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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象两个山头似的出现在这以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人们在这期间能看到许多危崖陡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坚强组合，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忽现忽隐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云激荡中。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望见真理——人类灵魂的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相当短暂，已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线索。
让我们来试试。
王朝复辟是那种难于下定义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这里有疲乏、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那样的时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发生错觉。起初，国人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便是要过安静日子。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谢天谢地，全都见够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们宁肯为了普吕西亚斯1而舍弃恺撒，宁肯为伊弗佗王2而舍弃拿破仑。
<font style="font-size: 9pt">1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
2伊弗佗王（roidgyv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font>
“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疲敝的忠诚，衰退了的英雄主义，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找、索取、恳请、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到手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闲逸，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出了头，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定居于社会，并且已定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
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这个；
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这个。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瞅也不屑瞅一眼。
随着拿破仑垮台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不可救药，它认为一切都是由它给的，给过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毫无所享，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枝桠，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高兴时，便可随时收回。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恩赐的。
它满腔戾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们采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通俗而真实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看见了。
它自以为强大，因为帝国在它眼前象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那样搬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为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它想错了；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在人民中。构成这些深入土中生气勃勃的根须的，绝不是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伸到四处，王位底下却没有。
波旁家族，对法兰西来说，是它历史上一个显眼和流血的节疤，但已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成分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丢开，确也把它丢开过二十二年，照样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而他们竟没有见到这一点。他们这伙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见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念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绝大的谬见导使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可叹得很！它所谓的它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蹂躏，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已在国内扎稳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认为时机到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在法兰西面前站起来，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 -->>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象两个山头似的出现在这以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人们在这期间能看到许多危崖陡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坚强组合，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忽现忽隐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云激荡中。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望见真理——人类灵魂的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相当短暂，已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线索。
让我们来试试。
王朝复辟是那种难于下定义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这里有疲乏、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那样的时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发生错觉。起初，国人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便是要过安静日子。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谢天谢地，全都见够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们宁肯为了普吕西亚斯1而舍弃恺撒，宁肯为伊弗佗王2而舍弃拿破仑。
<font style="font-size: 9pt">1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
2伊弗佗王（roidgyv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font>
“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疲敝的忠诚，衰退了的英雄主义，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找、索取、恳请、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到手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闲逸，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出了头，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定居于社会，并且已定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
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这个；
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这个。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瞅也不屑瞅一眼。
随着拿破仑垮台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不可救药，它认为一切都是由它给的，给过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毫无所享，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枝桠，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高兴时，便可随时收回。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恩赐的。
它满腔戾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们采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通俗而真实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看见了。
它自以为强大，因为帝国在它眼前象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那样搬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为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它想错了；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在人民中。构成这些深入土中生气勃勃的根须的，绝不是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伸到四处，王位底下却没有。
波旁家族，对法兰西来说，是它历史上一个显眼和流血的节疤，但已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成分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丢开，确也把它丢开过二十二年，照样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而他们竟没有见到这一点。他们这伙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见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念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绝大的谬见导使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可叹得很！它所谓的它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蹂躏，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已在国内扎稳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认为时机到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在法兰西面前站起来，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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