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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1970年8月3日，杨庄“五七红校”宣布成立，当时有四个初中班，两个初一，两个初二，学生一百多个，老师十几个，还有两个贫下中农代表，占有土地达六百多亩，当然都是周围村凑的没人种的盐碱破地。学校唯一的建筑物就是在一个废弃的土窑顶上搭的席棚，算是老师的宿办室，而且还是“你那棍子我拿绳”建起来的。老师对当时的情景描述的是：“你拿棍子我拿绳，土窑顶上搭席棚。大雨下了整十场，场场棚漏滴嗒汤”学生的课堂就是那六百亩“广阔天地”“伙房”就是在土窑坡上挖了一个锅头，按上一口大铁锅，给学生热一下自带的熟食“炊事员”就是各班轮流挑体质弱小的学生来做，而且还得自己拾柴生火。如此还引来许多其它中学的师生徒步几十里前来学习参观，我们当时还颇有自豪的感觉。那时，我们每天“上学”都是肩背粪筐、手提粪叉，在路上给学校拾着粪走。同学们全部到校后，先做一件带点文化气息的事，那就是集体列队做“四个首先”：一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是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三是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四是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再去拉犁、拉耙，开恳荒地。那时对好一点的地种上了麦子、棉花等，土质较差一点的盐碱地种上了抗碱作物，象胡萝卜、枸杞等。还开了一个“校办工厂”就是扫碱土淋硝。当然原料是就地取材了，而且是取之不尽的。产品销往河北故城的大营村，作为他们那里搞皮毛加工用的一种化学原料，每斤卖三分钱，也算学校的一项收入。农活少时，还要组织学生拔草，晒干后垛起来，等到冻天卖给生产队喂牲口。-
那年秋末，天气渐凉。万物开始凋零。为了让师生冬天有个遮风避寒的地方，学校在土窑东侧用小板打垛了几间土草房，也算师生有了工作和学习的场所。农活少了，学习成了主要内容，但每周还要有两天的劳动课，那就是挖沟修渠。当时正值三九寒天、地动三尺的严寒季节，师生们依然干得热火朝天，挥汗如雨。-
1971年春天，我们自己打坯，到二里地以外的唯一近邻---公社砖瓦场，用小推车推来砖瓦，在老农的指导下，又盖了十多间土坯瓦房，算是有了正规建筑。同时还买了两头耕牛，大大解放了劳动力，还买了一头毛驴和小拉车，算是有了运输工具，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还养了几头猪和一群鸡。那时学生不向学校交任何费用，有时学校还犒劳学生一顿免费午餐，也算作劳动报酬吧。下半年，邓小平同志恢复职务后，教育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抓学习的气氛逐渐浓厚。特别是1972年春我升入高中以后，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考试，虽然条件很差，宿舍教室合一，我们坐在被窝卷上，抱着书夹子当课桌，但同学们学习还是很认真的。后来又修了几排房才有了正式的教室，也配上了课桌，学习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可时隔不久“四人帮”一伙又搞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教育回潮”的运动，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彻底搅乱了。学习的紧张空气顿时烟消云散，把精力又转移到了办批判专拦，写批判文章，谈心得体会，接着又是批林批孔，批儒家思想等。总之，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被一个个政治运动所代替，使教育事业再一次受到重创。-
不管怎么说，还是没有了建校初期的＂以干为主＂，一些强体力劳动，象耕耙地被畜力代替，或是请附近的生产队帮忙。比如我们村，当时在全县农业生产搞的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有三台，其中一台七十五马力的链轨拖拉机，曾多次帮助学校耕过地。学生也只是利用劳动课搞田间管理，象浇水、追肥、松土、初草等。这时师生也增加了许多，达到了四个年级，七个班，其中高二两个班，高一一个班，初一、初二各两个班，总人数达三百之多。那时班级按部队称呼，班称“排”也就是说当是有七个“排”班长称“排长”各“排”轮流劳动。-
那时，初、高中学制都是两年，还是文革初期改的冬季招生，到了1973年冬，我们本该高中毕业啦，这时国家又恢复了夏季招生，这样又推迟了半年，可课程已经学完，只好临时增加了一些实用内容的课程。一是在公社卫生院请来大夫讲医学常识、针灸技术；二是请来县广播站的通讯报道员给我们讲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等。这样又对付了几个月，于1974年5月30日高中毕业回乡，从此也彻底离开了相伴三年多的那片盐碱地，投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回村后，同伴们曾一度戏称我们从盐碱地毕业的学生为：“顶白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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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3日，杨庄“五七红校”宣布成立，当时有四个初中班，两个初一，两个初二，学生一百多个，老师十几个，还有两个贫下中农代表，占有土地达六百多亩，当然都是周围村凑的没人种的盐碱破地。学校唯一的建筑物就是在一个废弃的土窑顶上搭的席棚，算是老师的宿办室，而且还是“你那棍子我拿绳”建起来的。老师对当时的情景描述的是：“你拿棍子我拿绳，土窑顶上搭席棚。大雨下了整十场，场场棚漏滴嗒汤”学生的课堂就是那六百亩“广阔天地”“伙房”就是在土窑坡上挖了一个锅头，按上一口大铁锅，给学生热一下自带的熟食“炊事员”就是各班轮流挑体质弱小的学生来做，而且还得自己拾柴生火。如此还引来许多其它中学的师生徒步几十里前来学习参观，我们当时还颇有自豪的感觉。那时，我们每天“上学”都是肩背粪筐、手提粪叉，在路上给学校拾着粪走。同学们全部到校后，先做一件带点文化气息的事，那就是集体列队做“四个首先”：一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是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三是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四是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再去拉犁、拉耙，开恳荒地。那时对好一点的地种上了麦子、棉花等，土质较差一点的盐碱地种上了抗碱作物，象胡萝卜、枸杞等。还开了一个“校办工厂”就是扫碱土淋硝。当然原料是就地取材了，而且是取之不尽的。产品销往河北故城的大营村，作为他们那里搞皮毛加工用的一种化学原料，每斤卖三分钱，也算学校的一项收入。农活少时，还要组织学生拔草，晒干后垛起来，等到冻天卖给生产队喂牲口。-
那年秋末，天气渐凉。万物开始凋零。为了让师生冬天有个遮风避寒的地方，学校在土窑东侧用小板打垛了几间土草房，也算师生有了工作和学习的场所。农活少了，学习成了主要内容，但每周还要有两天的劳动课，那就是挖沟修渠。当时正值三九寒天、地动三尺的严寒季节，师生们依然干得热火朝天，挥汗如雨。-
1971年春天，我们自己打坯，到二里地以外的唯一近邻---公社砖瓦场，用小推车推来砖瓦，在老农的指导下，又盖了十多间土坯瓦房，算是有了正规建筑。同时还买了两头耕牛，大大解放了劳动力，还买了一头毛驴和小拉车，算是有了运输工具，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还养了几头猪和一群鸡。那时学生不向学校交任何费用，有时学校还犒劳学生一顿免费午餐，也算作劳动报酬吧。下半年，邓小平同志恢复职务后，教育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抓学习的气氛逐渐浓厚。特别是1972年春我升入高中以后，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考试，虽然条件很差，宿舍教室合一，我们坐在被窝卷上，抱着书夹子当课桌，但同学们学习还是很认真的。后来又修了几排房才有了正式的教室，也配上了课桌，学习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可时隔不久“四人帮”一伙又搞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教育回潮”的运动，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彻底搅乱了。学习的紧张空气顿时烟消云散，把精力又转移到了办批判专拦，写批判文章，谈心得体会，接着又是批林批孔，批儒家思想等。总之，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被一个个政治运动所代替，使教育事业再一次受到重创。-
不管怎么说，还是没有了建校初期的＂以干为主＂，一些强体力劳动，象耕耙地被畜力代替，或是请附近的生产队帮忙。比如我们村，当时在全县农业生产搞的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有三台，其中一台七十五马力的链轨拖拉机，曾多次帮助学校耕过地。学生也只是利用劳动课搞田间管理，象浇水、追肥、松土、初草等。这时师生也增加了许多，达到了四个年级，七个班，其中高二两个班，高一一个班，初一、初二各两个班，总人数达三百之多。那时班级按部队称呼，班称“排”也就是说当是有七个“排”班长称“排长”各“排”轮流劳动。-
那时，初、高中学制都是两年，还是文革初期改的冬季招生，到了1973年冬，我们本该高中毕业啦，这时国家又恢复了夏季招生，这样又推迟了半年，可课程已经学完，只好临时增加了一些实用内容的课程。一是在公社卫生院请来大夫讲医学常识、针灸技术；二是请来县广播站的通讯报道员给我们讲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等。这样又对付了几个月，于1974年5月30日高中毕业回乡，从此也彻底离开了相伴三年多的那片盐碱地，投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回村后，同伴们曾一度戏称我们从盐碱地毕业的学生为：“顶白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