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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加索山上的冰雪，也不能够冷却我心头的火焰。”
“我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而且要勇敢地为它奋斗。”
盼了好久，终于开学了。
昨天背了个包，从晏家坪的招手停走下来，踩在这熟悉的街道上，恨不得一步跨进校园。
过去的这个暑假，太漫长太漫长了，每天只有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让我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和休息。闲下来时，就想睡觉，从晚上睡到早晨，从早晨再睡到晚上，日子如流水般哗哗而逝，四十天暑假恍若隔世，学校里那丝淡淡的忧伤荡然无存，学校里那场排球比赛上的激情已无影无踪，每天陪伴我的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
上学期放学回到家，家里的农活已经基本干完，听表哥说他收完麦子又要去银川打工，我为了锻炼一下我自己，也为了替父母分担些忧愁，向父母提出了跟表哥去银川打工的请求。刚开始，他们坚决反对，经过父亲一夜的深思熟虑及我的再三恳求，第二天中午吃饭时，父亲同意了由表哥领着我去银川打工，但是打工的主要目的是锻炼而不是挣钱。母亲是坚决反对的，后来没办法，母亲含着泪水把我送上了开往银川的长途汽车，这是在放学回到家的第三天，那天是七月十七日。
据说银川被称为“塞上江南”坐在长途车上，幻想着“塞上江南”的美景，不觉八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凌晨三点多钟我们在银川汽车站下车，因为工地距离车站较远，我们俩便背了行李来到候车室过夜。
候车室挤满了前来打工的和准备外出打工的各地的民工，有的靠了行李，眯糊着睡觉，有的脱了刚耕完地的布鞋，躺在候车室的长椅子上抽着味很浓的旱烟卷，也有的四、五个人围在一起狠命的甩着扑克牌。
我和表哥找了一个角落放下行李，离天亮还有三个多小时呢，这可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地方过夜，为了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我从行李包里掏出了一本书拿在手里看。表哥已经外出打工好几年了，可能这种场合经历的多，这阵儿靠在行李上也打起呼噜来了。
我看了一会，觉得上下眼皮直打架，我也靠在表哥身上迷糊起来。等我再一次睁开眼时，窗外的天空已经泛着淡蓝色，候车室里的人群开始懦动，穿黑制服的警察手里握了对讲机，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提了行李，随表哥走出候车室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这个人潮涌动的地方，又回想起了学校里下课后同学们挤在食堂打饭的情景。
表哥背了行李走在前面，小心翼翼的过了马路，等了差不多有一刻钟左右，第一辆通往新城区的公交车开了过来，所幸车上人并不多。上车后没走多远，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当我再一次被表哥推醒，是在一个叫“电机厂”的地方下车，下车后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一个工地门口，只见围墙上写着好大好大的几个字“宁夏建工集团公司承建”
推开半掩着的大铁门，右侧一间小房子的小窗口里伸出一个头问“你们找谁？”
“我们找长江（长江是表哥的姐夫），”表哥说。
“长江，这儿没有叫长江的！”
“就是这个工地上的混凝土工班长。”
“就是那个小王啊！他早不干了，走了！”
“不干了，走了”表哥念叨着这句话，从大铁门退了出来。
收麦前回家时，长江说好了到这儿找他呀？他怎么会不干了，表哥嘴里念叨着这句话，和我背了行李来到工地旁边的一个小商店，准备打电话问问。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电话里一遍又一遍的传来语音提示。
“这可怎么办啊！”我问表哥。
人找不着，从家里出来时我们只带了来时的路费，昨天买完车票，我们俩加起来还剩下不足五十块钱，找不见长江，那怎么办呢？我第一次迷茫的站在人潮涌动的十字街头，表哥还在那一个劲的拨着电话，终于有一个号码拨通了。
“找谁？”电话里传来极不耐烦的声音。
“长江，王长江，他原来和你在一块干活。”
“不认识！”电话挂断了。
表哥绝望的放下电话，付了电话费，转身提了行李，无声的向前走。
我跟在他身后也无声的向前走，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过了大约有半小时左右，来到一个桥头旁边，表哥扔下行李包，蹲了下来。我站在一旁，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尽管我的肚子早就饿的咕咕叫了，但是没有一点想吃东西的欲望，无精打采的也像表哥那样蹲在行李上。
“我们坐这儿干什么？”蹲了约摸又有半个小时我问表哥。
“找活干呀！我第一次到银川打工，就是和长江在这儿蹲了三天才找到活的。”
“蹲了三天！”我惊奇的问道：“那晚上睡哪儿去？”
我有些瞌睡了，尽管现在是早晨八点左右，太阳穿过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从缝隙里洒下些许的光亮，就这点光亮也晒的我直打瞌睡。
“晚上就睡这儿？”表哥沉默了一会说。
“晚上就睡这儿！”我在脑子里重复着这句话。
就睡这儿？这儿怎么睡啊，桥底下是一潭臭水，桥的栏杆上贴满了“办证刻章”的小纸条，两旁人行道上的地砖，有一块没一块的，乱七八糟。
太阳的光线越来越强，我感到一阵头晕目暄，靠了表哥又打起瞌睡。
那天和表哥在那个桥头就这样整整坐了一个上午并一个下午，中午到旁边的小饭馆要了两碗臊子面，就着从家里带来的油饼，吃了个一干二净。
直到晚饭时分，远远的走过来一个戴黑墨镜的大胖子，在我们俩跟前站下看了我们好久。
“小兄弟，你们是来打工的吗？”大胖子问。
“是！师傅您要人吗？”表哥毕恭毕敬的回答。
“嗯！你们都会干些什么啊？”
“干什么都行。”
“干什么都行？”大胖子重复道。
“抢银行会吗？前边就有银行。”大胖子咧开嘴笑着说。表哥无言的勾下了头。
“走，一天十五块钱，我给你找个活干，就要你一个！”大胖子用手指着表哥说。
“师傅，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他是我弟弟，第一次出门，在这儿等了一天了，给他也找个活吧！”表哥指着我说。
“就要你一个，他不行，面黄肌瘦的能干什么活？”大胖子用蔑视的目光看了看我说。
“要下吧！他可有力气了。”表哥向他求情道。
大胖子没啃声，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说：“去不去，你自己决定，就要你一个，把他要下，别人还说我雇用童工呢？”大胖子的口气不容商量。
“算了吧！表哥，你先干去，我明天再找活。”我劝了表哥一句。
“那怎么行，你一个人找什么活干，老板，求你收下他吧，要不先试用两天，如果不行再辞掉。”
表哥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对着大胖子说。
经过表哥一番苦口婆心的请求，大胖子终于答应收下我，但是我的心里全然不是个滋味。
和表哥提了行李，跟在“大胖子”后面，穿过马路，来到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这会儿差不多是晚上八点多钟，太阳把今天最后的一抹光奉献给这个陌生的城市，丝丝杨柳在晚风的吹拂下轻轻飘摇，黄昏落日的余晖被搅的七零八碎，晚霞映照着刚下班往回赶的人群，城市自有的节奏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和表哥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售票员看我们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后边又有一个戴黑墨镜的“大胖子”跟着，可能十有八九已经猜到，我们是来打工的，而大胖子毫无疑问肯定就是雇用我们的老板，所以在买票时，她没理表哥掏出来的皱疤疤的五元钱，而是伸长了胳膊把撕下的三张票送到大胖子眼前，大胖子伸手从屁股后面掏出一沓钱，挑了半天找出一张面值五十元的人民币交给售票员。
车厢里面很拥挤，有无数多的胳膊和无数多的腿，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车好像得“重病”似的，走的很慢很慢，不停的喘着气，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走走停停，过了可能又有半小时左右，大胖子对着我们大声喊：“该下车了！”我们便提上行李又从无数多的胳膊和无数多的腿中间挤下来，公交车“啪！”一声关上门，继续喘着气，摇摇晃晃又向前开去。
马路边有一幢二十多层看来是刚盖成时间不久的高楼，塔吊还没来的及拆去，塔臂前端的小红旗迎风飘摆，好像在招手欢迎我们的到来，大铁门里有一辆装满垃圾的翻斗车“吐吐吐”冒着黑烟，旁边有几个工人还在往上扔掉下来的碎砖烂瓦，看见大胖子进来，他们收起刚才有点野蛮的动作，规规矩矩的站在门口，翻斗车冒着黑烟从大铁门开出去，刚才那几个扔垃圾的工人转身悄悄走到旁边用彩条布搭设的宿舍里去。
“过来！拿把铁掀给我收拾干净，懒的拉屎都拉的一塌糊涂，要你们还能干啥？”大胖子走到宿舍门口大声向里面喊。
“小刘，你过来，这两个人从明天开始，加到普工班挖地沟。让你找了半个月连个鬼影子都没找见，真他妈的不知道你小子是怎么骗来这么一个漂亮媳妇的。”大胖子摘了墨镜指着一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说。
“去！把王妹子叫来，给我捶捶背，真他妈的倒霉，坐个公交车挤的老子浑身的毛都疼！噢！对了，他们俩今晚你安排个住的地方，弄点饭吃，明天一早上班干活。”
小刘跑过去到工地东面靠墙的一间平房里喊出个差不多二十多岁很胖的女人，她打扮的很妖艳，涂了血红血红的嘴唇，脸上擦着厚厚一层粉，眼睛上面的眉毛好像是两只毛毛虫卧在上面，耳朵上戴着明晃晃的两只大耳环，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活像农村栓在马脖子下面带铜铃的铁环。
“小刘！把他们俩带走，晚上没事干别他妈的乱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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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山上的冰雪，也不能够冷却我心头的火焰。”
“我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而且要勇敢地为它奋斗。”
盼了好久，终于开学了。
昨天背了个包，从晏家坪的招手停走下来，踩在这熟悉的街道上，恨不得一步跨进校园。
过去的这个暑假，太漫长太漫长了，每天只有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让我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和休息。闲下来时，就想睡觉，从晚上睡到早晨，从早晨再睡到晚上，日子如流水般哗哗而逝，四十天暑假恍若隔世，学校里那丝淡淡的忧伤荡然无存，学校里那场排球比赛上的激情已无影无踪，每天陪伴我的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
上学期放学回到家，家里的农活已经基本干完，听表哥说他收完麦子又要去银川打工，我为了锻炼一下我自己，也为了替父母分担些忧愁，向父母提出了跟表哥去银川打工的请求。刚开始，他们坚决反对，经过父亲一夜的深思熟虑及我的再三恳求，第二天中午吃饭时，父亲同意了由表哥领着我去银川打工，但是打工的主要目的是锻炼而不是挣钱。母亲是坚决反对的，后来没办法，母亲含着泪水把我送上了开往银川的长途汽车，这是在放学回到家的第三天，那天是七月十七日。
据说银川被称为“塞上江南”坐在长途车上，幻想着“塞上江南”的美景，不觉八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凌晨三点多钟我们在银川汽车站下车，因为工地距离车站较远，我们俩便背了行李来到候车室过夜。
候车室挤满了前来打工的和准备外出打工的各地的民工，有的靠了行李，眯糊着睡觉，有的脱了刚耕完地的布鞋，躺在候车室的长椅子上抽着味很浓的旱烟卷，也有的四、五个人围在一起狠命的甩着扑克牌。
我和表哥找了一个角落放下行李，离天亮还有三个多小时呢，这可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地方过夜，为了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我从行李包里掏出了一本书拿在手里看。表哥已经外出打工好几年了，可能这种场合经历的多，这阵儿靠在行李上也打起呼噜来了。
我看了一会，觉得上下眼皮直打架，我也靠在表哥身上迷糊起来。等我再一次睁开眼时，窗外的天空已经泛着淡蓝色，候车室里的人群开始懦动，穿黑制服的警察手里握了对讲机，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提了行李，随表哥走出候车室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这个人潮涌动的地方，又回想起了学校里下课后同学们挤在食堂打饭的情景。
表哥背了行李走在前面，小心翼翼的过了马路，等了差不多有一刻钟左右，第一辆通往新城区的公交车开了过来，所幸车上人并不多。上车后没走多远，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当我再一次被表哥推醒，是在一个叫“电机厂”的地方下车，下车后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一个工地门口，只见围墙上写着好大好大的几个字“宁夏建工集团公司承建”
推开半掩着的大铁门，右侧一间小房子的小窗口里伸出一个头问“你们找谁？”
“我们找长江（长江是表哥的姐夫），”表哥说。
“长江，这儿没有叫长江的！”
“就是这个工地上的混凝土工班长。”
“就是那个小王啊！他早不干了，走了！”
“不干了，走了”表哥念叨着这句话，从大铁门退了出来。
收麦前回家时，长江说好了到这儿找他呀？他怎么会不干了，表哥嘴里念叨着这句话，和我背了行李来到工地旁边的一个小商店，准备打电话问问。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电话里一遍又一遍的传来语音提示。
“这可怎么办啊！”我问表哥。
人找不着，从家里出来时我们只带了来时的路费，昨天买完车票，我们俩加起来还剩下不足五十块钱，找不见长江，那怎么办呢？我第一次迷茫的站在人潮涌动的十字街头，表哥还在那一个劲的拨着电话，终于有一个号码拨通了。
“找谁？”电话里传来极不耐烦的声音。
“长江，王长江，他原来和你在一块干活。”
“不认识！”电话挂断了。
表哥绝望的放下电话，付了电话费，转身提了行李，无声的向前走。
我跟在他身后也无声的向前走，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过了大约有半小时左右，来到一个桥头旁边，表哥扔下行李包，蹲了下来。我站在一旁，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尽管我的肚子早就饿的咕咕叫了，但是没有一点想吃东西的欲望，无精打采的也像表哥那样蹲在行李上。
“我们坐这儿干什么？”蹲了约摸又有半个小时我问表哥。
“找活干呀！我第一次到银川打工，就是和长江在这儿蹲了三天才找到活的。”
“蹲了三天！”我惊奇的问道：“那晚上睡哪儿去？”
我有些瞌睡了，尽管现在是早晨八点左右，太阳穿过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从缝隙里洒下些许的光亮，就这点光亮也晒的我直打瞌睡。
“晚上就睡这儿？”表哥沉默了一会说。
“晚上就睡这儿！”我在脑子里重复着这句话。
就睡这儿？这儿怎么睡啊，桥底下是一潭臭水，桥的栏杆上贴满了“办证刻章”的小纸条，两旁人行道上的地砖，有一块没一块的，乱七八糟。
太阳的光线越来越强，我感到一阵头晕目暄，靠了表哥又打起瞌睡。
那天和表哥在那个桥头就这样整整坐了一个上午并一个下午，中午到旁边的小饭馆要了两碗臊子面，就着从家里带来的油饼，吃了个一干二净。
直到晚饭时分，远远的走过来一个戴黑墨镜的大胖子，在我们俩跟前站下看了我们好久。
“小兄弟，你们是来打工的吗？”大胖子问。
“是！师傅您要人吗？”表哥毕恭毕敬的回答。
“嗯！你们都会干些什么啊？”
“干什么都行。”
“干什么都行？”大胖子重复道。
“抢银行会吗？前边就有银行。”大胖子咧开嘴笑着说。表哥无言的勾下了头。
“走，一天十五块钱，我给你找个活干，就要你一个！”大胖子用手指着表哥说。
“师傅，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他是我弟弟，第一次出门，在这儿等了一天了，给他也找个活吧！”表哥指着我说。
“就要你一个，他不行，面黄肌瘦的能干什么活？”大胖子用蔑视的目光看了看我说。
“要下吧！他可有力气了。”表哥向他求情道。
大胖子没啃声，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说：“去不去，你自己决定，就要你一个，把他要下，别人还说我雇用童工呢？”大胖子的口气不容商量。
“算了吧！表哥，你先干去，我明天再找活。”我劝了表哥一句。
“那怎么行，你一个人找什么活干，老板，求你收下他吧，要不先试用两天，如果不行再辞掉。”
表哥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对着大胖子说。
经过表哥一番苦口婆心的请求，大胖子终于答应收下我，但是我的心里全然不是个滋味。
和表哥提了行李，跟在“大胖子”后面，穿过马路，来到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这会儿差不多是晚上八点多钟，太阳把今天最后的一抹光奉献给这个陌生的城市，丝丝杨柳在晚风的吹拂下轻轻飘摇，黄昏落日的余晖被搅的七零八碎，晚霞映照着刚下班往回赶的人群，城市自有的节奏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和表哥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售票员看我们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后边又有一个戴黑墨镜的“大胖子”跟着，可能十有八九已经猜到，我们是来打工的，而大胖子毫无疑问肯定就是雇用我们的老板，所以在买票时，她没理表哥掏出来的皱疤疤的五元钱，而是伸长了胳膊把撕下的三张票送到大胖子眼前，大胖子伸手从屁股后面掏出一沓钱，挑了半天找出一张面值五十元的人民币交给售票员。
车厢里面很拥挤，有无数多的胳膊和无数多的腿，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车好像得“重病”似的，走的很慢很慢，不停的喘着气，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走走停停，过了可能又有半小时左右，大胖子对着我们大声喊：“该下车了！”我们便提上行李又从无数多的胳膊和无数多的腿中间挤下来，公交车“啪！”一声关上门，继续喘着气，摇摇晃晃又向前开去。
马路边有一幢二十多层看来是刚盖成时间不久的高楼，塔吊还没来的及拆去，塔臂前端的小红旗迎风飘摆，好像在招手欢迎我们的到来，大铁门里有一辆装满垃圾的翻斗车“吐吐吐”冒着黑烟，旁边有几个工人还在往上扔掉下来的碎砖烂瓦，看见大胖子进来，他们收起刚才有点野蛮的动作，规规矩矩的站在门口，翻斗车冒着黑烟从大铁门开出去，刚才那几个扔垃圾的工人转身悄悄走到旁边用彩条布搭设的宿舍里去。
“过来！拿把铁掀给我收拾干净，懒的拉屎都拉的一塌糊涂，要你们还能干啥？”大胖子走到宿舍门口大声向里面喊。
“小刘，你过来，这两个人从明天开始，加到普工班挖地沟。让你找了半个月连个鬼影子都没找见，真他妈的不知道你小子是怎么骗来这么一个漂亮媳妇的。”大胖子摘了墨镜指着一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说。
“去！把王妹子叫来，给我捶捶背，真他妈的倒霉，坐个公交车挤的老子浑身的毛都疼！噢！对了，他们俩今晚你安排个住的地方，弄点饭吃，明天一早上班干活。”
小刘跑过去到工地东面靠墙的一间平房里喊出个差不多二十多岁很胖的女人，她打扮的很妖艳，涂了血红血红的嘴唇，脸上擦着厚厚一层粉，眼睛上面的眉毛好像是两只毛毛虫卧在上面，耳朵上戴着明晃晃的两只大耳环，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活像农村栓在马脖子下面带铜铃的铁环。
“小刘！把他们俩带走，晚上没事干别他妈的乱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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