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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过不了几年，我们厂里生产的玻璃一定会和砖头一样的。”
“那才是新产品哩！”
“现在那官都是花钱买来的，有水平有能力的能有几个？”
“……”
杨锐什么也没说。他想，咱是搞生产的，不管你来个秃子瞎子，拐子瘸子，都与咱关系不大。搞好生产是咱的本分。
高登刚来的那些日子，由于在吕丽萍面前表现自我才华的需要，背下了那些句子，一时间竟让职工们刮目相看，杨锐也觉得这人确实还有两下子，便在心里暗暗的对他有了几份儿敬意，打算好好的配合他的工作。
高登和吕丽萍的关系浮出水面后，全厂为之震惊，杨锐也觉得厂长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应该保持晚节，珍惜名誉，便找着和他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对杨锐非常不利。高登想，你个生产科长，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话？这不明明是撵在我的门上给我难堪吗？后来，姚春毕业来厂当了厂长秘书，高登暗箱操作要提拔吕丽萍当财务科副科长，厂里又掀起一股臭骂高登的风潮，杨锐又出面给高厂长提醒儿，又被人家碰了一鼻子的灰：“我说杨锐，你是厂里的生产科长还是组织部长？这些事情都是你能管得着的！”
高登从此在心里深深的厌恶起杨锐了。
随着杨锐的研究成果日丰，给厂里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多，他个人的声誉也在日益飙升。省内外的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前往光明玻璃厂参观学习，杨锐三六九的出外甚至上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市委有了惶恐感：万一这样一个人才被外面挖去怎么办？他们打算给杨锐个稍微大一点的官儿好把他拉拢住。组织部先找高厂长谈话了解情况，高登说：“这人是有点文化，技术上是有那么一套，搞个研究什么的还算可以。可是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只知道钻在书本子里钻牛角尖，根本不懂得管理，没有帅才，无法胜任领导职务。而且他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尽想着和上级闹矛盾……”领导们一听这杨锐目无上级，喜欢和上级闹矛盾，便担心把他提上来不听他们的话，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把玻璃厂搞成了台湾，也就没再提这事。
直到有一天，省工业厅厅长陪同省委书记来市上视察工作，在视察完光明玻璃厂后的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和厅长先后都谈到人才培养的问题，都举了杨锐的例子，都提出要大胆的提拔和任用这样的科技先锋，技术骨干，生产尖兵。市委慌了，便急忙派组织部去玻璃厂组织有关杨锐的材料，勉强的给了他个副厂长的官儿。
杨锐当了副厂长，工人们一片欢腾，闹着要祝贺祝贺，他嘿嘿一笑：“贺个啥！尿罐一个。嘿嘿……”
他当了副厂长，仍然分管生产和科研。他一心一意抓生产和科研的信心和干劲没有变，他的性格也没有变，常常为着生产上的事情与高登闹得面红耳赤。
他当了副厂长，成了厂里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便有了比从前更多的说话的条件和机会。厂里的事他管得多了，说话，尤其是在厂长高登面前说话比以前更理直气壮了，更硬朗了。
厂里的财务由高登一人分管，财务科的几个人先后都换成了高登的心腹。厂里自他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公开过帐务，每年市审计局来人审计，都被高登拉到酒楼去灌得个稀里糊涂就回去了。
许多工人聚在一起便窃窃私议，怀疑厂长和财务科的几个人串通一气贪污了不少，有那么几项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某年月日，发往广州的十一火车皮玻璃，结账时只剩了十皮；比如说某年月日一位外面来的老板在厂里来订货，一方玻璃说的是六千块钱，结果最后厂里只收到五千块；比如说厂里那年扩建厂房，包工头一次就送给厂长二十万……
杨锐听到这话，心里便犯嘀咕：这家伙咋就这么胆大？咋就不怕坐监杀头？可是他总是怀疑，怀疑职工们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他曾经找财务科的科长谈话，想打听一些就里的情况，可是那科长却一口咬定没有问题，并委婉的提示他：这不是你管的事，你就别乱插手！后来科长将这事报告了厂长，高厂长在一次厂长办公会上还敲山震虎：“咱们有的副手，手伸得很长，连自己所分管的工作都管不好，经常出问题，还老想着干我厂长的事。”杨锐听着心里不舒服，一股恶气憋得慌，便也敲山震虎：“近些日子，工人们反响很大，说咱们领导层有严重的腐败现象，有些还举出实例，让人听了惊心动魄！无风不起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要引起咱们做领导的高度重视……”杨锐的话音还没落，高登便拍案而起，直指着杨锐的鼻子骂了他个狗血淋头。杨锐哪能服他？两人便对骂起来，直到把会议骂散。
面子已经撕破，杨锐就无所顾忌，凡他在群众中听到的意见，凡自己对厂里工作的看法，他逢会便讲，遇到厂长就说。他想，大不了这个副厂长不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玻璃厂倒塌，总不能让大伙儿指着自己的脊背骂娘，总不能与高登这个贪官加色狼加恶棍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于是他和高登三六九的吵架。
他这一吵，给许多干部和群众壮了胆。接下来，一些科长、许多工人便纷纷找厂长说事，说不到一起便吵闹。那些天，玻璃厂最热闹的事便是围观厂长与人吵架。光围观还不过瘾，还要跟着起哄，鼓掌打口哨嗷嗷叫。
高厂长高登招架不住了，便去告官。他有的是靠山。他找到经贸委主任刘琳，淌着眼泪向他汇报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刘琳听得怒发冲冠，一拍桌子：“现在回去就通知会议，明天早晨八点召开你们厂科级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我就不信这个杨锐长了红头发！”
第二天早晨八点，玻璃厂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刘琳参加。会场一片寂然，听得清每个人的呼吸。会议由厂长高登主持。他憋得满脸通红。刘琳紧贴他坐着，脸空前的黑，跟锅底一样。
高登一张嘴就骂人，主要是骂杨锐。他说玻璃厂最近掀起了一场妖风，就是围攻厂长。这场妖风的风源就是杨锐。杨锐不仅策划而且是这场妖风的急先锋。玻璃厂要进行整顿，首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领导班子要从杨锐头上开刀。要清理领导班子队伍，要把个把坏人从领导层赶下来，使玻璃厂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正确势力的手中。领导班子整顿好以后，要在全场进行一次大的整风活动，将那些歪风邪气彻底的杀下去，将那些煽动闹事的坏人彻底的搞垮搞臭！他歇斯底里地一直说了一个多钟头，说得涎水在桌面上流了一大滩。
高登说完，刘林接着说。他除了重复高登的话以外，还狠狠地敲了杨锐几棒子。
刘琳的话音一落，杨锐接上了。他怕刘琳和高登制止他发言，一张口便说：“如果这是在开会，如果我的公民权还没有被剥夺，我也说几句。”他历数了高登在玻璃厂这几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转述了工人们对他的各种意见，捎带着向刘琳说明了他几次和高登吵架的原因，以及厂里其他干部和职工与高登闹事的缘起，一直说得高登将头塞到桌下去，刘琳的头上汗水淋漓。
杨锐最后说：“玻璃厂急需进行一次整风，尤其是干部队伍的整风活动。我完全同意高厂长的提议和设想，整风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适当吸收工人代表参加。主要解决领导层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对象嘛，我想先不要急着确定我杨锐，我的意思是，哪里有问题就先查那里，谁有问题就先解决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杨锐的话一说完，会场上竟然响起了掌声。大家一边鼓掌一边喊：“整风！整风！”
会场的气氛一直剑拔弩张，人们没注意，会议室的窗户上竟然挤满着工人，他们也在齐声喊：“整风！整风！”
会被吼散了，刘琳灰溜溜地溜出会场钻进轿车屁股上冒一股青烟溜了。
大家翘首拭目以待的玻璃厂整风终于没有了声息，却等来了另外的一场整风——全市机关作风大整顿。这次整顿是由市委市政府联合发起的，意在通过整风，纯洁队伍，团结一心，形成合力，鼓足干劲，建设纯洁健康积极上进团结进取优质高效的能够真正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集体。整风活动进行了层层动员，市上发了许多红头文件和学习资料，市上几位主要领导都讲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话。玻璃厂的广大群众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大家根据市上的安排参加各种会议，利用工余和休息时间学习材料，抄笔记，写心得体会。好不容易等到了民主生活会，他们将憋了一肚子的冤屈全都吐了出来，把对高登厂长的所有意见全都提了出来，把高登的种种劣行全都摆在了桌面上来。在组织部门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时，大家给高登提了一河滩的意见，强烈要求撤换厂长，由工人们民主选举新厂长。大家怕他们说的话被前来的官员们贪污，还写了联名信交上去。在整风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要求职工们推举厂领导，没有一个工人给高登投过一张票，并在选票上写上：“高登下课！”“高登不倒，我不上班！”等话。大家对最后的结果充满信心，都在私下里议论：“高登这下准完！”
组织部汇总了大家的意见和选票，将高登叫了去，将汇总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馈给他，让他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写个辞职报告辞了厂长，组织上另给他考虑个位子，他说：“都是杨锐捣的鬼做的怪。杨锐想夺权！”
高登恨死了杨锐。他要拼死守住这个位子给杨锐他们看看。
这次的事情闹大了，经贸委主任刘琳明显的靠不住了，市上的其他几位领导他不敢去找，怕去了挨训。他突然就想起了同乡的今年刚从新疆调回省委当副书记的王凯山。便急急赶回家，向老婆苏菁菁如此这般的述说了一通，苏菁菁大惊失色，赶紧打开保险柜取出二十万元给他。他连夜坐火车赶到省城，打听到书记大人的高宅，趁书记大人开门上班的当儿将他挡回家去，如此这般一述说，双手献上二十万，成了！王书记当即拿起电话，打通市委书记的手机，强调说，你们市光明玻璃厂厂长高登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些麻烦？这都是坏人在作祟！你们要认真严肃的处理好这件事，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得了逞。最后的处理意见要给我汇报！
高登高兴得当场笑了起来，直笑得涎水流到衣襟上。他暗想：我看你群众的力量大还是我的钱大？
市委书记接到王书记的电话，心里直打鼓。按理说，高登在玻璃厂，民怨这么大，就不该让他再干下去了。可是免了他的职，又怎么向王书记汇报？想来想去，他的心里亮堂了：何不借此巴结一下领导呢？于是让通讯员将管组织的副书记李大海叫来，将省委王书记的电话内容向他作了传达，然后说：“我想，干脆就将高登安排到政协给个副主席算了。这样，既解决了玻璃厂的问题，又很好的落实了领导的指示。”
“只怕玻璃厂的群众有意见。”李副书记沉思了片刻说。
“玻璃厂的群众只是为了送瘟神，只要送出去就万事大吉了，哪会管送出去之后他是上天还是入地？”
“那就这样办吧。”
可是这事情出了麻烦。等市委将意见送到市人大，市人大翻开高登的档案一查，发现高登的年龄比提拔副地级干部的最高限制年龄竟然高出了一个月。
这事就这样泡汤了。高登仍然留在了光明玻璃厂当厂长。
这一下的高登可非同过去的高登，他有了坚硬的靠山！
他要将与杨锐的斗争进行到底！他四处张扬，张口闭口就是省委王副书记怎么怎么说，遇上开会就翻箱倒柜地找来省委王副书记的有关无关的讲话材料学习。一提起王副书记他就眉开眼笑，嘴角的涎水直流。
这时的杨锐仍然是过去的杨锐。他的性格不会变。他从工友们的口中知道了省委王副书记是高登的同乡，从高登后来的表现中也清楚了他已经找到了王凯山做了自己的靠山，可是他不怕。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没有违法乱纪，他又不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副厂长，能当便当着，不能当便拉倒，他毫不疼惜。他之所以与高登搞得这样，一方面是出于正义，出于对厂子和工人的利益的考虑，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也是出于好心，出于对高登的关心和爱护。
所以，尽管高登后来在他面前显得趾高气扬甚至有点不可一世，他一点也不怯阵。他该说的仍然要说，该管的照管不误。实在需要和高登撕开面皮吵一场时他也照吵不误。
一次，他去省上参加一个研讨会，回来后工人们对他说，他走后，高登给他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全厂职工批判大会，会上不准秘书文书作记录，不准参会者做笔记，并要求会后不准任何人向他传达。高登无中生有的历数了他的八大罪状，说得义愤填膺，口吐白沫，涎水四溅。正说得激动时，纪检书记半路杀出，当会将他批驳得个体无完肤。他恼羞成怒，便和纪检书记大骂起来。这一骂，才将会给骂散了。
杨锐得知这一情况后，转身去找高登，指着他的鼻子将他痛斥一顿，弄得他哑口无言，到处胡溜，恨不能有个鼠洞钻进去。
上次为了提拔李大河的事，他们又吵了一通。吵过之后，高登两个多月不理杨锐，不进他的办公室，院子里见了面也不搭话，厂长办公会不通知杨锐参加，也不给杨锐安排任何工作。他心里暗暗盘算着：杨锐，你小子等着吧，有朝一日，我老高总让你认得我！
杨锐只是默默地干着他应该干的所有事。
了。”
“过不了几年，我们厂里生产的玻璃一定会和砖头一样的。”
“那才是新产品哩！”
“现在那官都是花钱买来的，有水平有能力的能有几个？”
“……”
杨锐什么也没说。他想，咱是搞生产的，不管你来个秃子瞎子，拐子瘸子，都与咱关系不大。搞好生产是咱的本分。
高登刚来的那些日子，由于在吕丽萍面前表现自我才华的需要，背下了那些句子，一时间竟让职工们刮目相看，杨锐也觉得这人确实还有两下子，便在心里暗暗的对他有了几份儿敬意，打算好好的配合他的工作。
高登和吕丽萍的关系浮出水面后，全厂为之震惊，杨锐也觉得厂长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应该保持晚节，珍惜名誉，便找着和他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对杨锐非常不利。高登想，你个生产科长，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话？这不明明是撵在我的门上给我难堪吗？后来，姚春毕业来厂当了厂长秘书，高登暗箱操作要提拔吕丽萍当财务科副科长，厂里又掀起一股臭骂高登的风潮，杨锐又出面给高厂长提醒儿，又被人家碰了一鼻子的灰：“我说杨锐，你是厂里的生产科长还是组织部长？这些事情都是你能管得着的！”
高登从此在心里深深的厌恶起杨锐了。
随着杨锐的研究成果日丰，给厂里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多，他个人的声誉也在日益飙升。省内外的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前往光明玻璃厂参观学习，杨锐三六九的出外甚至上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市委有了惶恐感：万一这样一个人才被外面挖去怎么办？他们打算给杨锐个稍微大一点的官儿好把他拉拢住。组织部先找高厂长谈话了解情况，高登说：“这人是有点文化，技术上是有那么一套，搞个研究什么的还算可以。可是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只知道钻在书本子里钻牛角尖，根本不懂得管理，没有帅才，无法胜任领导职务。而且他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尽想着和上级闹矛盾……”领导们一听这杨锐目无上级，喜欢和上级闹矛盾，便担心把他提上来不听他们的话，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把玻璃厂搞成了台湾，也就没再提这事。
直到有一天，省工业厅厅长陪同省委书记来市上视察工作，在视察完光明玻璃厂后的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和厅长先后都谈到人才培养的问题，都举了杨锐的例子，都提出要大胆的提拔和任用这样的科技先锋，技术骨干，生产尖兵。市委慌了，便急忙派组织部去玻璃厂组织有关杨锐的材料，勉强的给了他个副厂长的官儿。
杨锐当了副厂长，工人们一片欢腾，闹着要祝贺祝贺，他嘿嘿一笑：“贺个啥！尿罐一个。嘿嘿……”
他当了副厂长，仍然分管生产和科研。他一心一意抓生产和科研的信心和干劲没有变，他的性格也没有变，常常为着生产上的事情与高登闹得面红耳赤。
他当了副厂长，成了厂里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便有了比从前更多的说话的条件和机会。厂里的事他管得多了，说话，尤其是在厂长高登面前说话比以前更理直气壮了，更硬朗了。
厂里的财务由高登一人分管，财务科的几个人先后都换成了高登的心腹。厂里自他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公开过帐务，每年市审计局来人审计，都被高登拉到酒楼去灌得个稀里糊涂就回去了。
许多工人聚在一起便窃窃私议，怀疑厂长和财务科的几个人串通一气贪污了不少，有那么几项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某年月日，发往广州的十一火车皮玻璃，结账时只剩了十皮；比如说某年月日一位外面来的老板在厂里来订货，一方玻璃说的是六千块钱，结果最后厂里只收到五千块；比如说厂里那年扩建厂房，包工头一次就送给厂长二十万……
杨锐听到这话，心里便犯嘀咕：这家伙咋就这么胆大？咋就不怕坐监杀头？可是他总是怀疑，怀疑职工们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他曾经找财务科的科长谈话，想打听一些就里的情况，可是那科长却一口咬定没有问题，并委婉的提示他：这不是你管的事，你就别乱插手！后来科长将这事报告了厂长，高厂长在一次厂长办公会上还敲山震虎：“咱们有的副手，手伸得很长，连自己所分管的工作都管不好，经常出问题，还老想着干我厂长的事。”杨锐听着心里不舒服，一股恶气憋得慌，便也敲山震虎：“近些日子，工人们反响很大，说咱们领导层有严重的腐败现象，有些还举出实例，让人听了惊心动魄！无风不起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要引起咱们做领导的高度重视……”杨锐的话音还没落，高登便拍案而起，直指着杨锐的鼻子骂了他个狗血淋头。杨锐哪能服他？两人便对骂起来，直到把会议骂散。
面子已经撕破，杨锐就无所顾忌，凡他在群众中听到的意见，凡自己对厂里工作的看法，他逢会便讲，遇到厂长就说。他想，大不了这个副厂长不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玻璃厂倒塌，总不能让大伙儿指着自己的脊背骂娘，总不能与高登这个贪官加色狼加恶棍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于是他和高登三六九的吵架。
他这一吵，给许多干部和群众壮了胆。接下来，一些科长、许多工人便纷纷找厂长说事，说不到一起便吵闹。那些天，玻璃厂最热闹的事便是围观厂长与人吵架。光围观还不过瘾，还要跟着起哄，鼓掌打口哨嗷嗷叫。
高厂长高登招架不住了，便去告官。他有的是靠山。他找到经贸委主任刘琳，淌着眼泪向他汇报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刘琳听得怒发冲冠，一拍桌子：“现在回去就通知会议，明天早晨八点召开你们厂科级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我就不信这个杨锐长了红头发！”
第二天早晨八点，玻璃厂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刘琳参加。会场一片寂然，听得清每个人的呼吸。会议由厂长高登主持。他憋得满脸通红。刘琳紧贴他坐着，脸空前的黑，跟锅底一样。
高登一张嘴就骂人，主要是骂杨锐。他说玻璃厂最近掀起了一场妖风，就是围攻厂长。这场妖风的风源就是杨锐。杨锐不仅策划而且是这场妖风的急先锋。玻璃厂要进行整顿，首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领导班子要从杨锐头上开刀。要清理领导班子队伍，要把个把坏人从领导层赶下来，使玻璃厂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正确势力的手中。领导班子整顿好以后，要在全场进行一次大的整风活动，将那些歪风邪气彻底的杀下去，将那些煽动闹事的坏人彻底的搞垮搞臭！他歇斯底里地一直说了一个多钟头，说得涎水在桌面上流了一大滩。
高登说完，刘林接着说。他除了重复高登的话以外，还狠狠地敲了杨锐几棒子。
刘琳的话音一落，杨锐接上了。他怕刘琳和高登制止他发言，一张口便说：“如果这是在开会，如果我的公民权还没有被剥夺，我也说几句。”他历数了高登在玻璃厂这几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转述了工人们对他的各种意见，捎带着向刘琳说明了他几次和高登吵架的原因，以及厂里其他干部和职工与高登闹事的缘起，一直说得高登将头塞到桌下去，刘琳的头上汗水淋漓。
杨锐最后说：“玻璃厂急需进行一次整风，尤其是干部队伍的整风活动。我完全同意高厂长的提议和设想，整风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适当吸收工人代表参加。主要解决领导层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对象嘛，我想先不要急着确定我杨锐，我的意思是，哪里有问题就先查那里，谁有问题就先解决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杨锐的话一说完，会场上竟然响起了掌声。大家一边鼓掌一边喊：“整风！整风！”
会场的气氛一直剑拔弩张，人们没注意，会议室的窗户上竟然挤满着工人，他们也在齐声喊：“整风！整风！”
会被吼散了，刘琳灰溜溜地溜出会场钻进轿车屁股上冒一股青烟溜了。
大家翘首拭目以待的玻璃厂整风终于没有了声息，却等来了另外的一场整风——全市机关作风大整顿。这次整顿是由市委市政府联合发起的，意在通过整风，纯洁队伍，团结一心，形成合力，鼓足干劲，建设纯洁健康积极上进团结进取优质高效的能够真正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集体。整风活动进行了层层动员，市上发了许多红头文件和学习资料，市上几位主要领导都讲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话。玻璃厂的广大群众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大家根据市上的安排参加各种会议，利用工余和休息时间学习材料，抄笔记，写心得体会。好不容易等到了民主生活会，他们将憋了一肚子的冤屈全都吐了出来，把对高登厂长的所有意见全都提了出来，把高登的种种劣行全都摆在了桌面上来。在组织部门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时，大家给高登提了一河滩的意见，强烈要求撤换厂长，由工人们民主选举新厂长。大家怕他们说的话被前来的官员们贪污，还写了联名信交上去。在整风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要求职工们推举厂领导，没有一个工人给高登投过一张票，并在选票上写上：“高登下课！”“高登不倒，我不上班！”等话。大家对最后的结果充满信心，都在私下里议论：“高登这下准完！”
组织部汇总了大家的意见和选票，将高登叫了去，将汇总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馈给他，让他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写个辞职报告辞了厂长，组织上另给他考虑个位子，他说：“都是杨锐捣的鬼做的怪。杨锐想夺权！”
高登恨死了杨锐。他要拼死守住这个位子给杨锐他们看看。
这次的事情闹大了，经贸委主任刘琳明显的靠不住了，市上的其他几位领导他不敢去找，怕去了挨训。他突然就想起了同乡的今年刚从新疆调回省委当副书记的王凯山。便急急赶回家，向老婆苏菁菁如此这般的述说了一通，苏菁菁大惊失色，赶紧打开保险柜取出二十万元给他。他连夜坐火车赶到省城，打听到书记大人的高宅，趁书记大人开门上班的当儿将他挡回家去，如此这般一述说，双手献上二十万，成了！王书记当即拿起电话，打通市委书记的手机，强调说，你们市光明玻璃厂厂长高登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些麻烦？这都是坏人在作祟！你们要认真严肃的处理好这件事，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得了逞。最后的处理意见要给我汇报！
高登高兴得当场笑了起来，直笑得涎水流到衣襟上。他暗想：我看你群众的力量大还是我的钱大？
市委书记接到王书记的电话，心里直打鼓。按理说，高登在玻璃厂，民怨这么大，就不该让他再干下去了。可是免了他的职，又怎么向王书记汇报？想来想去，他的心里亮堂了：何不借此巴结一下领导呢？于是让通讯员将管组织的副书记李大海叫来，将省委王书记的电话内容向他作了传达，然后说：“我想，干脆就将高登安排到政协给个副主席算了。这样，既解决了玻璃厂的问题，又很好的落实了领导的指示。”
“只怕玻璃厂的群众有意见。”李副书记沉思了片刻说。
“玻璃厂的群众只是为了送瘟神，只要送出去就万事大吉了，哪会管送出去之后他是上天还是入地？”
“那就这样办吧。”
可是这事情出了麻烦。等市委将意见送到市人大，市人大翻开高登的档案一查，发现高登的年龄比提拔副地级干部的最高限制年龄竟然高出了一个月。
这事就这样泡汤了。高登仍然留在了光明玻璃厂当厂长。
这一下的高登可非同过去的高登，他有了坚硬的靠山！
他要将与杨锐的斗争进行到底！他四处张扬，张口闭口就是省委王副书记怎么怎么说，遇上开会就翻箱倒柜地找来省委王副书记的有关无关的讲话材料学习。一提起王副书记他就眉开眼笑，嘴角的涎水直流。
这时的杨锐仍然是过去的杨锐。他的性格不会变。他从工友们的口中知道了省委王副书记是高登的同乡，从高登后来的表现中也清楚了他已经找到了王凯山做了自己的靠山，可是他不怕。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没有违法乱纪，他又不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副厂长，能当便当着，不能当便拉倒，他毫不疼惜。他之所以与高登搞得这样，一方面是出于正义，出于对厂子和工人的利益的考虑，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也是出于好心，出于对高登的关心和爱护。
所以，尽管高登后来在他面前显得趾高气扬甚至有点不可一世，他一点也不怯阵。他该说的仍然要说，该管的照管不误。实在需要和高登撕开面皮吵一场时他也照吵不误。
一次，他去省上参加一个研讨会，回来后工人们对他说，他走后，高登给他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全厂职工批判大会，会上不准秘书文书作记录，不准参会者做笔记，并要求会后不准任何人向他传达。高登无中生有的历数了他的八大罪状，说得义愤填膺，口吐白沫，涎水四溅。正说得激动时，纪检书记半路杀出，当会将他批驳得个体无完肤。他恼羞成怒，便和纪检书记大骂起来。这一骂，才将会给骂散了。
杨锐得知这一情况后，转身去找高登，指着他的鼻子将他痛斥一顿，弄得他哑口无言，到处胡溜，恨不能有个鼠洞钻进去。
上次为了提拔李大河的事，他们又吵了一通。吵过之后，高登两个多月不理杨锐，不进他的办公室，院子里见了面也不搭话，厂长办公会不通知杨锐参加，也不给杨锐安排任何工作。他心里暗暗盘算着：杨锐，你小子等着吧，有朝一日，我老高总让你认得我！
杨锐只是默默地干着他应该干的所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