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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民族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因素较多；但最直接的因素是政策环境因素和生存环境因素，经典型调查，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突出地表现在：
一、政策环境、生存环境因素。
（一）政策环境因素：
1．农业税政策。去年之前若干年农业特产税、教育附加税、土地承包费、各种提留等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增收。近两年来，国家加强了农村的税费改革，今年起全面免征农业税，并大力减免农民的各项税费。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舟曲三个农业县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对农民的优惠政策，但是部分县遭受雹灾和涝灾，使增收受到较大影响。
2．粮食直补政策。去年以来，国家积极推行粮食直补政策，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舟曲三个县财政兑付粮食直补资金约90万元，粮食直补政策不断得到落实，但这只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种办法，与发达国家及地区政策措施相比差距较大，从种粮收入的典型调查来看，种的粮越多农民的收入越低，实际上在市场价格的作用下种粮户的收入在逐年下降。
3．财政扶贫政策。甘南州政府从2001年开始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几个农业县扶贫开发投入每年每县从900多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近2000万元。扶贫资金主要投放到雨水截流、中低产田改造、引水工程、小流域治理、科技推广、移民项目、整村推进、农区畜牧业、农村能源建设等项目。扶贫开发注重发挥“造血功能”，从项目建设人手，积累经验、突出成效，取得了积极效果。但财政扶贫资金每年到位不足2000万元，对于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且有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来说，犹如杯水车薪，而一个中小城市二三十个职工的办公大楼投资立项少说也在上千万元，其差别可见，扶贫投资力度显然不足。据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指出：财政对农业投资从1978年的3.43%到2003年才达到7.12%，财政扶贫资金捉襟见肘。但欣喜的是扶贫工作在探索中发展，用扶贫资金贴息引导贷款及社会资金扶助农民搞畜牧业养殖基地、药材种植基地等项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经验已在全甘南藏族自治州推广。
4．货币信贷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对农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优惠。农村的金融机构萎缩，县一级只剩下农行和信用联社，乡一级只有信用社一家。农业银行授信额度低、资金上存多，加上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贷款手续繁杂，贷款门槛相当高，使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邮政储蓄资金全额上存，对发展资金需求相当旺盛的农业县来说，实属“抽血之举”。唯一依靠的农村信用社资金难以满足全县的信贷需求，尽管有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支持也很难满足基本的春耕及发展资金，加上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高达8.7%～9.2%之间，而乡镇一级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约10%左右，农民即使得到贷款也是无利可图。据调查，县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民间融资占到包括金融融资在内的23%，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提供农村金融服务迫在眉睫。
5．费税率政策。农民收入除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外，还从事小商品、农畜产品加工、个体运输、粮油蔬菜贩运等工商业经营创收。而办牌办照，税务工商登记、营业税、工商税、贷款利率、养路费、运管费、审验费、安管费、卫生费、电费等各种费用，一律按国家产业平均利润制定的同一标准执行，这种无差别的“一刀切”处境，对贫困地区产业利润来说根本达不到国家的平均利润，加上地方政府为扩大财源不断加大收费力度，使贫困地区的农民负担过重，加上煤、电、汽油价格的不断上涨，农民基本上挣不到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积累与发展。
（二）生存环境因素：
1．耕地面积下降。以甘南农业大县临潭为例，2000年耕地面积有18150公顷，到，2005年下降为17250公顷，4年下降4.9%，每年有3267亩土地因占用弃耕等而消失。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从2000年的2亩（13333.4平方米）到2005年的1.94亩(1293.4平方米)，下降3%。全州其他农业县基本相仿。
2．粮食产量下降。拿临潭为例，2000年产粮28757.7吨，到2004年下降到23142吨，下降19.5%，因种粮基本无利可图或种得多亏得多等原因，每年粮食产量减少1400吨。而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种养殖业的收入，加上外出打工者带来的工资收入用来支付家庭各项开支，从2000年开始农村人均生活费用支出增长很快，从人均651元增长到2004年的1145.48元，增长了75.8%，这些支出有近60%用于解决温饱吃饭问题，2000年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65.27%，到2004年减为59.31%，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其他层次的消费基本无力支出。
3．积累被新增人口所消耗。以临潭县为例，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率在千分之五以内时，农村年增人口约2000多人，这些人口的增长对消耗GDP及家庭财富积累、降低人均生活费用、增加农民家庭开支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农村子女生育对家庭的影... -->>
制约民族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因素较多；但最直接的因素是政策环境因素和生存环境因素，经典型调查，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突出地表现在：
一、政策环境、生存环境因素。
（一）政策环境因素：
1．农业税政策。去年之前若干年农业特产税、教育附加税、土地承包费、各种提留等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增收。近两年来，国家加强了农村的税费改革，今年起全面免征农业税，并大力减免农民的各项税费。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舟曲三个农业县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对农民的优惠政策，但是部分县遭受雹灾和涝灾，使增收受到较大影响。
2．粮食直补政策。去年以来，国家积极推行粮食直补政策，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舟曲三个县财政兑付粮食直补资金约90万元，粮食直补政策不断得到落实，但这只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种办法，与发达国家及地区政策措施相比差距较大，从种粮收入的典型调查来看，种的粮越多农民的收入越低，实际上在市场价格的作用下种粮户的收入在逐年下降。
3．财政扶贫政策。甘南州政府从2001年开始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几个农业县扶贫开发投入每年每县从900多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近2000万元。扶贫资金主要投放到雨水截流、中低产田改造、引水工程、小流域治理、科技推广、移民项目、整村推进、农区畜牧业、农村能源建设等项目。扶贫开发注重发挥“造血功能”，从项目建设人手，积累经验、突出成效，取得了积极效果。但财政扶贫资金每年到位不足2000万元，对于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且有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来说，犹如杯水车薪，而一个中小城市二三十个职工的办公大楼投资立项少说也在上千万元，其差别可见，扶贫投资力度显然不足。据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指出：财政对农业投资从1978年的3.43%到2003年才达到7.12%，财政扶贫资金捉襟见肘。但欣喜的是扶贫工作在探索中发展，用扶贫资金贴息引导贷款及社会资金扶助农民搞畜牧业养殖基地、药材种植基地等项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经验已在全甘南藏族自治州推广。
4．货币信贷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对农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优惠。农村的金融机构萎缩，县一级只剩下农行和信用联社，乡一级只有信用社一家。农业银行授信额度低、资金上存多，加上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贷款手续繁杂，贷款门槛相当高，使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邮政储蓄资金全额上存，对发展资金需求相当旺盛的农业县来说，实属“抽血之举”。唯一依靠的农村信用社资金难以满足全县的信贷需求，尽管有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支持也很难满足基本的春耕及发展资金，加上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高达8.7%～9.2%之间，而乡镇一级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约10%左右，农民即使得到贷款也是无利可图。据调查，县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民间融资占到包括金融融资在内的23%，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提供农村金融服务迫在眉睫。
5．费税率政策。农民收入除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外，还从事小商品、农畜产品加工、个体运输、粮油蔬菜贩运等工商业经营创收。而办牌办照，税务工商登记、营业税、工商税、贷款利率、养路费、运管费、审验费、安管费、卫生费、电费等各种费用，一律按国家产业平均利润制定的同一标准执行，这种无差别的“一刀切”处境，对贫困地区产业利润来说根本达不到国家的平均利润，加上地方政府为扩大财源不断加大收费力度，使贫困地区的农民负担过重，加上煤、电、汽油价格的不断上涨，农民基本上挣不到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积累与发展。
（二）生存环境因素：
1．耕地面积下降。以甘南农业大县临潭为例，2000年耕地面积有18150公顷，到，2005年下降为17250公顷，4年下降4.9%，每年有3267亩土地因占用弃耕等而消失。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从2000年的2亩（13333.4平方米）到2005年的1.94亩(1293.4平方米)，下降3%。全州其他农业县基本相仿。
2．粮食产量下降。拿临潭为例，2000年产粮28757.7吨，到2004年下降到23142吨，下降19.5%，因种粮基本无利可图或种得多亏得多等原因，每年粮食产量减少1400吨。而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种养殖业的收入，加上外出打工者带来的工资收入用来支付家庭各项开支，从2000年开始农村人均生活费用支出增长很快，从人均651元增长到2004年的1145.48元，增长了75.8%，这些支出有近60%用于解决温饱吃饭问题，2000年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65.27%，到2004年减为59.31%，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其他层次的消费基本无力支出。
3．积累被新增人口所消耗。以临潭县为例，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率在千分之五以内时，农村年增人口约2000多人，这些人口的增长对消耗GDP及家庭财富积累、降低人均生活费用、增加农民家庭开支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农村子女生育对家庭的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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