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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磡体育馆等地的讲经，每场也都是数万观众聆听；每年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有来自各地数千名代表及观礼员等前往与会；经常在各地为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发起的园游会，共襄盛举者动辄数万人，甚至十余万人。许多人好奇地问我：“怎么有办法举办这么多的活动，同时还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吃住问题呢？”我想最主要的秘诀是因为我们平时训练人才，事前周密计划，开会讨论意见，懂得分工合作，所以无论来的人再多，时间再紧凑，都能够达到“举重若轻”，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初设立佛学院时，信徒警告我：“你没有经费，又要办学，以后就没有人敢再接近你，你一定会办不下去！”教界也有人说：“你没有经验，办不起来的。”我最初到美国建寺弘法时，同道讥笑我：“你不会英文，哪里能在岛外弘法？”我登记成立佛光大学之初，官员们提醒我：“办大学耗财费力，必须三思！”佛光山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宣布封山，有人劝我：“封山以后，没有油香来源，僧众的生活立刻就会成为问题。”诚然，经验、语文、钱财、物资是弘法利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对于出家人而言，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佛法、信心、道念、正见，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我“举重若轻”地在岛内外办了十六所佛教学院，丛林学院历史长三十年以上，从未中断；如今我在全球五大洲成立的别分院、布教所一百多间，目前还在陆续增加中；我在美国的西来大学已有十年之久，在台湾办的大学第一届学生将于明年毕业，不但学生增多，校务蒸蒸日上，而且还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及文教组织频繁交流；佛光山封山之后，僧众们尽管过着清贫生活，但每个周末仍举办假日修道会，供应上千人食宿，此外还有不定期的禅修、佛七、短期出家、讲习会议等文教活动，两年来度众无数，看起来，这也是“举重若轻”呀！
曾经有人为我计算，我一生在台湾佛教界拥有五十余个“第一”：第一支佛教歌咏队、第一个在电视台弘法的人、第一张佛教唱片、建第一间讲堂、第一本精装佛书、第一个组织信徒穿着制服、第一个创设僧众等级制度、第一个组织青年学生会、第一个成立信徒讲习会、第一个成立儿童班、第一个成立星期学校、第一个成立幼教研习中心、第一个发起光明灯法会、第一个使用幻灯机和投影机弘法、第一所教育部承认的印度文化研究所、第一个大专佛学夏令营、第一个都市佛学院、第一个云水医院、第一所民众图书馆、第一座安宁病房、第一个信徒服务中心（檀信楼）、第一个举行报恩法会、第一个举行园游会、第一个发起供僧法会、第一个建高楼寺院、第一个举行环岛托钵行脚活动、第一个举办世界佛学会考、第一个举行禅净密三修法会、第一次办回归佛陀时代的活动、成立第一所佛教文物陈列馆、第一次台湾举行传法退位大典、第一个举办短期出家、第一部将藏经重新分段标点的佛光大藏经、第一部获得金鼎奖的《佛光大辞典》、第一个到三军官校各种兵团以及离岛布教说法的人、第一个率领两百人前往印度朝圣、第一位到梵蒂冈与教宗会谈……大家看我拥有这么多“第一”的头衔，都说我福报俱全，其实，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些都是佛教共成的第一，都是尽心尽力“举重若轻”所共成。
其实，这其中我不知经历过多少挫折，例如四十多年前，我用白话文写作，文艺教界一些传统人士表示不以为然；我率领佛教青年一起出外布教，引起佛教保守人士的反对；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借着跃动的音符将佛法传递到各个角落，却受到强烈的批评；我使用幻灯机布教，幻灯机被警察无理地没收；我在市区的高楼里成立寺院接引民众学佛，有关单位以屋顶无翘角为由，至今仍不准办理寺院登记；我录制电视弘法节目，已经与电视台签约，但临时却被有关单位取消，理由是和尚不能上电视；余如在庙口市街布教被当场取缔，更是常有的事。但这一切阻碍都无法将我打倒，因为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无论多么艰巨的事情，我自信都能“举重若轻”地完成。
凭着愈挫愈勇的精神，近十年来，我将脚步拓展到岛外，在国际间作了许多突破。一九八六年，我在佛光山举行世界显密佛学会议，让汉藏佛教人士在一起促膝畅谈，建立共识，此后彼此互有往来。海峡两岸自从一九四九年之后，很长时间交流不多，我率领“弘法探亲团”到大陆弘法探亲。一九八八年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西来寺举办，我让两岸代表首度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面开会，赢得全场人士不绝于耳的掌声及欣喜交加的热泪；僧信组织自古有之，可惜彼此向来缺乏联系，甚至有各行其事之憾，一九九二年，我为信众成立国际佛光会之后，和佛光山僧团互相配合，有如人之两臂，鸟之两翼，在弘法度众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功能，也为僧信融和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南传国家的比丘尼戒因战乱及上座比丘把持等原因而失传两百多年之久，我经过多次的努力，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在佛教的祖国——印度菩提伽耶举办国际三坛大戒，让二百多位大小乘比丘在二十六位大小乘戒师的证盟下如愿顶受具足戒。就在此时，西藏贡噶喇嘛表示愿将其教派珍藏已久的佛牙舍利赠送给我，许多人问他，国际佛教界人士这么多，为什么独钟于我？他举出上列诸项事实，回答大家：“因为星云某人在国际间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所以我们相信他能够妥善保存佛牙舍利。”“举重若轻”四个字看似容易，其实这是我一生本着弘法奉献的理念，努力为教筹划，为众谋福得来的些许成绩，而对十方大众又何足道哉？
在佛教的历史长河里，拥有“举重若轻”地位者不知凡几，我只不过是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而已。像伟大的佛陀，在当时阶级分明的时代里倡导四姓平等，竟能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在各种宗教杂陈的社会中，还能将佛法迅速地传遍整个印度；在多国鼎立争强的土地上，往往以一席建言化干戈为玉帛；即使在极为恶劣难堪的处境下，也能够以善巧方便来化导顽愚……凡此“举重若轻”的风范，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是亿万佛教徒心目中永不磨灭的精神依赖。佛法初传汉地时，迦摄摩腾以一首正气凛然的渴语慑服外道，“举重若轻”地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基础；昙无竭不顾生命危险到西域求法、法显度海、玄奘经过沙漠到印度取经、法眼禅师以诗渴驳斥皇上、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杨仁山的金陵刻经处等，这些举止，外在是如此的“举重若轻”，但内容有千万斤的重力。他们这种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大无畏的精神，是多么地令人敬佩仰慕！
所以，“举重若轻”的真义，并不是在表面上将“重”的事物变“轻”，而是要我们做好心理的建设，不将“重”的感觉摆在前面，自然就能获得“举重若轻”的泉源，如流水载物般，处处无碍；“举重若轻”的要诀，也不是刻意躲避“重”任，“轻”率行事，而是要我们遇事承担，运用智慧，自然就能培养“举重若轻”的能力，如狮子奋迅般，冲破难关。
（一九九九年七月）
**红磡体育馆等地的讲经，每场也都是数万观众聆听；每年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有来自各地数千名代表及观礼员等前往与会；经常在各地为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发起的园游会，共襄盛举者动辄数万人，甚至十余万人。许多人好奇地问我：“怎么有办法举办这么多的活动，同时还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吃住问题呢？”我想最主要的秘诀是因为我们平时训练人才，事前周密计划，开会讨论意见，懂得分工合作，所以无论来的人再多，时间再紧凑，都能够达到“举重若轻”，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初设立佛学院时，信徒警告我：“你没有经费，又要办学，以后就没有人敢再接近你，你一定会办不下去！”教界也有人说：“你没有经验，办不起来的。”我最初到美国建寺弘法时，同道讥笑我：“你不会英文，哪里能在岛外弘法？”我登记成立佛光大学之初，官员们提醒我：“办大学耗财费力，必须三思！”佛光山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宣布封山，有人劝我：“封山以后，没有油香来源，僧众的生活立刻就会成为问题。”诚然，经验、语文、钱财、物资是弘法利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对于出家人而言，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佛法、信心、道念、正见，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我“举重若轻”地在岛内外办了十六所佛教学院，丛林学院历史长三十年以上，从未中断；如今我在全球五大洲成立的别分院、布教所一百多间，目前还在陆续增加中；我在美国的西来大学已有十年之久，在台湾办的大学第一届学生将于明年毕业，不但学生增多，校务蒸蒸日上，而且还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及文教组织频繁交流；佛光山封山之后，僧众们尽管过着清贫生活，但每个周末仍举办假日修道会，供应上千人食宿，此外还有不定期的禅修、佛七、短期出家、讲习会议等文教活动，两年来度众无数，看起来，这也是“举重若轻”呀！
曾经有人为我计算，我一生在台湾佛教界拥有五十余个“第一”：第一支佛教歌咏队、第一个在电视台弘法的人、第一张佛教唱片、建第一间讲堂、第一本精装佛书、第一个组织信徒穿着制服、第一个创设僧众等级制度、第一个组织青年学生会、第一个成立信徒讲习会、第一个成立儿童班、第一个成立星期学校、第一个成立幼教研习中心、第一个发起光明灯法会、第一个使用幻灯机和投影机弘法、第一所教育部承认的印度文化研究所、第一个大专佛学夏令营、第一个都市佛学院、第一个云水医院、第一所民众图书馆、第一座安宁病房、第一个信徒服务中心（檀信楼）、第一个举行报恩法会、第一个举行园游会、第一个发起供僧法会、第一个建高楼寺院、第一个举行环岛托钵行脚活动、第一个举办世界佛学会考、第一个举行禅净密三修法会、第一次办回归佛陀时代的活动、成立第一所佛教文物陈列馆、第一次台湾举行传法退位大典、第一个举办短期出家、第一部将藏经重新分段标点的佛光大藏经、第一部获得金鼎奖的《佛光大辞典》、第一个到三军官校各种兵团以及离岛布教说法的人、第一个率领两百人前往印度朝圣、第一位到梵蒂冈与教宗会谈……大家看我拥有这么多“第一”的头衔，都说我福报俱全，其实，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些都是佛教共成的第一，都是尽心尽力“举重若轻”所共成。
其实，这其中我不知经历过多少挫折，例如四十多年前，我用白话文写作，文艺教界一些传统人士表示不以为然；我率领佛教青年一起出外布教，引起佛教保守人士的反对；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借着跃动的音符将佛法传递到各个角落，却受到强烈的批评；我使用幻灯机布教，幻灯机被警察无理地没收；我在市区的高楼里成立寺院接引民众学佛，有关单位以屋顶无翘角为由，至今仍不准办理寺院登记；我录制电视弘法节目，已经与电视台签约，但临时却被有关单位取消，理由是和尚不能上电视；余如在庙口市街布教被当场取缔，更是常有的事。但这一切阻碍都无法将我打倒，因为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无论多么艰巨的事情，我自信都能“举重若轻”地完成。
凭着愈挫愈勇的精神，近十年来，我将脚步拓展到岛外，在国际间作了许多突破。一九八六年，我在佛光山举行世界显密佛学会议，让汉藏佛教人士在一起促膝畅谈，建立共识，此后彼此互有往来。海峡两岸自从一九四九年之后，很长时间交流不多，我率领“弘法探亲团”到大陆弘法探亲。一九八八年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西来寺举办，我让两岸代表首度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面开会，赢得全场人士不绝于耳的掌声及欣喜交加的热泪；僧信组织自古有之，可惜彼此向来缺乏联系，甚至有各行其事之憾，一九九二年，我为信众成立国际佛光会之后，和佛光山僧团互相配合，有如人之两臂，鸟之两翼，在弘法度众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功能，也为僧信融和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南传国家的比丘尼戒因战乱及上座比丘把持等原因而失传两百多年之久，我经过多次的努力，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在佛教的祖国——印度菩提伽耶举办国际三坛大戒，让二百多位大小乘比丘在二十六位大小乘戒师的证盟下如愿顶受具足戒。就在此时，西藏贡噶喇嘛表示愿将其教派珍藏已久的佛牙舍利赠送给我，许多人问他，国际佛教界人士这么多，为什么独钟于我？他举出上列诸项事实，回答大家：“因为星云某人在国际间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所以我们相信他能够妥善保存佛牙舍利。”“举重若轻”四个字看似容易，其实这是我一生本着弘法奉献的理念，努力为教筹划，为众谋福得来的些许成绩，而对十方大众又何足道哉？
在佛教的历史长河里，拥有“举重若轻”地位者不知凡几，我只不过是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而已。像伟大的佛陀，在当时阶级分明的时代里倡导四姓平等，竟能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在各种宗教杂陈的社会中，还能将佛法迅速地传遍整个印度；在多国鼎立争强的土地上，往往以一席建言化干戈为玉帛；即使在极为恶劣难堪的处境下，也能够以善巧方便来化导顽愚……凡此“举重若轻”的风范，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是亿万佛教徒心目中永不磨灭的精神依赖。佛法初传汉地时，迦摄摩腾以一首正气凛然的渴语慑服外道，“举重若轻”地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基础；昙无竭不顾生命危险到西域求法、法显度海、玄奘经过沙漠到印度取经、法眼禅师以诗渴驳斥皇上、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杨仁山的金陵刻经处等，这些举止，外在是如此的“举重若轻”，但内容有千万斤的重力。他们这种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大无畏的精神，是多么地令人敬佩仰慕！
所以，“举重若轻”的真义，并不是在表面上将“重”的事物变“轻”，而是要我们做好心理的建设，不将“重”的感觉摆在前面，自然就能获得“举重若轻”的泉源，如流水载物般，处处无碍；“举重若轻”的要诀，也不是刻意躲避“重”任，“轻”率行事，而是要我们遇事承担，运用智慧，自然就能培养“举重若轻”的能力，如狮子奋迅般，冲破难关。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