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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好的机会，将过去零零星星的作品，结成两本书出版，是件十分快意的事。
岳建一老师教我要有所侧重，我便重新作了调整，把文论部分集中在一起，经由分析作家、作品及其内在精神、心性，外围环境、历史，探密“灰色地带”中的是与非，真与假，美或丑，取名《灰色地带》；其他文化随笔和有关哲学、思想、教育、历史等方面的内容，组织在另一部书里，取名《不死的光芒》。内中所收文章，主要是上学期间写的。那时候独居斗室，很少有什么活动，就特别随意地读着书，顺便留意一些较为重大的文化、社会话题，或主动，或应约，参加过其中的讨论，兴趣使然、命题作文皆有之，一篇篇攒下来，数量可观，发表后也产生过不大不小的反响，甚至遭到某些报纸、杂志上纲上线的批判。好在中国再不是“文革”年代了，否则的话，用不少过来人谆谆告诫的道理讲就是，你早已卷起包裹走人了。
我没有走人，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于数几位老师的关怀和爱护。我知道，他们不一定仅仅对我这样个学生怎么样，而是在保护自身的良知良能，保护我们好不容易才宽松、自由了一点的言论环境。
倘从那一方说，我心里就会升起一股股说不清的悲凉意味，毕竟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依然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怪圈里把持权力，借以压迫新鲜的观点、意见，不许任何意义上的探讨、批评，更不愿看到和他们不一致的思想出现。
这股势力有时候你可以忽略，有时候却不能轻视。
尤其当对方处于强势地位，自己却处于劣势、弱势，不能自保时。
最弱、最劣莫过于学生，一个不小心，前途、命运就会被无情的权力之手掐断，哪个环节脱开，一辈子的人生就会跟着全部倒掉。因此，我最痛恶的事情之一是“严打”或“开除”学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
记得金庸小时候“玩劣”“调皮”“讲义气”“争自由”，在中学和大学数次被退学，好未“开除”，加上当时管理松散，“各自为政”，他能找到其他机会，重新就读，又因没有户口等等上的人为限制，一切招聘以考试成绩定取舍，才得进入报业，终未埋没。但如果这样的事五六十年后再演，那他就彻底完蛋了。
可见，一个社会对于人的惩罚程度的轻与重，还应该和它可能给予人们机会的多和少相关。本身就很缺少机会的社会，其对人的处罚也不应是过于苛刻的。种种对于言论、身份、精神、择业自由的诸多限制，反向地要求我们应从轻处理各类事故。直到前者能充分得到保障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是良善健康的了，量“罪”、量“过”的从严，也才可能是说得通、行得通的。
早先我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后来看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多少方明白一点点。
《悲惨世界》里的一个毫无机会的下层贫民，只为偷一块面包，就被判刑，又因惦记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生计无着，越狱几次，不断加刑，19年后才被放出来，姐姐和她的孩子果都不知所终。在这里，一块面包断送了全家的“财路”，紧跟着几口人活活饿死，这样的“处罚”，相对来说是何其之严酷无情、蛮不讲理！
再假如这样的故事受到严格审查，不能出版发表，有了灾难而不让曝光，那这个社会就一定不会有救了！
总算我熬过了那些忐忑小心地做着学生的日子，暂时取得了部分的“自由”，拥有了一些机会。
但另一部分的自己，我明白，仍还在接受耐性、意志等全方面的磨练，无穷又无尽……
2003年9月11日中秋月圆夜，北京。
有一个好的机会，将过去零零星星的作品，结成两本书出版，是件十分快意的事。
岳建一老师教我要有所侧重，我便重新作了调整，把文论部分集中在一起，经由分析作家、作品及其内在精神、心性，外围环境、历史，探密“灰色地带”中的是与非，真与假，美或丑，取名《灰色地带》；其他文化随笔和有关哲学、思想、教育、历史等方面的内容，组织在另一部书里，取名《不死的光芒》。内中所收文章，主要是上学期间写的。那时候独居斗室，很少有什么活动，就特别随意地读着书，顺便留意一些较为重大的文化、社会话题，或主动，或应约，参加过其中的讨论，兴趣使然、命题作文皆有之，一篇篇攒下来，数量可观，发表后也产生过不大不小的反响，甚至遭到某些报纸、杂志上纲上线的批判。好在中国再不是“文革”年代了，否则的话，用不少过来人谆谆告诫的道理讲就是，你早已卷起包裹走人了。
我没有走人，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于数几位老师的关怀和爱护。我知道，他们不一定仅仅对我这样个学生怎么样，而是在保护自身的良知良能，保护我们好不容易才宽松、自由了一点的言论环境。
倘从那一方说，我心里就会升起一股股说不清的悲凉意味，毕竟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依然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怪圈里把持权力，借以压迫新鲜的观点、意见，不许任何意义上的探讨、批评，更不愿看到和他们不一致的思想出现。
这股势力有时候你可以忽略，有时候却不能轻视。
尤其当对方处于强势地位，自己却处于劣势、弱势，不能自保时。
最弱、最劣莫过于学生，一个不小心，前途、命运就会被无情的权力之手掐断，哪个环节脱开，一辈子的人生就会跟着全部倒掉。因此，我最痛恶的事情之一是“严打”或“开除”学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
记得金庸小时候“玩劣”“调皮”“讲义气”“争自由”，在中学和大学数次被退学，好未“开除”，加上当时管理松散，“各自为政”，他能找到其他机会，重新就读，又因没有户口等等上的人为限制，一切招聘以考试成绩定取舍，才得进入报业，终未埋没。但如果这样的事五六十年后再演，那他就彻底完蛋了。
可见，一个社会对于人的惩罚程度的轻与重，还应该和它可能给予人们机会的多和少相关。本身就很缺少机会的社会，其对人的处罚也不应是过于苛刻的。种种对于言论、身份、精神、择业自由的诸多限制，反向地要求我们应从轻处理各类事故。直到前者能充分得到保障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是良善健康的了，量“罪”、量“过”的从严，也才可能是说得通、行得通的。
早先我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后来看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多少方明白一点点。
《悲惨世界》里的一个毫无机会的下层贫民，只为偷一块面包，就被判刑，又因惦记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生计无着，越狱几次，不断加刑，19年后才被放出来，姐姐和她的孩子果都不知所终。在这里，一块面包断送了全家的“财路”，紧跟着几口人活活饿死，这样的“处罚”，相对来说是何其之严酷无情、蛮不讲理！
再假如这样的故事受到严格审查，不能出版发表，有了灾难而不让曝光，那这个社会就一定不会有救了！
总算我熬过了那些忐忑小心地做着学生的日子，暂时取得了部分的“自由”，拥有了一些机会。
但另一部分的自己，我明白，仍还在接受耐性、意志等全方面的磨练，无穷又无尽……
2003年9月11日中秋月圆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