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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艾略特所谓的“荒原”出现了，余杰作为群体的一分子自然在所难免，而且由于思想者的角色体验得更加强烈、直接。此外，余杰的“孤独意识”还来自于他的成长经历。余杰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我出奇地孤独，不喜欢与同龄的孩子玩”极其明了地描述了他对“孤独意识”的先天自发与后天自觉。长此以往，它牢牢地控制了余杰的精神家园而成了他的生命标签，最终沉淀为孤独的沉思者气质，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本创作。在他的文本中，孤独无所不在，使他仿佛是一个世事洞明的隐者，为众人所称道，却又使众人觉得有点凉冰冰的。
余杰本人对孤独的态度是暧昧的，既勇敢又层懦，既欢迎又逃避。如此态度直接衍生了他的爱情观：他一边对爱情进行怀疑，把它钉在苦难的十字架上；一边向爱情投诚，热烈地梦想理想的爱人。个中酸楚难以让人一言道尽。看到这里，我们就不会再惊讶余杰在涉及到青春话题时，十分矛盾，忽而凉透心骨，发泄的全为悲哀与痛苦；忽而倾情歌唱，流露的尽是美好与纯真。但不管怎样，孤独是无法克服的。
开放的民间写作
也许，在世纪之交这个使人文知识分子愤慨、失落、迷惘的时代，我们不仅仅只需要考虑市场。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一个可怕的瞬间时代“纷乱的现实扰乱了批判者的眼光，并且快速而有效地消解着批判者的立场。”6大批的知识分子陷在自己的书斋，或者忙于保护自己的那份清高与安逸。而余杰这只初生牛犊，凭着自己那份固执，完全以一种开放性的大气承担着知识分子的责任。
“封闭的书斋”不可能拯救世界，这是自然而然的。余杰对此深有所感：“人文科学，如果不把触角深深地伸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那么它便是纸上的学问，死的学问，背弃了它自身责任的学问。”他才思敏捷，笔墨广泛，除“深深地指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外，他还时刻关注历史的镜头所没有捕捉到的东西。他已完全走出了学院派那种慵懒与做作，为文方式及语言追求通俗与明晰。他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呐喊，呼唤“文以载道”呼唤“资治通鉴”呼唤应有的及可能有的所有美好的事物。甚至还以他温柔细致的另一面，使用深情与悠扬的语句构造出诗歌一样的情怀：
“这一刻，水近，天回，橄榄枝飘到我们的身边。这一刻，花开，云飞，橄榄树在茂盛地生长。这一刻，雪消，冰融，流浪者与流浪者相遇。”（火与冰“欲望与诗歌”）
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
我准备了枕头
让你在群山的怀抱中轻轻地呼吸（想飞的翅膀“眼泪的味道”）
诗意阑珊，余杰，让我们的心灵温暖、安逸。
余杰的这种“开放气质”决定了他的作品繁杂而多，也决定了他的声音始终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阅读中时常会为他精辟的见解、丰富的知识、大胆的言论所倾倒。
浓郁的“孤独意识”培养出爆炸性的倾诉意向。余杰的倾诉策略是坚持“民间立场”摆出一种“边缘姿态”边缘是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的全新状态，是伴随知识分子旁观者、私语者的角色而生的。布罗茨认为“边缘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而正是世界开始阐明自身的地方”蕴含的是积极介入与参与。所以，余杰“为抽屉而写作”却又说“作品能走出狭小的抽屉，当然是一件好事”他一直企图通过写作进入社会，最终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五四”精神。但是，现实的边缘使他的诗人“大地乌托邦”倍受打击。沉重的失落让他思慕文字激荡的80年代，渴望“搭上80年代的末班车”但这显然是幻想。退一步说，即使中心地位下的轰动效应尚能找回，他也缺乏鲁迅那样的生活体验，思想，理论，文学品味都有尚欠火候，也只能落入俗套，通过媒体的包装炒作获得读者的承认（我在此并无贬低余杰的意思，他现在被读者所接受还是归功于他自身的确优良功力）。
余杰称自己的东西为“抽屉文学”虽然不乏做作的成份，却又确实有几分道理。抽屉代表着一种寂寞和自我放逐，其实就是一种边缘。在此我要特别谈谈余杰“边缘姿态”的根基：民间立场。余杰的“抽屉文学”始终针对大众，不佯作高深，坚持着一种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是“民间立场”的具体表现。他说“为抽屉而写作，也就是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写作”“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于向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的面包之前低下头颅”正是这种“民间立场”使余杰拥有了“边缘姿态”使他那孤独中的呐喊光芒四射，产生了那么强的穿透力，获得了相当多的读者。但韩东说得好“真正的民间是永恒而持久的”随着抽屉的打开，鲜花和掌声的芳原展开了，余杰，这匹孤独的黑马，还能保持“民间”的血液吗？还能平静地面对书桌吗？“抽屉文学”正走在悬崖的边缘，继续或丧失都在一念之间。
反思与启示
经过上面的一系列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认识：“抽屉文学”其实是一种孤独的“青春写作”是一种开放的“民间写作”众多的光荣与优异已不需我们再次伤叙述。它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在欠冷静的“青春期”中进行开放的人文反思，一个是妄图在民间的边缘获得中心效应。它们无疑是一下子无法克服的，不管是余杰还是非余杰。这界定了“抽屉文学”远离经典的宿命。余杰要想有所突破，前者需要他更深沉的内省，逐步从情绪化的心态中突围，既不急功近利，又不自我放逐；后者需要他苦练内功，在继续坚持“民间立场”的同时，不断扩充自己，为自己的“否定性写作”注入一种大气。总之，余杰（包括余杰的类似者）要认识到，既然自己认清了社会与时代的特质，既然把自己的文学定位于抽屉，就不要一味沉浸在市场包装和媒体炒作所带来的虚荣里，而应当明白自己的真实位置及相关性责任，继续自己最有力度的内涵，丢掉自己浮躁的部分，对自己进行全面的扬弃，才能保持既有的读者，并获得更多。
但是，不管怎样，在文学持续低迷的现在，余杰的“抽屉文学”迅速打开了市场，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尤应看到的是，余杰的这些随笔大都短而精，都有因为某一个点而有所悟、有所叹，并且都发人深省。虽然余杰称这只是在“捍卫自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但实际上凸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在这个浮躁的、商业化的时代，一个完美的大构思已不可能，文学的光辉已如浩瀚背景之下的流星，小而短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重现已遥不可及，因为时代只给我们短暂的宁静，只给我们迷失的读者，只给我们浮躁的生活。于是，我们说“小巧才美”我们说“瞬间万岁”一道热闹的大门打开了，各流源纷呈纷消，各作家花开花谢，各“小”体裁（如小小说、小幽默等）日增日长，文学进入了令人迷惘的“流星时代”
这对文学而言，是一种悲哀呢，还是一种幸福？
注释：
1香港亚洲周刊1999。5。24-5。30
2南方周未1998。10。22
3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北京文学1999年第1期
4今日先锋1999年第七期
5当代文坛2000年第1期
6覃里雯：啄木鸟、白痴、诗人——读余杰的，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五期
是艾略特所谓的“荒原”出现了，余杰作为群体的一分子自然在所难免，而且由于思想者的角色体验得更加强烈、直接。此外，余杰的“孤独意识”还来自于他的成长经历。余杰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我出奇地孤独，不喜欢与同龄的孩子玩”极其明了地描述了他对“孤独意识”的先天自发与后天自觉。长此以往，它牢牢地控制了余杰的精神家园而成了他的生命标签，最终沉淀为孤独的沉思者气质，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本创作。在他的文本中，孤独无所不在，使他仿佛是一个世事洞明的隐者，为众人所称道，却又使众人觉得有点凉冰冰的。
余杰本人对孤独的态度是暧昧的，既勇敢又层懦，既欢迎又逃避。如此态度直接衍生了他的爱情观：他一边对爱情进行怀疑，把它钉在苦难的十字架上；一边向爱情投诚，热烈地梦想理想的爱人。个中酸楚难以让人一言道尽。看到这里，我们就不会再惊讶余杰在涉及到青春话题时，十分矛盾，忽而凉透心骨，发泄的全为悲哀与痛苦；忽而倾情歌唱，流露的尽是美好与纯真。但不管怎样，孤独是无法克服的。
开放的民间写作
也许，在世纪之交这个使人文知识分子愤慨、失落、迷惘的时代，我们不仅仅只需要考虑市场。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一个可怕的瞬间时代“纷乱的现实扰乱了批判者的眼光，并且快速而有效地消解着批判者的立场。”6大批的知识分子陷在自己的书斋，或者忙于保护自己的那份清高与安逸。而余杰这只初生牛犊，凭着自己那份固执，完全以一种开放性的大气承担着知识分子的责任。
“封闭的书斋”不可能拯救世界，这是自然而然的。余杰对此深有所感：“人文科学，如果不把触角深深地伸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那么它便是纸上的学问，死的学问，背弃了它自身责任的学问。”他才思敏捷，笔墨广泛，除“深深地指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外，他还时刻关注历史的镜头所没有捕捉到的东西。他已完全走出了学院派那种慵懒与做作，为文方式及语言追求通俗与明晰。他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呐喊，呼唤“文以载道”呼唤“资治通鉴”呼唤应有的及可能有的所有美好的事物。甚至还以他温柔细致的另一面，使用深情与悠扬的语句构造出诗歌一样的情怀：
“这一刻，水近，天回，橄榄枝飘到我们的身边。这一刻，花开，云飞，橄榄树在茂盛地生长。这一刻，雪消，冰融，流浪者与流浪者相遇。”（火与冰“欲望与诗歌”）
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
我准备了枕头
让你在群山的怀抱中轻轻地呼吸（想飞的翅膀“眼泪的味道”）
诗意阑珊，余杰，让我们的心灵温暖、安逸。
余杰的这种“开放气质”决定了他的作品繁杂而多，也决定了他的声音始终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阅读中时常会为他精辟的见解、丰富的知识、大胆的言论所倾倒。
浓郁的“孤独意识”培养出爆炸性的倾诉意向。余杰的倾诉策略是坚持“民间立场”摆出一种“边缘姿态”边缘是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的全新状态，是伴随知识分子旁观者、私语者的角色而生的。布罗茨认为“边缘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而正是世界开始阐明自身的地方”蕴含的是积极介入与参与。所以，余杰“为抽屉而写作”却又说“作品能走出狭小的抽屉，当然是一件好事”他一直企图通过写作进入社会，最终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五四”精神。但是，现实的边缘使他的诗人“大地乌托邦”倍受打击。沉重的失落让他思慕文字激荡的80年代，渴望“搭上80年代的末班车”但这显然是幻想。退一步说，即使中心地位下的轰动效应尚能找回，他也缺乏鲁迅那样的生活体验，思想，理论，文学品味都有尚欠火候，也只能落入俗套，通过媒体的包装炒作获得读者的承认（我在此并无贬低余杰的意思，他现在被读者所接受还是归功于他自身的确优良功力）。
余杰称自己的东西为“抽屉文学”虽然不乏做作的成份，却又确实有几分道理。抽屉代表着一种寂寞和自我放逐，其实就是一种边缘。在此我要特别谈谈余杰“边缘姿态”的根基：民间立场。余杰的“抽屉文学”始终针对大众，不佯作高深，坚持着一种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是“民间立场”的具体表现。他说“为抽屉而写作，也就是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写作”“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于向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的面包之前低下头颅”正是这种“民间立场”使余杰拥有了“边缘姿态”使他那孤独中的呐喊光芒四射，产生了那么强的穿透力，获得了相当多的读者。但韩东说得好“真正的民间是永恒而持久的”随着抽屉的打开，鲜花和掌声的芳原展开了，余杰，这匹孤独的黑马，还能保持“民间”的血液吗？还能平静地面对书桌吗？“抽屉文学”正走在悬崖的边缘，继续或丧失都在一念之间。
反思与启示
经过上面的一系列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认识：“抽屉文学”其实是一种孤独的“青春写作”是一种开放的“民间写作”众多的光荣与优异已不需我们再次伤叙述。它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在欠冷静的“青春期”中进行开放的人文反思，一个是妄图在民间的边缘获得中心效应。它们无疑是一下子无法克服的，不管是余杰还是非余杰。这界定了“抽屉文学”远离经典的宿命。余杰要想有所突破，前者需要他更深沉的内省，逐步从情绪化的心态中突围，既不急功近利，又不自我放逐；后者需要他苦练内功，在继续坚持“民间立场”的同时，不断扩充自己，为自己的“否定性写作”注入一种大气。总之，余杰（包括余杰的类似者）要认识到，既然自己认清了社会与时代的特质，既然把自己的文学定位于抽屉，就不要一味沉浸在市场包装和媒体炒作所带来的虚荣里，而应当明白自己的真实位置及相关性责任，继续自己最有力度的内涵，丢掉自己浮躁的部分，对自己进行全面的扬弃，才能保持既有的读者，并获得更多。
但是，不管怎样，在文学持续低迷的现在，余杰的“抽屉文学”迅速打开了市场，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尤应看到的是，余杰的这些随笔大都短而精，都有因为某一个点而有所悟、有所叹，并且都发人深省。虽然余杰称这只是在“捍卫自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但实际上凸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在这个浮躁的、商业化的时代，一个完美的大构思已不可能，文学的光辉已如浩瀚背景之下的流星，小而短暂，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重现已遥不可及，因为时代只给我们短暂的宁静，只给我们迷失的读者，只给我们浮躁的生活。于是，我们说“小巧才美”我们说“瞬间万岁”一道热闹的大门打开了，各流源纷呈纷消，各作家花开花谢，各“小”体裁（如小小说、小幽默等）日增日长，文学进入了令人迷惘的“流星时代”
这对文学而言，是一种悲哀呢，还是一种幸福？
注释：
1香港亚洲周刊1999。5。24-5。30
2南方周未1998。10。22
3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北京文学1999年第1期
4今日先锋1999年第七期
5当代文坛2000年第1期
6覃里雯：啄木鸟、白痴、诗人——读余杰的，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