沙哑的嗓音打断了我们的思绪：“海波，你的意思是你在1931年9月就被俘送到了远山战俘营吗？”
海波哥点点头，说：“先是在沈阳日军宪兵队关了一个月，然后就送到了这里。当时第一批送过来的战俘只有一百来个，都是东北军的弟兄。那时候我们私底下还聊，说小日本居然还遵守《日内瓦公约》，还算把我们当人对待。后来几年陆陆续续关进来的弟兄说起，被俘的中国士兵一般都是被集中屠杀，或者送去挂着战俘营的工地折磨死。我才知道，小日本就只有远山这一个战俘营是按照公约来执行的。”
郑大兵又问道：“那你们第一批关进来的弟兄们现在在远山战俘营的还多吗？”
海波哥摇摇头：“很少了，小鬼子到1933年年初开始从远山战俘营往外拉人，也挺奇怪的，完全没有规律，有时候关进来才一两个月的就带走了，但大部分都和我们四号房的一样，都有个三五年。像我这种关了十年都没带走的，也还有十几个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郑大兵点点头，没再吱声。四哥却冷不丁地问道：“海波哥，你是沈阳人吧？”
海波哥点头，说：“是啊！全家老小都在沈阳城。怎么了？老四，你突然问我这话什么意思？”
四哥微微笑笑，说：“没啥！我只是问问罢了。”
海波哥叹口气：“唉！也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听说小孩子现在都上日语学堂了，我都害怕我那两个孩子跟了鬼子姓，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
四哥小声地说道：“只要你没忘记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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