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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刚消停一天，班里面的二货们便又开始作妖了。这不，于波还没回来，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孩子挺胖，写得一手好字。标准的圆脸和充满赘肉的胳膊便是他的典型特征。
直到孟老师走进教室，我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于波刚才在和张圣军打斗的时候，撞上了咱大厅里面还没拿走的铁板，现在去医院了。我’债’说一遍，快入秋了，你们别给我添堵，都消停着点儿！”
啧——又是这个捣蛋鬼惹的事儿！真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
“阿秋！”张圣军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你看，于波背地里骂你了不是？今天，赶紧写道歉信，明天班会课，来台上念。”孟老师推了一下眼镜框，快步走上了讲台，“现在上课。”
……
生物课后，饭箱和汤桶是几个男生合力从一楼抬上来的。那里面有好大一股油锭子味儿，似乎从来没有洗过。
伙食不怎么样，经常能见到长得像肉丸的馒头和吃起来像馒头的肉丸，青菜也有一股怪味儿，尝起来如松节油混上了漂白粉。汤就不是人能吃的东西，教室门口的那桶西红柿蛋花汤加了过多的番茄酱和淀粉，胶结在一起，成了毛血旺。
当然，肯定没有一个人想去大厅门口，找候在那里的食堂师傅要一碗浑浊得好似刷锅水，味道也是刷锅水味儿的紫菜汤。
等到下午的时候，于波总算是狼狈地回来了。他的头被贴上了纱布，就像个套着网套儿的大苹果。
班里面的同学都在看着他，却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那笑容，都在面皮儿里含着，新初露的牙龈肉般痛痒难耐。
记得在小学，这种情况是极不多见的。那时候我走到教室里面，都要迎接同学们极不友善的嘲笑。他们认为我就是个没有自理能力，被家里人惯坏了的少爷——其实也不能怨他们，谁让我身体不好，不能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呢？身体不好就算了，我的外祖母还非要因为此事找食堂打架，用威胁的方式强迫他们把菜里面的辣椒给挑干净。
正因如此，小学班主任便不喜欢我，经常给我穿小鞋。印象最深的一次，她的指使下，同学们在我进教室的时候便用齐声高喊“少爷”的方式来羞辱我。那天的事情，我不敢和家长说，只因为怕他们又去学校打架，恶化我在同学心里的印象。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沉默的习惯，正好像只要躲得足够远，停留在自己意淫中的那个完美无瑕的友好世界之中，就能够驱散由嘲笑和挖苦构成的阴霾一样。
现在想想，初中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似乎都拥有了一种神奇的感应，一股在暗中活跃的，于焦躁不安里渴望决定自我的冲动。谁都有一本书，一本关于身边人的地图册。哪里是不能触碰的禁区，哪里是可以逾越的沟坎，都被清晰地标在了同一个比例尺下的宏图中，成为思想中的共识。因此，大多数同学们还是尊重我的沉默的，我也希望沉默能够继续。可是有什么东西，强制性地扣开了沉默的大门，让我在被迫中开始了与外界的交流。
数学课时，是要走班的，我在第二层，所以不需要转移教室。那些在一层的学生是要出了第一教学楼，在左手边的第二教学楼的一楼上课的。那个教室，还有一个独特而响亮的名字——一层114。
也不知道何时我才能去到那个传说中的教室——亦或者永远不会。
现在教我数学的老师就是党老师。她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花”字，所以我们更愿意亲切地称她“花花”。花花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和我们一班的孟老师相比，她更严肃，做事情也更麻利。谁要是没写她的作业，一张通往办公室的“茶水券”肯定是少不了的。
二班的同学都怕她。因此二层的二班同学在来我们这里上数学课之前，他们已经“做了预警”：花花老师脾气不好，千万不要惹她。
其实说了也没有用，我们一班早就领教过这些了。只不过那两个把党老师惹火的“愣头青”现在正心安理得地坐在“一层114”里面，由一个姓杨的老师给他们讲课。
分层教学打碎了原有的壁垒，把不同班级环境背景的人放在了一起。
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男孩儿，就来自二班。
才刚消停一天，班里面的二货们便又开始作妖了。这不，于波还没回来，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孩子挺胖，写得一手好字。标准的圆脸和充满赘肉的胳膊便是他的典型特征。
直到孟老师走进教室，我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于波刚才在和张圣军打斗的时候，撞上了咱大厅里面还没拿走的铁板，现在去医院了。我’债’说一遍，快入秋了，你们别给我添堵，都消停着点儿！”
啧——又是这个捣蛋鬼惹的事儿！真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
“阿秋！”张圣军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你看，于波背地里骂你了不是？今天，赶紧写道歉信，明天班会课，来台上念。”孟老师推了一下眼镜框，快步走上了讲台，“现在上课。”
……
生物课后，饭箱和汤桶是几个男生合力从一楼抬上来的。那里面有好大一股油锭子味儿，似乎从来没有洗过。
伙食不怎么样，经常能见到长得像肉丸的馒头和吃起来像馒头的肉丸，青菜也有一股怪味儿，尝起来如松节油混上了漂白粉。汤就不是人能吃的东西，教室门口的那桶西红柿蛋花汤加了过多的番茄酱和淀粉，胶结在一起，成了毛血旺。
当然，肯定没有一个人想去大厅门口，找候在那里的食堂师傅要一碗浑浊得好似刷锅水，味道也是刷锅水味儿的紫菜汤。
等到下午的时候，于波总算是狼狈地回来了。他的头被贴上了纱布，就像个套着网套儿的大苹果。
班里面的同学都在看着他，却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那笑容，都在面皮儿里含着，新初露的牙龈肉般痛痒难耐。
记得在小学，这种情况是极不多见的。那时候我走到教室里面，都要迎接同学们极不友善的嘲笑。他们认为我就是个没有自理能力，被家里人惯坏了的少爷——其实也不能怨他们，谁让我身体不好，不能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呢？身体不好就算了，我的外祖母还非要因为此事找食堂打架，用威胁的方式强迫他们把菜里面的辣椒给挑干净。
正因如此，小学班主任便不喜欢我，经常给我穿小鞋。印象最深的一次，她的指使下，同学们在我进教室的时候便用齐声高喊“少爷”的方式来羞辱我。那天的事情，我不敢和家长说，只因为怕他们又去学校打架，恶化我在同学心里的印象。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沉默的习惯，正好像只要躲得足够远，停留在自己意淫中的那个完美无瑕的友好世界之中，就能够驱散由嘲笑和挖苦构成的阴霾一样。
现在想想，初中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似乎都拥有了一种神奇的感应，一股在暗中活跃的，于焦躁不安里渴望决定自我的冲动。谁都有一本书，一本关于身边人的地图册。哪里是不能触碰的禁区，哪里是可以逾越的沟坎，都被清晰地标在了同一个比例尺下的宏图中，成为思想中的共识。因此，大多数同学们还是尊重我的沉默的，我也希望沉默能够继续。可是有什么东西，强制性地扣开了沉默的大门，让我在被迫中开始了与外界的交流。
数学课时，是要走班的，我在第二层，所以不需要转移教室。那些在一层的学生是要出了第一教学楼，在左手边的第二教学楼的一楼上课的。那个教室，还有一个独特而响亮的名字——一层114。
也不知道何时我才能去到那个传说中的教室——亦或者永远不会。
现在教我数学的老师就是党老师。她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花”字，所以我们更愿意亲切地称她“花花”。花花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和我们一班的孟老师相比，她更严肃，做事情也更麻利。谁要是没写她的作业，一张通往办公室的“茶水券”肯定是少不了的。
二班的同学都怕她。因此二层的二班同学在来我们这里上数学课之前，他们已经“做了预警”：花花老师脾气不好，千万不要惹她。
其实说了也没有用，我们一班早就领教过这些了。只不过那两个把党老师惹火的“愣头青”现在正心安理得地坐在“一层114”里面，由一个姓杨的老师给他们讲课。
分层教学打碎了原有的壁垒，把不同班级环境背景的人放在了一起。
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男孩儿，就来自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