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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途径和“正途”。在科举考试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唐朝科举中榜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还要经过吏部主持的选拔，称“释褐试”。
再通过面试和政令问答等环节来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才授予官职。唐末五代的学者王定保在其笔记小说《唐摭（zhi）言》中记载道：“高官厚禄的人即使位极人臣，但只要不是进士出身，终究是个遗憾啊。”
到了宋以后，科举的其他科目基本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名目，进士科逐渐成为惟一的科目。看着读书人排着长队鱼贯而入参加科举考试，李世民心里很踏实。
一个考试制度把你一生都给栓得死死的，再也不会胡思乱想、瞎折腾了，这下天下不就太平了嘛？于是，李世民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口袋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前期，受重农抑商传统制约的商人及其子弟无权参加科举考试。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些人才逐渐被允许参加科举做官。
其二，总体看来，唐朝前期通过一技之长和显赫家世做官的占大多数，真正通过科举入仕的在官员总数中占得比重很有限。
几十年后，从唐中宗李显神龙年间开始（705－707年），为了勉励及第进士。皇帝会在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赐宴庆贺。
新科进士中榜后（考试及第），大家在这里乘兴作乐，享受着春日暖阳。更享受着人生的辉煌时刻。大家把杯子放到盘上，再把盘放到流动的水上。盘随水转、轻漂漫泛，转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
这一盛事被称作“曲江流饮”，后来成为著名的“长安八景”之一。然后，进士们会齐集大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中了武举的在小雁塔）把自己的名字和心情，郑重地题写在寺院墙壁上，这一文化活动被称为“雁塔题名”。
100多年后，27岁的白居易了一举中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一时传为佳话。在17位同科进士（同年）中自己最年轻，那是何等的荣耀啊！但是在苦苦等待了8年后，他才得到了实际职务的任命——周至县公安局局长（县尉）。
而孟郊在46岁时（797年）终于考中，想到自己寒酸的生活即将结束兴奋不已，当即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登科后》。相信能代表相当一部分成功的读书人的心境：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曲江流饮”和“雁塔题名”是唐朝读书人最梦寐以求的人生快事。他们将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或许要耗尽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即便到了900多年后的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陕西乡试（明清时期的省级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即是如此）题名碑文就有：“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虽说比起唐朝的进士已经低了两级，但是大家还是要把名字留在那面著名的墙上，风光风光、显摆显摆。那也是相当地自豪啊！
中国的科举制始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废除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历时1300多年。科举考试的录取率低得惊人。所以即使名落孙山的人很多放到现在也绝对可以堪称国学大师或学者。以进士科为例,唐朝年均录取数在30人左右。
李渊、李世民时期平均每年10人左右,李治时期达到20人以上,其中咸亨四年(673年)的录取名额达79人,这乃是整个唐朝最高的数字！宋朝这一数字每次达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但比起庞大的读书人队伍还是显得十分残酷。明清时期。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明中叶后，各省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乡试平均录取率基本不到10%，但这对于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来说希望未免太过于渺茫。低录取率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
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录取一名考生就意味着国家要设以一个官位、准备一份俸禄！科举考试过程极其很难，清朝进士的平均中榜年龄在37岁左右。一些人把现在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制作比较，其实是不合适的。
我们2012全国高考录取率已高达75%！因为科举是在选拔官员，录取一人就可能要准备一个公务员岗位！而高考只是为高等院校选拔人才，和工作就业并不挂钩。所以，今天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54岁的范进中举后会发疯。“贵府老爷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相当于是当年“广东省高考第七名”，不疯才怪！我国有个成语叫连中三元（也称“三元及第”），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乡试的时候得了解元，会试的时候得了会元，殿试的时候又得了状元，三个考试都考第一。
这样的几率，简直比买彩票中奖还低！据史书记载，科举制实行的1300多年来，连中三元的仅有13人，正好平均每100年出一个！他们是：唐朝的崔元翰（781年，部分资料误作“准元翰”）、张又新（814年），宋朝的孙何（992年）、王曾（1002年）、宋庠（1024年）、杨置（1042年）、冯京（1049年）、王岩叟（1061年，部分资料误作“王若叟”），金朝的孟宋献（1163年），元朝的王崇哲（1348年），明朝的商辂（lu，1445年），李骐清朝的钱檠（qing，1781年）和陈继昌（1820年）。
这些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考试专家”，而宋朝出现的最多，13人中独占其六，将近一半！这是宋朝是“重文轻武”的结果，那个朝代对文化教育极度重视。
以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创造。从历史的眼光看来，科举制是一项天才般的制度。孙中山先生就对科举制推崇备至，他在《五权宪法》中说“科举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而西方人更将其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公平原则表示过惊叹和折服。
科举制度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西方近现代以来，产生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都受到了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影响。它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是其生命力所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憧憬建立一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家，他要是能来科举时代的中国看看，该多么羡慕呀？！
中国的科举还深深的影响了周边的越南、朝鲜和日本。日本是学习的好手，一贯的虚心上进、认真实干使得其充满活力，数次把握住了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国运。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二战后的改革与崛起，莫不如此。日本学习唐文化，近乎全盘唐化。
但是，其对于科举制和宦官制度却不曾效仿，这值得深思。其中，越南的科举制废除于1919年，是全世界科举制废除最晚的国家，比中国还晚14年呢。
总之，科举选官的范围比九品中正制要广泛得多，普通地主和农家子弟等均可参加。这就使传统的“世家大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用人权被中央政府牢牢控制。当时科举考试所得到的人才，基本上都是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政府网罗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
这就使官员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至于“八股取士”摧残读书人，那已经是1000多年后明清时期的事情了。
“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欲富贵必得考试，要做官必得听命于朝廷。于是多年以后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丧失，这也是科举最终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原因。
在选官制度上李世民坚持的有始有终，做得有声有色，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土地方面他也有一项重要的惠民措施——均田制。(未完待续)
选途径和“正途”。在科举考试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唐朝科举中榜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还要经过吏部主持的选拔，称“释褐试”。
再通过面试和政令问答等环节来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才授予官职。唐末五代的学者王定保在其笔记小说《唐摭（zhi）言》中记载道：“高官厚禄的人即使位极人臣，但只要不是进士出身，终究是个遗憾啊。”
到了宋以后，科举的其他科目基本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名目，进士科逐渐成为惟一的科目。看着读书人排着长队鱼贯而入参加科举考试，李世民心里很踏实。
一个考试制度把你一生都给栓得死死的，再也不会胡思乱想、瞎折腾了，这下天下不就太平了嘛？于是，李世民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口袋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前期，受重农抑商传统制约的商人及其子弟无权参加科举考试。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些人才逐渐被允许参加科举做官。
其二，总体看来，唐朝前期通过一技之长和显赫家世做官的占大多数，真正通过科举入仕的在官员总数中占得比重很有限。
几十年后，从唐中宗李显神龙年间开始（705－707年），为了勉励及第进士。皇帝会在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赐宴庆贺。
新科进士中榜后（考试及第），大家在这里乘兴作乐，享受着春日暖阳。更享受着人生的辉煌时刻。大家把杯子放到盘上，再把盘放到流动的水上。盘随水转、轻漂漫泛，转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
这一盛事被称作“曲江流饮”，后来成为著名的“长安八景”之一。然后，进士们会齐集大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中了武举的在小雁塔）把自己的名字和心情，郑重地题写在寺院墙壁上，这一文化活动被称为“雁塔题名”。
100多年后，27岁的白居易了一举中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一时传为佳话。在17位同科进士（同年）中自己最年轻，那是何等的荣耀啊！但是在苦苦等待了8年后，他才得到了实际职务的任命——周至县公安局局长（县尉）。
而孟郊在46岁时（797年）终于考中，想到自己寒酸的生活即将结束兴奋不已，当即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登科后》。相信能代表相当一部分成功的读书人的心境：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曲江流饮”和“雁塔题名”是唐朝读书人最梦寐以求的人生快事。他们将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或许要耗尽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即便到了900多年后的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陕西乡试（明清时期的省级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即是如此）题名碑文就有：“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虽说比起唐朝的进士已经低了两级，但是大家还是要把名字留在那面著名的墙上，风光风光、显摆显摆。那也是相当地自豪啊！
中国的科举制始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废除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历时1300多年。科举考试的录取率低得惊人。所以即使名落孙山的人很多放到现在也绝对可以堪称国学大师或学者。以进士科为例,唐朝年均录取数在30人左右。
李渊、李世民时期平均每年10人左右,李治时期达到20人以上,其中咸亨四年(673年)的录取名额达79人,这乃是整个唐朝最高的数字！宋朝这一数字每次达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但比起庞大的读书人队伍还是显得十分残酷。明清时期。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明中叶后，各省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乡试平均录取率基本不到10%，但这对于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来说希望未免太过于渺茫。低录取率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
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录取一名考生就意味着国家要设以一个官位、准备一份俸禄！科举考试过程极其很难，清朝进士的平均中榜年龄在37岁左右。一些人把现在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制作比较，其实是不合适的。
我们2012全国高考录取率已高达75%！因为科举是在选拔官员，录取一人就可能要准备一个公务员岗位！而高考只是为高等院校选拔人才，和工作就业并不挂钩。所以，今天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54岁的范进中举后会发疯。“贵府老爷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相当于是当年“广东省高考第七名”，不疯才怪！我国有个成语叫连中三元（也称“三元及第”），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乡试的时候得了解元，会试的时候得了会元，殿试的时候又得了状元，三个考试都考第一。
这样的几率，简直比买彩票中奖还低！据史书记载，科举制实行的1300多年来，连中三元的仅有13人，正好平均每100年出一个！他们是：唐朝的崔元翰（781年，部分资料误作“准元翰”）、张又新（814年），宋朝的孙何（992年）、王曾（1002年）、宋庠（1024年）、杨置（1042年）、冯京（1049年）、王岩叟（1061年，部分资料误作“王若叟”），金朝的孟宋献（1163年），元朝的王崇哲（1348年），明朝的商辂（lu，1445年），李骐清朝的钱檠（qing，1781年）和陈继昌（1820年）。
这些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考试专家”，而宋朝出现的最多，13人中独占其六，将近一半！这是宋朝是“重文轻武”的结果，那个朝代对文化教育极度重视。
以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创造。从历史的眼光看来，科举制是一项天才般的制度。孙中山先生就对科举制推崇备至，他在《五权宪法》中说“科举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而西方人更将其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公平原则表示过惊叹和折服。
科举制度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西方近现代以来，产生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都受到了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影响。它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是其生命力所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憧憬建立一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家，他要是能来科举时代的中国看看，该多么羡慕呀？！
中国的科举还深深的影响了周边的越南、朝鲜和日本。日本是学习的好手，一贯的虚心上进、认真实干使得其充满活力，数次把握住了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国运。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二战后的改革与崛起，莫不如此。日本学习唐文化，近乎全盘唐化。
但是，其对于科举制和宦官制度却不曾效仿，这值得深思。其中，越南的科举制废除于1919年，是全世界科举制废除最晚的国家，比中国还晚14年呢。
总之，科举选官的范围比九品中正制要广泛得多，普通地主和农家子弟等均可参加。这就使传统的“世家大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用人权被中央政府牢牢控制。当时科举考试所得到的人才，基本上都是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政府网罗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
这就使官员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至于“八股取士”摧残读书人，那已经是1000多年后明清时期的事情了。
“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欲富贵必得考试，要做官必得听命于朝廷。于是多年以后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丧失，这也是科举最终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原因。
在选官制度上李世民坚持的有始有终，做得有声有色，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土地方面他也有一项重要的惠民措施——均田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