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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走货的周期不同,这样的重复劳动周而复始。一边分拣新的包件,一边还要解决积压的问题,放屁的功夫也没有。有时真的掰不开镊子,科室的干部常过来帮忙。王栋石就是其中之一,这人是个像样的劳力,通业务,分包用不着别人指点。“他是公司的副经理,才四十岁!配书出身,能干,班子的培养对象。”刘森这样称赞。
说到那时的干部,几乎没有脱产一说,白天身在生产一线,下班动脑子探讨业务。就拿我们的三位科长王兵山,司祥,马付义来说,这个素有“兵马司”之称的领导班子,在我的眼里好像他们的职务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似得,不是帮着大伙儿一起贴签,就是分包,要么就是码货、装车,到铁路去送货,满身臭汗,见天如此!可偶然听到他们谈起工作,科里那个环节有问题,那位职工生活有困难,甚至包括全国书店的管理,他们又似乎无所不晓。
当时八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我们;再就是是包装科的包装组,承担收书、配书、写贴、调台和打包的工作。渐渐地,我和包装的师傅们也熟悉起来。组长是权德成,党员,大高的个,四十来岁,也许是性格执着吧,大伙都骂他“老杠”重点为打包工供货;上调台是“怪才”李志英,一个出身沾点毛病的人;收书是不言不语的老朱,写贴是张广桥、张淑清和她俩的徒弟赵品均;要说还是配书的人多,有闫桂玲、王玉霞、韩文桂、王蕊、蔡蕊、任丽英、李淑华、王慧兰、张凤萍、张玉萍、刘峰,还有配年画的尚德贵和专管盲文的邢麻子。
接触最多的要算打包那帮人了。打包机横在库房中央,有五台,俩人一台,一包一捆;由西向东数,有张德祥、胡光,马永春、毛喜文,张洪义、张旭光,栾月、高连颖、邓建军,好像还有一个长满青春痘的青年,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张洪义和蔡蕊当时正在热恋。论质量,当属张德祥和胡光,不仅包捆数量多,包件、平整、牢固、漂亮,标准的“井”字型。也有活操蛋的人,这里就不说了,没劲。让人开心的,莫非马永春师傅,这个外号“马大姐”的男人,一脸麻子,嘴巴整天响个不停,像失控的电台,尽是小道消息。好多公司的“绯闻”我都是在他哪儿听到的。不过,马师傅唠叨归唠叨,手上的活计从不耽搁。
打包机是个挺新鲜的玩意,电源一合,凹槽里就蹦出塑料带来,把包件牢牢捆住,据说这机械竟是公司技术科发明的!我尝试过使用,始终不得要领。一个偶然机会,我却意外学会了手工包装:记得包捆使用打包机后,原来手工包装的绳子积压在库里,为减少浪费,公司号召各库消化。八库那台扔在角落的脚踏包装机重新启用,毛喜文操作。一天的晌午,我学着老毛的样子比划,包件出来松松垮垮,没样。这时,程刚风突然站在我身后,高大的身影。我心里一惊:他可是公司的一把手呀!“来,我教你。咱不用这机械。”老人一团和气。说着,扥出绳子,预留出绳头,只在书台上把包件转了几圈,一个完整的包件就捆好了。“你来试试。”他说。我照着他的样子。“不对,这样转。”他一旁指点:“这就对啦,很好。小伙子,慢慢来,这方法学好了,比这脚踏的机械要块。书店在延安时候就这样干。”老人说完,向着四库的方向走去。
另外,和分包接触较多的还有装卸。可别小看这帮干“粗活”的爷们儿,实在令人敬佩!带头的有王正荣、贾国恩、白宝奇、武请修这样的老师傅;还有少壮派,像孙立俭、邸强、刘书欣、方浩这样的骨干;二三十号人马,外加七八辆“大解放”仨人一车,每天火车站送货,三趟活玩儿是的;赶上发教材,酷暑难当,发货增加到五车,没人怵过。清早五六点钟就有人开始码货、装车,没等上班的铃响,他们已经行驶在路上。手快的,下午三点完活,跟着又要组织第二天的货物,干劲冲天!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尽快请走库内的包件,分包才有场地,多好!
后来,我转为正式工,单位培养我上大学,当干部,对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公司作为专业的图书发行机构,承担着京版图书的验货、仓储、配发、包装、和运输;经过我们的劳动把图书发往全国的书店,再由他们送到读者的手中;在货运紧张的时候,公司克服艰难险阻,新建了厂房,创造了“图书二级分发”和“铁路集转”业务;年发货量高达二十亿码洋,成为国家百强企业的一份子。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业!是的,现代的青年也许并不通晓这些,英雄不言往日的辉煌,但是历史不会忘记。
转眼三十年过去,逝者如斯,英雄西下。上面讲述过的这些人,许多早已因病离我们而去,包括我尊敬的领导和友仁师傅;活着的同事大多也在暮年,不知安好?
昨天终于遇见刘森,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心脏不好,来单位报销药费。“刘师傅,您多注意,身体可是我们唯一的财富。”我这样叮嘱。谈起往事,再次引起我心中的记忆,写出来,权作对故人的缅怀,对生者的祝福,我爱你们!
各省走货的周期不同,这样的重复劳动周而复始。一边分拣新的包件,一边还要解决积压的问题,放屁的功夫也没有。有时真的掰不开镊子,科室的干部常过来帮忙。王栋石就是其中之一,这人是个像样的劳力,通业务,分包用不着别人指点。“他是公司的副经理,才四十岁!配书出身,能干,班子的培养对象。”刘森这样称赞。
说到那时的干部,几乎没有脱产一说,白天身在生产一线,下班动脑子探讨业务。就拿我们的三位科长王兵山,司祥,马付义来说,这个素有“兵马司”之称的领导班子,在我的眼里好像他们的职务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似得,不是帮着大伙儿一起贴签,就是分包,要么就是码货、装车,到铁路去送货,满身臭汗,见天如此!可偶然听到他们谈起工作,科里那个环节有问题,那位职工生活有困难,甚至包括全国书店的管理,他们又似乎无所不晓。
当时八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我们;再就是是包装科的包装组,承担收书、配书、写贴、调台和打包的工作。渐渐地,我和包装的师傅们也熟悉起来。组长是权德成,党员,大高的个,四十来岁,也许是性格执着吧,大伙都骂他“老杠”重点为打包工供货;上调台是“怪才”李志英,一个出身沾点毛病的人;收书是不言不语的老朱,写贴是张广桥、张淑清和她俩的徒弟赵品均;要说还是配书的人多,有闫桂玲、王玉霞、韩文桂、王蕊、蔡蕊、任丽英、李淑华、王慧兰、张凤萍、张玉萍、刘峰,还有配年画的尚德贵和专管盲文的邢麻子。
接触最多的要算打包那帮人了。打包机横在库房中央,有五台,俩人一台,一包一捆;由西向东数,有张德祥、胡光,马永春、毛喜文,张洪义、张旭光,栾月、高连颖、邓建军,好像还有一个长满青春痘的青年,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张洪义和蔡蕊当时正在热恋。论质量,当属张德祥和胡光,不仅包捆数量多,包件、平整、牢固、漂亮,标准的“井”字型。也有活操蛋的人,这里就不说了,没劲。让人开心的,莫非马永春师傅,这个外号“马大姐”的男人,一脸麻子,嘴巴整天响个不停,像失控的电台,尽是小道消息。好多公司的“绯闻”我都是在他哪儿听到的。不过,马师傅唠叨归唠叨,手上的活计从不耽搁。
打包机是个挺新鲜的玩意,电源一合,凹槽里就蹦出塑料带来,把包件牢牢捆住,据说这机械竟是公司技术科发明的!我尝试过使用,始终不得要领。一个偶然机会,我却意外学会了手工包装:记得包捆使用打包机后,原来手工包装的绳子积压在库里,为减少浪费,公司号召各库消化。八库那台扔在角落的脚踏包装机重新启用,毛喜文操作。一天的晌午,我学着老毛的样子比划,包件出来松松垮垮,没样。这时,程刚风突然站在我身后,高大的身影。我心里一惊:他可是公司的一把手呀!“来,我教你。咱不用这机械。”老人一团和气。说着,扥出绳子,预留出绳头,只在书台上把包件转了几圈,一个完整的包件就捆好了。“你来试试。”他说。我照着他的样子。“不对,这样转。”他一旁指点:“这就对啦,很好。小伙子,慢慢来,这方法学好了,比这脚踏的机械要块。书店在延安时候就这样干。”老人说完,向着四库的方向走去。
另外,和分包接触较多的还有装卸。可别小看这帮干“粗活”的爷们儿,实在令人敬佩!带头的有王正荣、贾国恩、白宝奇、武请修这样的老师傅;还有少壮派,像孙立俭、邸强、刘书欣、方浩这样的骨干;二三十号人马,外加七八辆“大解放”仨人一车,每天火车站送货,三趟活玩儿是的;赶上发教材,酷暑难当,发货增加到五车,没人怵过。清早五六点钟就有人开始码货、装车,没等上班的铃响,他们已经行驶在路上。手快的,下午三点完活,跟着又要组织第二天的货物,干劲冲天!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尽快请走库内的包件,分包才有场地,多好!
后来,我转为正式工,单位培养我上大学,当干部,对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公司作为专业的图书发行机构,承担着京版图书的验货、仓储、配发、包装、和运输;经过我们的劳动把图书发往全国的书店,再由他们送到读者的手中;在货运紧张的时候,公司克服艰难险阻,新建了厂房,创造了“图书二级分发”和“铁路集转”业务;年发货量高达二十亿码洋,成为国家百强企业的一份子。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业!是的,现代的青年也许并不通晓这些,英雄不言往日的辉煌,但是历史不会忘记。
转眼三十年过去,逝者如斯,英雄西下。上面讲述过的这些人,许多早已因病离我们而去,包括我尊敬的领导和友仁师傅;活着的同事大多也在暮年,不知安好?
昨天终于遇见刘森,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心脏不好,来单位报销药费。“刘师傅,您多注意,身体可是我们唯一的财富。”我这样叮嘱。谈起往事,再次引起我心中的记忆,写出来,权作对故人的缅怀,对生者的祝福,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