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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因为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没有增量。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里，国内的财政体制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这种频繁改变的财政体制，自然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之一。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沪市和京城可窥见一斑。沪市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沪市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京城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财政增长为4%。分税制之后才发下京城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间接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国内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
由于“税”收不上来，政府开始打“费”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0%（整体约100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到1989年还是过不下去，财政受到政策体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叫“预算调节基金”，同样的口径增收5%，而且那时候每年财政会议之前，总要千方百计地出台一些收费措施。
正是因为这里边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种财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延山副总理挑起了分税制改革的大梁，仔细的分析了种种弊端之后，大刀阔斧的实行了分税制的改革。
与前世有些不同的只是，分税制改革的时间因为唐昱重生的蝴蝶效应而提前了，分税制改革的力度因为唐昱的蝴蝶效应而增大了，至于其他的，大方向上边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的，朱延山副总理，依然是挑大梁的人，他的手腕，依然是大刀阔斧的铁血手段。
事实上，根据唐昱前世在社科院的了解，早年的时候，当时分税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边就有人提出相关设想，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没有要求实施分税制的动因，也不具备实施分税制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财税体制，计划经济下是无法搞分税制的，所以遭到了几个省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直接触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因此这次尝试没有成功。
后来在1990年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鉴于当时的状况还要不断完善财政包干制，也是在那年，财政部提出了“分税包干“的体制方案。
至于具体的提上日程，那还是在1992年年初，邓公发表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登堂入室，分税制的被再次提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同年中央选择天津等九个地区进行分税制试点。
按照唐昱的想法，在分税制的事情上，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是标志性的。92年，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正式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党代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之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意志。
前世的时候，在1993年5月的时候，中央成立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小组才开始具体的起草东西，而这一世，五月份的时候关于草案的争论已久如火如荼，中央在东陵市的骗税案发生之后已经推翻了一次草案，吧关于企业所得税之类的税种又重新进行了起草。
说来，这一世中央之所以能这么快速的制定出税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其实唐昱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出了提前揭发出陈松威的骗税案之外，他帮助苏慕儒写的那篇上了内参的文章也对中央的某些草案的起草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他本就是根据前世朱延山副总理的想法写的文章，自然很是合朱延山副总理的意。朱延山副总理改革之中制定出来的七条主要内容，唐昱或明或暗的都有所提到。
除了这些，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关于朱延山副总理的税制改革还有个说法，叫南“征”北“战”十七省，说的就是为了分税制的实施，朱延山副总理南征北战与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的事儿。上一世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有体改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行等部门的同志，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与地方上边展开谈判，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口，最后一站是河北。
这一世中央的口气硬了很多，地方上边在很多地方不得不妥协，不过朱延山副总理与地方上的谈判也是有进行的，例如广东这些态度强硬的省份，都需要亲自谈判，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像前世那样南征北战十七省。不过很显然，辽海是没有谈判的资格了。
说来，像苏慕儒带回来给唐昱看的这份红头文件，其实也可能不是中央最后的定案，或许只是在辽海省的定案，所以在东陵市的依然叫试点。事实上，分税制实施下来，具体到了某个省份上边的细节也是不尽相同的。
不过很显然，在分税制改革一事上边，辽海省是最没有与中央谈判的资格和立场的，因为陈松威这个市委书记的骗税案，其中还牵扯到前省长邱立源，辽海省在分税制改革上边没有与中央谈判的资格，也是最早赞同中央分税制改革的省份。严仲贤为了此事都大为的火光。
唐昱心中暗道，若是陈松威的案件能晚一年左右揭露出来，到时候虽然也会有些不利的影响，不过那时候分税制早就定了调，大概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了。
可惜的是，唐昱在那个时候重生了，为了苏慕儒和唐天鸿，为了前世的悲剧不再重演，也就注定他要揭开陈松威特大骗税案这个盖子的。揭开了这个盖子，自然就注定了辽海在分税制改革里边要吃一些亏。
沈睿鸿的心中此刻大概也在权衡利益得失，他帮了苏慕儒，揭了陈松威的盖子，于是乎邱立源到了中央，他上了省长，可是，省长的任命书还没下来，辽海在分税制的改革上边就先失一马，不过看起来，还是得到的多一些。
苏慕儒大概也是心中忐忑，这才来找唐昱寻求信心。
其他各省都有和中央谈判的资格，都可以适当的和中央谈一些条件，可以和中央扯皮，唯独辽海省站不住提条件的立场，没有那个资格，在这个时候，辽海省的东陵市被中央点了名开始试点，若是试点工作做不好，那自然是继陈松威那时省委省政府被打了脸之后又一次被打脸，那个时候，苏慕儒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他才要来找唐昱，理清楚里边的厉害关系。
显然，唐昱前世的时候脑子里边就装着不少这方面的东西，这一世为了他老子的前途，也一直在做各方面的准备，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两下印证着，他也整理出来了一些东西，虽然不是很完善，不过苏慕儒有了那个东西做参考，情况自然比现在的两眼一抹黑要好多了。
前世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因为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没有增量。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里，国内的财政体制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这种频繁改变的财政体制，自然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之一。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沪市和京城可窥见一斑。沪市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沪市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京城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财政增长为4%。分税制之后才发下京城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间接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国内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
由于“税”收不上来，政府开始打“费”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0%（整体约100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到1989年还是过不下去，财政受到政策体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叫“预算调节基金”，同样的口径增收5%，而且那时候每年财政会议之前，总要千方百计地出台一些收费措施。
正是因为这里边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种财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延山副总理挑起了分税制改革的大梁，仔细的分析了种种弊端之后，大刀阔斧的实行了分税制的改革。
与前世有些不同的只是，分税制改革的时间因为唐昱重生的蝴蝶效应而提前了，分税制改革的力度因为唐昱的蝴蝶效应而增大了，至于其他的，大方向上边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的，朱延山副总理，依然是挑大梁的人，他的手腕，依然是大刀阔斧的铁血手段。
事实上，根据唐昱前世在社科院的了解，早年的时候，当时分税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边就有人提出相关设想，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没有要求实施分税制的动因，也不具备实施分税制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财税体制，计划经济下是无法搞分税制的，所以遭到了几个省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直接触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因此这次尝试没有成功。
后来在1990年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鉴于当时的状况还要不断完善财政包干制，也是在那年，财政部提出了“分税包干“的体制方案。
至于具体的提上日程，那还是在1992年年初，邓公发表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登堂入室，分税制的被再次提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同年中央选择天津等九个地区进行分税制试点。
按照唐昱的想法，在分税制的事情上，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是标志性的。92年，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正式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党代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之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意志。
前世的时候，在1993年5月的时候，中央成立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小组才开始具体的起草东西，而这一世，五月份的时候关于草案的争论已久如火如荼，中央在东陵市的骗税案发生之后已经推翻了一次草案，吧关于企业所得税之类的税种又重新进行了起草。
说来，这一世中央之所以能这么快速的制定出税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其实唐昱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出了提前揭发出陈松威的骗税案之外，他帮助苏慕儒写的那篇上了内参的文章也对中央的某些草案的起草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他本就是根据前世朱延山副总理的想法写的文章，自然很是合朱延山副总理的意。朱延山副总理改革之中制定出来的七条主要内容，唐昱或明或暗的都有所提到。
除了这些，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关于朱延山副总理的税制改革还有个说法，叫南“征”北“战”十七省，说的就是为了分税制的实施，朱延山副总理南征北战与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的事儿。上一世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有体改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行等部门的同志，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与地方上边展开谈判，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口，最后一站是河北。
这一世中央的口气硬了很多，地方上边在很多地方不得不妥协，不过朱延山副总理与地方上的谈判也是有进行的，例如广东这些态度强硬的省份，都需要亲自谈判，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像前世那样南征北战十七省。不过很显然，辽海是没有谈判的资格了。
说来，像苏慕儒带回来给唐昱看的这份红头文件，其实也可能不是中央最后的定案，或许只是在辽海省的定案，所以在东陵市的依然叫试点。事实上，分税制实施下来，具体到了某个省份上边的细节也是不尽相同的。
不过很显然，在分税制改革一事上边，辽海省是最没有与中央谈判的资格和立场的，因为陈松威这个市委书记的骗税案，其中还牵扯到前省长邱立源，辽海省在分税制改革上边没有与中央谈判的资格，也是最早赞同中央分税制改革的省份。严仲贤为了此事都大为的火光。
唐昱心中暗道，若是陈松威的案件能晚一年左右揭露出来，到时候虽然也会有些不利的影响，不过那时候分税制早就定了调，大概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了。
可惜的是，唐昱在那个时候重生了，为了苏慕儒和唐天鸿，为了前世的悲剧不再重演，也就注定他要揭开陈松威特大骗税案这个盖子的。揭开了这个盖子，自然就注定了辽海在分税制改革里边要吃一些亏。
沈睿鸿的心中此刻大概也在权衡利益得失，他帮了苏慕儒，揭了陈松威的盖子，于是乎邱立源到了中央，他上了省长，可是，省长的任命书还没下来，辽海在分税制的改革上边就先失一马，不过看起来，还是得到的多一些。
苏慕儒大概也是心中忐忑，这才来找唐昱寻求信心。
其他各省都有和中央谈判的资格，都可以适当的和中央谈一些条件，可以和中央扯皮，唯独辽海省站不住提条件的立场，没有那个资格，在这个时候，辽海省的东陵市被中央点了名开始试点，若是试点工作做不好，那自然是继陈松威那时省委省政府被打了脸之后又一次被打脸，那个时候，苏慕儒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他才要来找唐昱，理清楚里边的厉害关系。
显然，唐昱前世的时候脑子里边就装着不少这方面的东西，这一世为了他老子的前途，也一直在做各方面的准备，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两下印证着，他也整理出来了一些东西，虽然不是很完善，不过苏慕儒有了那个东西做参考，情况自然比现在的两眼一抹黑要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