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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要不是大哥的这个天一，我相信我这一辈子估计都不会想到去拍电影，所以说，大哥才是我们邵家电影王国的开创者！”
邵逸夫深情地说道。
“1924年，‘天一影片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大哥将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叫到他的帐下工作，我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拍出了《女侠李飞飞》比《立地成佛》这两部电影，立时之间名声大噪，上海滩几乎无人不知‘天一’大名，当时我们邵氏兄弟春风得意，风光无比！经过一年的发展，更加繁荣昌盛！大哥更是娶了当时上海滩著名女演员陈玉梅为妻。
可就在我们得意的时候，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老牌‘明星公司’等五大电影眼红我们天一的发展快速，于是六大公司联手，对‘天一’进行‘围剿’，要将我们赶尽杀绝。
当时上海滩的‘明星公司’在上海是一枝独秀，无人匹敌。该公司老牌字号，财力雄厚。旗下人才济济，明星如云，拥有名扬四方的胡蝶、杨耐梅、阮玲玉等大红大紫的明星，谁敢望其项背，与之较量？
独揽影坛三分之二江山，领导中国电影潮流的‘明星公司’，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他们脸色一变，吼上一声，上海的电影界也要抖上三抖。
‘天一’出道之前，曾有数家不信邪不怕死的小电影公司，不自量力地斗胆上阵，要同‘明星公司’分庭抗礼。
结果，有的公司刚刚诞生数日，便早早夭折；有的公司虽然苦苦支撑，最终还是惨败收场。
慑于‘明星公司’的威势，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胆大妄为者敢于以卵击石。
‘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曾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广谁敢同明星公司作对，我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让他尝尝明星公司的厉害。’飞扬跋扈的‘明星公司’称霸上海影坛多年，要想撼动这棵大树，简直难于上青天。
而初降人间的‘天一’对影坛老大‘明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将其业务抢走了许多，‘明星公司’旗下的明星们要跳槽，导演们要出走，‘明星’失去往日的八面威风。
所以周剑云才会联合其他公司对付我们。周剑云以他为主，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及‘华剧’等五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公司’，组成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抵制、围剿‘天一公司’。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六合围剿’。当时‘六合围剿’，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我们兄弟只得放弃上海市场，另辟蹼径。我们商量之后，于是派三哥单枪匹马前往南洋，再图发展。大哥还说如果三哥在那边忙不过来，就让我过去帮忙。而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邵逸夫一生的命运。
被‘六合’逼得走投无路的‘天一’，只好改弦易辙，放弃上海的基业，远走南洋，卧薪尝胆，再图发展。
1926年3月坐船离开了上海，赶往南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洋，包括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因为封闭保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非常落后。寻常百姓生活枯燥单调，缺少娱乐和消遣。而迁移到那里的华裔在南洋人口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正是我们兄弟决计开拓南洋市场的重要理由。
三哥单枪匹马，带着‘天一’的影片和一笔资金，踏上了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三哥独闯南洋的第一站，那里是南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桥头堡。
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映点西方默片。三哥使出他的交际才能，广泛接触当地各戏院的老板，推销影片。然而，又碰上钉子。大戏院只放西片，小戏院又给‘六合’绑住，对‘天一’封锁。但‘六合’的影片其实并没有打进新加坡，只是枉有虚名。
人地生疏、初来乍到的三哥，认准了新加坡的市场潜力，一定大有可为。
出师不利，三哥亳不气馁。他避开对手的锋芒，调整方针，另辟蹊径，展开游击战术。他先在新加坡的周边城镇进行放映突破，再杀回市中心，抢夺市场。
这一着的效果明显，他的‘天一’影片，由于适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备受欢迎，立即打开了销路。
短短一个季度，其业务已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
没日没夜忙碌的三哥，以辛勤汗水，换来滚滚不断的财源。大把大把的孔方兄撑得他口袋鼓鼓囊囊。三哥的业务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任凭他能力再大也应付不过来。他这才想起了上海，想起了家人，想起了叫我这个老六来帮忙了。
三哥直奔电报局，一纸急电发往上海：请我这个六弟速来新加坡增援。
至此，我才真正走上电影舞台，急赴南洋，同三哥山客联袂行动，共同演绎‘邵氏电影王国’的传奇故事。
当时爷爷我十九岁，刚刚读完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到了南洋之后，我们兄弟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想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租不到戏院放映电影，便租空地搭帆布帐篷，自己上街贴海报，放映‘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
每天拂晓时分，东方刚刚泛出点鱼肚白，我们兄弟便已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我们二人各自分工。三哥专门负责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我则拿着笔在海报上写好当日放映的影片名称内容，然后拎着个浆糊桶，走街串巷地张贴。待我们两个有条不紊地忙完这些必备的工作，一轮旭日方冉冉升起。我们又开始早场的放映，接纳第一批观众。
晚上送走最后一名观众，已是子夜时分。我们俩又要拆卸帆布帐篷、收拾放映机，常常是干到雄鸡报晓，才能入睡……
日复一日，我们俩起早贪黑地拼命苦干。由于我们邵氏兄弟的片源不断，他们生意越做越活，渐渐可以由新加坡延伸到马来亚的各大埠了。
善于观察、处处留心的我发现：马来亚的许多小镇及偏僻的乡村当时根本没有电影院，观众无缘看到电影。我认真分析：假如能开拓这些地方的市场，把电影送到这里放映，一定会臝得观众。
我当即向三哥‘献计’广三哥，做生意犹如打仗一样，我们本少，经营生意就要灵活点。我发现大马的很多小镇看不到电影，我们可以打开那里的市场。没有戏院，我们可以搞个流动放映车，包括放映机、银幕、座椅全部装上。然后上山下乡，送片上门，可以争取大量的乡村观众。’三哥言听计从，当即采纳。
我们俩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流动放映车便宣告问世了。
我们邵家兄弟的流动放映车，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流动放映车吧。
三哥和我驾着流动放映车，开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的大镇小街、穷乡僻壤。我们俩巡回放映电影，为那里缺少娱乐的人们送片上门，使他们寂寞的生活得到一丝快乐和喜悦……
出乎我们兄弟的意料之外，这种吉普赛式的‘流动电影院’特别受欢迎。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云，十分壮观。
最令三哥和我难以忘怀的是，是那次在怡保一个橡胶村庄里的放映情景。
那天，由于汽车途中抛锚，加上天气突变，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耽误了到达放映点的时间。原定下午2点到达，结果迟至晚上7点。
谁知，纯朴善良的村民，早就冒雨等候多时。又是敲锣打鼓，又是燃放鞭炮，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像是迎接凯旋的英雄们-般。这个送上揩汗的毛巾，那个端上解渴的凉茶，还有的人忙不迭地帮着卸下机器设备……放映完毕，全村的男女老少依依不舍，把我们邵氏兄弟二人送了一程又一程。
这走村串巷的巡回放映，虽说搞活了经营，打开了市场，取得了效益，但其中的艰难困苦，重重险阻，却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马来亚属热带气候，长年炎热，酷暑难熬。光是苍蝇肆虐、蚊虫猖獗的程度，就让人吃不消。我们邵氏兄弟整日里处在被蚊虫叮咬的环境里工作。每放映完一场电影，他俩身上都要被咬得大疱小疱，红肿不消，奇痒无比，苦不堪言。实在被咬得无可奈何，我们俩干脆穿着长衣长裤，把身上里得严严实实，以抵抗蚊蝇的袭击。三伏酷暑，那滋味可想而知。每次收工，我们俩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浑身上下湿透，脱下的衣衫能拧出许许多多的汗水^某日，槟城的坎镇。我们兄弟正在这里放映电影。流火的7月，闷热异常。我因为连日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渐渐地支撑不住了，终于出现虚脱倒在了放映场上浩淼苍茫的林莽，参天挺拔的热带树林，遮天蔽日，太阳只能射进一缕光线。
三哥和我，穿行在这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马六甲森林中。我们此行目的是为居住在林区的森林工人们放电影。没有大路，汽车开不进来。我们邵氏兄弟便肩挑手扛着放映机沿着崎岖小路，缓步前行。小路被密密匝匝的植物阻塞得不见缝隙，而且全是带剌的灌木与杂草。稍不留神，三哥的手背已被划得鲜血直流。我只得拔出尖刀，砍开荆棘与灌木。如此砍上一段，行走一程，反反复复，艰难前进……
突然，走在后面的三哥，只觉得脑后有一股冷风刮来，他感觉不对劲，扭头躲闪，只见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眼看三个就要没命……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到‘砰、砰’几声枪响，庞然大物花斑豹应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
是当地的土著猎人及时赶到，连续射击，打死了花斑豹，救了三哥的性命。
原来，森林工人们见我们邵氏兄弟久久不到，很不放心，遂派出几位本地猎人前去迎接。恰巧，半路上即碰上了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立即出手相救，方解三哥于危难之中。倘若再来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邵逸夫此时说到这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惊魂甫定的三哥，立即投入紧张的放映工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我们邵氏兄弟愈益练就临危不惧的英雄胆识与强者勇气！
正当我们兄弟流浪经营之际，槟城首富王竟成热情相助，那个时候开始，我俩开始拥有自己的院线。经营‘新世界游乐场’掘得第一桶金，他们斥巨资展开收购戏院大战。
我们邵氏兄弟依靠着吉普赛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而这种原始积累却非常行之有效，不久，我们的‘流动放映车’已增加至六部了。这期间，三哥又改回了他原来的本名邵仁枚。至于为什么改回名字，三哥一直都没告诉我。”
邵逸夫淡淡地说道。
“拥有院线之后，我们的事业进一步发展。1931年，我独自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在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我的命大，老天爷还不想要我的命，落水后我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给路过的船只救起，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32年，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算是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经过我们几兄弟的不懈努力，到37年抗战前夕，整个家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影片公司在上海，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我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属于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不过好景不长啊，37年小日本的野蛮入侵打乱了整个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那时邵氏可以说是惨淡经营，艰难度日，后来更是难以为继，被迫关门大吉，阿阳，知道那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我才再次有了再闯一番事业的念头。我想尽一切的办法，决心大干一场，以此来重振我们邵氏家业。我是57年才来到香港的，那时候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经过两年多的准备，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终于在59年成立。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倾力打造位于香港清水湾，占地大约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没想到这一工程用了七年始才算完工，影城的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可以和美国的荷里活相比较，被当时的人称为‘东方的荷里活’。一直到80年我从电影转到电视上发展，才算是稳定了下来，这中间的过程我就不一一说了，不然说到天黑也说不完的。”
邵逸夫微笑道。
这么说，要不是大哥的这个天一，我相信我这一辈子估计都不会想到去拍电影，所以说，大哥才是我们邵家电影王国的开创者！”
邵逸夫深情地说道。
“1924年，‘天一影片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大哥将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叫到他的帐下工作，我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拍出了《女侠李飞飞》比《立地成佛》这两部电影，立时之间名声大噪，上海滩几乎无人不知‘天一’大名，当时我们邵氏兄弟春风得意，风光无比！经过一年的发展，更加繁荣昌盛！大哥更是娶了当时上海滩著名女演员陈玉梅为妻。
可就在我们得意的时候，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老牌‘明星公司’等五大电影眼红我们天一的发展快速，于是六大公司联手，对‘天一’进行‘围剿’，要将我们赶尽杀绝。
当时上海滩的‘明星公司’在上海是一枝独秀，无人匹敌。该公司老牌字号，财力雄厚。旗下人才济济，明星如云，拥有名扬四方的胡蝶、杨耐梅、阮玲玉等大红大紫的明星，谁敢望其项背，与之较量？
独揽影坛三分之二江山，领导中国电影潮流的‘明星公司’，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他们脸色一变，吼上一声，上海的电影界也要抖上三抖。
‘天一’出道之前，曾有数家不信邪不怕死的小电影公司，不自量力地斗胆上阵，要同‘明星公司’分庭抗礼。
结果，有的公司刚刚诞生数日，便早早夭折；有的公司虽然苦苦支撑，最终还是惨败收场。
慑于‘明星公司’的威势，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胆大妄为者敢于以卵击石。
‘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曾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广谁敢同明星公司作对，我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让他尝尝明星公司的厉害。’飞扬跋扈的‘明星公司’称霸上海影坛多年，要想撼动这棵大树，简直难于上青天。
而初降人间的‘天一’对影坛老大‘明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将其业务抢走了许多，‘明星公司’旗下的明星们要跳槽，导演们要出走，‘明星’失去往日的八面威风。
所以周剑云才会联合其他公司对付我们。周剑云以他为主，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及‘华剧’等五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公司’，组成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抵制、围剿‘天一公司’。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六合围剿’。当时‘六合围剿’，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我们兄弟只得放弃上海市场，另辟蹼径。我们商量之后，于是派三哥单枪匹马前往南洋，再图发展。大哥还说如果三哥在那边忙不过来，就让我过去帮忙。而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邵逸夫一生的命运。
被‘六合’逼得走投无路的‘天一’，只好改弦易辙，放弃上海的基业，远走南洋，卧薪尝胆，再图发展。
1926年3月坐船离开了上海，赶往南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洋，包括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因为封闭保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非常落后。寻常百姓生活枯燥单调，缺少娱乐和消遣。而迁移到那里的华裔在南洋人口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正是我们兄弟决计开拓南洋市场的重要理由。
三哥单枪匹马，带着‘天一’的影片和一笔资金，踏上了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三哥独闯南洋的第一站，那里是南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桥头堡。
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映点西方默片。三哥使出他的交际才能，广泛接触当地各戏院的老板，推销影片。然而，又碰上钉子。大戏院只放西片，小戏院又给‘六合’绑住，对‘天一’封锁。但‘六合’的影片其实并没有打进新加坡，只是枉有虚名。
人地生疏、初来乍到的三哥，认准了新加坡的市场潜力，一定大有可为。
出师不利，三哥亳不气馁。他避开对手的锋芒，调整方针，另辟蹊径，展开游击战术。他先在新加坡的周边城镇进行放映突破，再杀回市中心，抢夺市场。
这一着的效果明显，他的‘天一’影片，由于适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备受欢迎，立即打开了销路。
短短一个季度，其业务已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
没日没夜忙碌的三哥，以辛勤汗水，换来滚滚不断的财源。大把大把的孔方兄撑得他口袋鼓鼓囊囊。三哥的业务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任凭他能力再大也应付不过来。他这才想起了上海，想起了家人，想起了叫我这个老六来帮忙了。
三哥直奔电报局，一纸急电发往上海：请我这个六弟速来新加坡增援。
至此，我才真正走上电影舞台，急赴南洋，同三哥山客联袂行动，共同演绎‘邵氏电影王国’的传奇故事。
当时爷爷我十九岁，刚刚读完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到了南洋之后，我们兄弟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想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租不到戏院放映电影，便租空地搭帆布帐篷，自己上街贴海报，放映‘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
每天拂晓时分，东方刚刚泛出点鱼肚白，我们兄弟便已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我们二人各自分工。三哥专门负责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我则拿着笔在海报上写好当日放映的影片名称内容，然后拎着个浆糊桶，走街串巷地张贴。待我们两个有条不紊地忙完这些必备的工作，一轮旭日方冉冉升起。我们又开始早场的放映，接纳第一批观众。
晚上送走最后一名观众，已是子夜时分。我们俩又要拆卸帆布帐篷、收拾放映机，常常是干到雄鸡报晓，才能入睡……
日复一日，我们俩起早贪黑地拼命苦干。由于我们邵氏兄弟的片源不断，他们生意越做越活，渐渐可以由新加坡延伸到马来亚的各大埠了。
善于观察、处处留心的我发现：马来亚的许多小镇及偏僻的乡村当时根本没有电影院，观众无缘看到电影。我认真分析：假如能开拓这些地方的市场，把电影送到这里放映，一定会臝得观众。
我当即向三哥‘献计’广三哥，做生意犹如打仗一样，我们本少，经营生意就要灵活点。我发现大马的很多小镇看不到电影，我们可以打开那里的市场。没有戏院，我们可以搞个流动放映车，包括放映机、银幕、座椅全部装上。然后上山下乡，送片上门，可以争取大量的乡村观众。’三哥言听计从，当即采纳。
我们俩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流动放映车便宣告问世了。
我们邵家兄弟的流动放映车，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流动放映车吧。
三哥和我驾着流动放映车，开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的大镇小街、穷乡僻壤。我们俩巡回放映电影，为那里缺少娱乐的人们送片上门，使他们寂寞的生活得到一丝快乐和喜悦……
出乎我们兄弟的意料之外，这种吉普赛式的‘流动电影院’特别受欢迎。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云，十分壮观。
最令三哥和我难以忘怀的是，是那次在怡保一个橡胶村庄里的放映情景。
那天，由于汽车途中抛锚，加上天气突变，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耽误了到达放映点的时间。原定下午2点到达，结果迟至晚上7点。
谁知，纯朴善良的村民，早就冒雨等候多时。又是敲锣打鼓，又是燃放鞭炮，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像是迎接凯旋的英雄们-般。这个送上揩汗的毛巾，那个端上解渴的凉茶，还有的人忙不迭地帮着卸下机器设备……放映完毕，全村的男女老少依依不舍，把我们邵氏兄弟二人送了一程又一程。
这走村串巷的巡回放映，虽说搞活了经营，打开了市场，取得了效益，但其中的艰难困苦，重重险阻，却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马来亚属热带气候，长年炎热，酷暑难熬。光是苍蝇肆虐、蚊虫猖獗的程度，就让人吃不消。我们邵氏兄弟整日里处在被蚊虫叮咬的环境里工作。每放映完一场电影，他俩身上都要被咬得大疱小疱，红肿不消，奇痒无比，苦不堪言。实在被咬得无可奈何，我们俩干脆穿着长衣长裤，把身上里得严严实实，以抵抗蚊蝇的袭击。三伏酷暑，那滋味可想而知。每次收工，我们俩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浑身上下湿透，脱下的衣衫能拧出许许多多的汗水^某日，槟城的坎镇。我们兄弟正在这里放映电影。流火的7月，闷热异常。我因为连日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渐渐地支撑不住了，终于出现虚脱倒在了放映场上浩淼苍茫的林莽，参天挺拔的热带树林，遮天蔽日，太阳只能射进一缕光线。
三哥和我，穿行在这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马六甲森林中。我们此行目的是为居住在林区的森林工人们放电影。没有大路，汽车开不进来。我们邵氏兄弟便肩挑手扛着放映机沿着崎岖小路，缓步前行。小路被密密匝匝的植物阻塞得不见缝隙，而且全是带剌的灌木与杂草。稍不留神，三哥的手背已被划得鲜血直流。我只得拔出尖刀，砍开荆棘与灌木。如此砍上一段，行走一程，反反复复，艰难前进……
突然，走在后面的三哥，只觉得脑后有一股冷风刮来，他感觉不对劲，扭头躲闪，只见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眼看三个就要没命……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到‘砰、砰’几声枪响，庞然大物花斑豹应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
是当地的土著猎人及时赶到，连续射击，打死了花斑豹，救了三哥的性命。
原来，森林工人们见我们邵氏兄弟久久不到，很不放心，遂派出几位本地猎人前去迎接。恰巧，半路上即碰上了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立即出手相救，方解三哥于危难之中。倘若再来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邵逸夫此时说到这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惊魂甫定的三哥，立即投入紧张的放映工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我们邵氏兄弟愈益练就临危不惧的英雄胆识与强者勇气！
正当我们兄弟流浪经营之际，槟城首富王竟成热情相助，那个时候开始，我俩开始拥有自己的院线。经营‘新世界游乐场’掘得第一桶金，他们斥巨资展开收购戏院大战。
我们邵氏兄弟依靠着吉普赛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而这种原始积累却非常行之有效，不久，我们的‘流动放映车’已增加至六部了。这期间，三哥又改回了他原来的本名邵仁枚。至于为什么改回名字，三哥一直都没告诉我。”
邵逸夫淡淡地说道。
“拥有院线之后，我们的事业进一步发展。1931年，我独自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在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我的命大，老天爷还不想要我的命，落水后我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给路过的船只救起，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32年，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算是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经过我们几兄弟的不懈努力，到37年抗战前夕，整个家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影片公司在上海，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我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属于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不过好景不长啊，37年小日本的野蛮入侵打乱了整个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那时邵氏可以说是惨淡经营，艰难度日，后来更是难以为继，被迫关门大吉，阿阳，知道那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我才再次有了再闯一番事业的念头。我想尽一切的办法，决心大干一场，以此来重振我们邵氏家业。我是57年才来到香港的，那时候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经过两年多的准备，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终于在59年成立。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倾力打造位于香港清水湾，占地大约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没想到这一工程用了七年始才算完工，影城的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可以和美国的荷里活相比较，被当时的人称为‘东方的荷里活’。一直到80年我从电影转到电视上发展，才算是稳定了下来，这中间的过程我就不一一说了，不然说到天黑也说不完的。”
邵逸夫微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