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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小学毕业了，全班30多人共有8人考进初中。我也以数学99.5分的成绩轻松考进全公社唯一的一所初中---金尤公社初中。扣这0.5分是因为3/6没有化简为1/2。单科数学屈居第二。当时区公社首次办一个初中，学校罗老师走了10多里地多次跑到我家希望我去念书。父母不放心12岁的我远离他们，最终没有成行。
背上新的布书包，每天走上1公里多路，穿上哥哥不能穿的旧衣服，开始了我的初中学习。
教我语文的唐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年龄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是我们的班主任，对学生很是亲近。他刚来学校时床上垫的稻草都是我从家里背去的，准确的说是妈妈送到约1公里处我再背去的。
一次课间，同学们依旧嬉戏打闹着。四大队的杜三娃正狂追着刘同学，眼看就要追上，刘同学猛地一个下蹲，杜三娃来不及避让，直接撞了上去，人好像飞了起来，接着一个长摔，噗通一声四肢着地。杜三娃顿时哇哇大哭。同学们跑去扶他，却站不起来。撩开裤子一片血迹，膝盖处一个大坑。我们吓得直奔老师办公室。
唐老师毫不含糊，背起三娃就直奔公社医院。做完治疗，杜三娃在家养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毕业，唐老师垫付的医疗费好像都没有收回来。从这一次后，班里那一个年龄与唐老师很接近的学生，曾经在课堂上因回答不出问题，居然提出要与老师比赛“担石头上坡，看谁厉害”的学生再也不调皮捣蛋了。
1981秋季开学，学校依旧要召开表彰大会。我很是轻松的走向领奖台，领取我初中的第二枚“三好学生”奖章。奖还没有发，下面一遍笑声。当我拿着奖章转过身时，台上的校长、老师也发出了憋不住的笑声。原来，不知道哪个混蛋在我的粗布衣服后面写了“我儿”两个字。
1982年春季，我莫名奇妙的开始泻肚子，不想吃饭，成天没劲。堂祖父开了药，吃了一周多时间，一点效果也没有。请公社白医生到家诊治，吃了几天药还是不管用。妈妈就把我带到公社医院，才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小白医生（白医生的儿子）诊断后说，这个是甲肝。我们半信半疑，但吓得不轻。吃了开的中药、西药，效果显著。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过这一次治疗耗时几个月，耽误了不少学习，学习排名掉到了10名左右，从此学校的表彰离我远去。
初三，中考冲刺。学校优选部分学生住校，住校生每周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背上粮食到校。住校生早晚上早自习，老师轮流进行辅导。“余兵，余兵怎么没有来呢？”早自习熟悉的点名声。我睡在教室后面隔出来的一个刚好打下一个地铺的床上，不敢回应。晚上自己尿床了，裤子、被子、垫絮全湿透了。也许同床的两个同学以为是自己尿的，一早就起床了。这个事件直到今天，我们三人未曾提及。
尿床可是我的特长。1982年包产到户，家里的生活改善了不少，住校尿一次床已是比较客气的了。在这之前，我画的“地图”遍布外公、姑妈、姨妈家的被单。冬天家里几乎天天都要用烘笼烤我尿湿的被褥。为这事，妈妈想了不少办法，用了许多偏方，我自己也喝了不少又苦又难闻的汤剂。当然也因为这，自己也得到了母亲更多的关爱。妈妈看我冬天总是尿床，咳嗽，觉得还是营养跟不上。早上妈妈就煮一个鸡蛋或者放上猪油蒸一个鸡蛋羹，悄悄送到我的床边。睡梦中的我常常被煮鸡蛋噎得呼吸受阻。那个蒸鸡蛋羹很烫，但那个美味岂是山珍海味所能比拟的。
包产到户，就是把生产队里的土地按照人头分给每个家庭，队里的生产工具或变买成钱，或直接分给社员。公社、大队、生产队分别更名为乡、村、队。父亲在完成承包工作后不久就辞去了队长职务，再也不用解决有的队员为了多占一点土地把田坎土坎挖的行走都困难、下水田偷放上水田的水而吵架打架等矛盾。大家都铆足了劲的养猪、冬天做苕粉，直奔康庄大道。
每天5：30父亲就挑着红薯去村里排队粉碎（我们称为打粉），然后回家把粗粉过滤，浆液进入一个直径1.2米左右的木桶里，加上清水，使劲搅拌。静置1-2天后，舀去桶里的水，再舀出表层的那层黑粉，最后铲下底层雪白的淀粉。开始时过滤后的红薯渣是猪的美食，时间久了，猪都厌弃。淀粉通过晾晒，积攒到150斤左右，就请来邻居，在空地上架一口大锅，生火烧水。淀粉倒入木桶，加上水使劲揉搓。用手一抓可以成团，放进圆形网孔的类似漏勺一样的容器，用力拍打。线一样的粉条源源不断的流进滚烫的锅里。妈妈拿着长竹筷，迅速的将粉条捞进旁边的凉水桶里冷却、拧断、上晾晒杆，整套动作流畅完美。一到两个小时，手工粉条加工完毕。接下来就是把粉条揉开，晾晒。
父亲一早担着晒干的粉条去邻乡售卖，到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这把家里人吓得不轻。总算平安归来了。家里人想这次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只卖了8毛钱一斤，还费了好大的劲。”第一次做，经验不足，粉条没有揉开，好多没有干透，卖不出去，父亲只好把粉条打开就地晾晒后低价销售。“一斤少两毛钱没事，只要人安全。”妈妈安慰道。后来粉条价格一路走低，到了88年左右跌到4、5毛一斤，村里的粉条副业从此结束。
包产到户后，外公到我家来的频次明显增加。
尿床并没有影响我努力学习的劲头，起床拧干裤子，继续学习。
1980年小学毕业了，全班30多人共有8人考进初中。我也以数学99.5分的成绩轻松考进全公社唯一的一所初中---金尤公社初中。扣这0.5分是因为3/6没有化简为1/2。单科数学屈居第二。当时区公社首次办一个初中，学校罗老师走了10多里地多次跑到我家希望我去念书。父母不放心12岁的我远离他们，最终没有成行。
背上新的布书包，每天走上1公里多路，穿上哥哥不能穿的旧衣服，开始了我的初中学习。
教我语文的唐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年龄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是我们的班主任，对学生很是亲近。他刚来学校时床上垫的稻草都是我从家里背去的，准确的说是妈妈送到约1公里处我再背去的。
一次课间，同学们依旧嬉戏打闹着。四大队的杜三娃正狂追着刘同学，眼看就要追上，刘同学猛地一个下蹲，杜三娃来不及避让，直接撞了上去，人好像飞了起来，接着一个长摔，噗通一声四肢着地。杜三娃顿时哇哇大哭。同学们跑去扶他，却站不起来。撩开裤子一片血迹，膝盖处一个大坑。我们吓得直奔老师办公室。
唐老师毫不含糊，背起三娃就直奔公社医院。做完治疗，杜三娃在家养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毕业，唐老师垫付的医疗费好像都没有收回来。从这一次后，班里那一个年龄与唐老师很接近的学生，曾经在课堂上因回答不出问题，居然提出要与老师比赛“担石头上坡，看谁厉害”的学生再也不调皮捣蛋了。
1981秋季开学，学校依旧要召开表彰大会。我很是轻松的走向领奖台，领取我初中的第二枚“三好学生”奖章。奖还没有发，下面一遍笑声。当我拿着奖章转过身时，台上的校长、老师也发出了憋不住的笑声。原来，不知道哪个混蛋在我的粗布衣服后面写了“我儿”两个字。
1982年春季，我莫名奇妙的开始泻肚子，不想吃饭，成天没劲。堂祖父开了药，吃了一周多时间，一点效果也没有。请公社白医生到家诊治，吃了几天药还是不管用。妈妈就把我带到公社医院，才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小白医生（白医生的儿子）诊断后说，这个是甲肝。我们半信半疑，但吓得不轻。吃了开的中药、西药，效果显著。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过这一次治疗耗时几个月，耽误了不少学习，学习排名掉到了10名左右，从此学校的表彰离我远去。
初三，中考冲刺。学校优选部分学生住校，住校生每周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背上粮食到校。住校生早晚上早自习，老师轮流进行辅导。“余兵，余兵怎么没有来呢？”早自习熟悉的点名声。我睡在教室后面隔出来的一个刚好打下一个地铺的床上，不敢回应。晚上自己尿床了，裤子、被子、垫絮全湿透了。也许同床的两个同学以为是自己尿的，一早就起床了。这个事件直到今天，我们三人未曾提及。
尿床可是我的特长。1982年包产到户，家里的生活改善了不少，住校尿一次床已是比较客气的了。在这之前，我画的“地图”遍布外公、姑妈、姨妈家的被单。冬天家里几乎天天都要用烘笼烤我尿湿的被褥。为这事，妈妈想了不少办法，用了许多偏方，我自己也喝了不少又苦又难闻的汤剂。当然也因为这，自己也得到了母亲更多的关爱。妈妈看我冬天总是尿床，咳嗽，觉得还是营养跟不上。早上妈妈就煮一个鸡蛋或者放上猪油蒸一个鸡蛋羹，悄悄送到我的床边。睡梦中的我常常被煮鸡蛋噎得呼吸受阻。那个蒸鸡蛋羹很烫，但那个美味岂是山珍海味所能比拟的。
包产到户，就是把生产队里的土地按照人头分给每个家庭，队里的生产工具或变买成钱，或直接分给社员。公社、大队、生产队分别更名为乡、村、队。父亲在完成承包工作后不久就辞去了队长职务，再也不用解决有的队员为了多占一点土地把田坎土坎挖的行走都困难、下水田偷放上水田的水而吵架打架等矛盾。大家都铆足了劲的养猪、冬天做苕粉，直奔康庄大道。
每天5：30父亲就挑着红薯去村里排队粉碎（我们称为打粉），然后回家把粗粉过滤，浆液进入一个直径1.2米左右的木桶里，加上清水，使劲搅拌。静置1-2天后，舀去桶里的水，再舀出表层的那层黑粉，最后铲下底层雪白的淀粉。开始时过滤后的红薯渣是猪的美食，时间久了，猪都厌弃。淀粉通过晾晒，积攒到150斤左右，就请来邻居，在空地上架一口大锅，生火烧水。淀粉倒入木桶，加上水使劲揉搓。用手一抓可以成团，放进圆形网孔的类似漏勺一样的容器，用力拍打。线一样的粉条源源不断的流进滚烫的锅里。妈妈拿着长竹筷，迅速的将粉条捞进旁边的凉水桶里冷却、拧断、上晾晒杆，整套动作流畅完美。一到两个小时，手工粉条加工完毕。接下来就是把粉条揉开，晾晒。
父亲一早担着晒干的粉条去邻乡售卖，到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这把家里人吓得不轻。总算平安归来了。家里人想这次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只卖了8毛钱一斤，还费了好大的劲。”第一次做，经验不足，粉条没有揉开，好多没有干透，卖不出去，父亲只好把粉条打开就地晾晒后低价销售。“一斤少两毛钱没事，只要人安全。”妈妈安慰道。后来粉条价格一路走低，到了88年左右跌到4、5毛一斤，村里的粉条副业从此结束。
包产到户后，外公到我家来的频次明显增加。
尿床并没有影响我努力学习的劲头，起床拧干裤子，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