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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7d69cff3022149808ce3a5dfe400b753_5">第二节 塞北的精悍气血与江南的衣冠礼乐</h3>
<span class="bold">一、塞北的精悍气血
自西汉后期，匈奴遭遇到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而分裂为南北二部。呼韩邪单于带领南匈奴投奔中原帝国，并被皇帝安顿在帝国北部边境，嗣后数百年间以内部边疆战略、外部边疆战略等交替使用，以利益最大化。数百年间，不断有其他胡人陆续迁入中原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居住。到了司马氏的晋代，中原变成典型的“内敛帝国”，高度依赖于皇权与豪族间的合作，无人有兴趣外向处理边疆问题，而将边疆完全交付内附的胡族来应对，一旦天下有变，则事不可收拾矣。
王衍之辈的作为已经证明，中原士族已无资格作为东亚大陆上的普遍理想之外化的担纲者。其中无有反省能力的人，自视甚高又目光短浅，只知炫耀辩才与财富；有反省能力的人，也只能在退隐中寻求内心的宁静，而无能担纲武德与天下之重任。历史使命遂落在入主中原的北族肩上，其肩负武德的军事贵族，融合中原的理想与财富，终于建立起超越于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这个过程很血腥痛苦，已经在浮华中彻底丧失了政治能力的中原帝国，不得不在鲜血的涤荡中完成涅槃，与来自塞北的力量共同完成秩序的重构，使得普遍理想获得现实的存在。
初出草昧的胡族，倏入中原，野蛮之气难脱，全不知该如何治理天下，目光短浅无法避免。五胡十六国时，所立诸国遂旋生旋灭，继起者或会反思教训，调整策略，逐渐摸索出可行的治理办法。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从刘曜的前赵开始的胡族本位国家，到苻坚的前秦混一胡汉的失败尝试，再到北魏的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之成功建制。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普遍帝国的自我探索过程，最终，北魏的建制为嗣后的隋唐大帝国奠定了基础。
初时，西晋皇族内部争权夺利，酿成八王之乱。久居中原的南匈奴质子刘渊乘乱而起，回到并州的族人当中，率众外出征伐，并于初有基业后称帝。因汉匈历年和亲，刘渊有一半的汉朝宗室血统，故而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建汉高祖以下诸皇帝的神位进行祭祀，将自己的统续接到西汉，慨然有扫平天下重建汉室之志。<span class="mark" title="“（刘渊属下）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渊曰：‘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参见《资治通鉴·晋纪七》)">然而，毕竟胡人建制无法赢得中原认同，而以复汉为战略目标却会影响到对于胡人的动员，所以，在刘渊去世后，经过几番篡弑的短暂过渡，新上台的统治者刘曜将国家定位为胡人国家，国名由汉更改为赵；否则，人口占少数的胡人，将被人口占多数的汉人彻底吸收掉，胡人政权的部落认同感丧失，其赖以为根基的武力也将难以持续。刘曜定都关中，史称前赵；其手下大将石勒在关东裂地，称赵王而自立，史称后赵。前赵后赵时期，胡人统治者严格胡汉之分，视中原人等如奴隶，统治暴虐不堪，水准低劣难当。终致冉闵反叛，推翻石赵，建立冉魏。然而冉闵复对胡人大开杀戒，死者枕藉，比石赵还要残暴，因此冉魏根本不可能建立帝国，不过是胡赵的镜像物而已。冉闵最终败于前燕慕容氏之手。
从刘曜到冉闵，诸多政权的统治之所以无法成功，在于他们无法找到超越胡汉的治理办法，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愿望。譬如，石勒对中原一度采取的是草原上常见的“外部边疆战略”，统领其部落军，主要目标在于劫掠而不在于统治；到了其子石虎，发现倘若不治理中原，则无可劫掠了，方不得不考虑建立中原式官僚体系的问题。<span class="mark" title="［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130页。"> 然而其胡人本位的政策，意味着会将汉人在本质上推到对立面上去，敌人便内在于帝国当中；冉魏不过刚好把这个关系掉转过来，但敌人同样内在于帝国当中，这样一种统治是注定失败的。
而击败冉闵的前燕，悄然间在东北发展起一种二元的统治策略。慕容氏早先曾作为曹魏的盟友攻打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得以趁机了解中原的政治。在西晋初期登上部落首领之位的慕容廆，是第一个建立起兼容中原与部落两种治理的君主。西晋末年，中原动荡，大量汉人逃亡东北，这给慕容廆带来了急需的人力资源与人才储备。在汉人谋臣的帮助下，慕容氏逐渐懂得依凭农耕地区的财富来赎买部落中的军事贵族，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再依凭部落军事力量来控制农耕地区的财富，以形成正向循环的治理策略。这种治理策略可能只是出于现实需求的考虑，但它有着极为深远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涵。它终于克服了胡人国家那种将敌人内在化的困境，而提供了超越胡、汉、超越农、草的普遍治理框架；这种框架为普遍理想的外化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普遍的理想有了获得肉身的可能性，只待此肉身获得精神自觉，便会有普遍帝国的成立。
但前燕并未获得足够的机会发展起普遍帝国，便遭遇了氐族苻坚的前秦。苻坚清晰地意识到胡汉分隔所带来的问题，对他来说，若欲建立帝国的统治，有两种选择：或者强化自身统治族群共同体，一如石赵或冉闵所为；或者打碎任何共同体，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由君主来象征超越一切之上的统一秩序。苻坚决意混一胡汉，绝不偏袒自己的族人。他重用寒族汉人王猛为相，君臣信任关系史上罕有。在王猛的推动下，苻坚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采纳儒家礼仪，中原官制，抚恤百姓。当苻坚的手下功勋宿将不满于王猛得势，与其发生口角之际，苻坚痛斥“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同时，苻坚也清楚，唯有依靠胡族，帝国的军事力量才有保障。于是，各种投奔而来的胡族英雄，苻坚一并收留重用。鲜卑英雄慕容垂，因前燕内乱而投奔来到前秦，王猛目其非池中之物，劝苻坚早除之，苻坚反说：“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span class="mark" title="《晋书·苻坚载记》。"> 为示之以诚，苻坚不仅未除慕容垂，反令其带领追随而来的鲜卑部落军，戍守帝国重地。
苻坚超越胡汉的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政治步骤走错了。在打造起一君万民的统一帝国之前，便先放弃了氐族共同体，甚至欲保留关东的鲜卑军事贵族，作为自己对抗关中氐族军事贵族的依凭，却又未能建起独立于共同体之外直属君主的军队。结果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体仍然很强大，君主能控制的军队却涣散了。帝国的统一遂陷于危险当中，淝水一败竟致国家解体，苻坚只能抱恨而终。
最终，起自东北、已定居长城沿线代地颇久的拓跋鲜卑崛起，认真总结前此诸多胡国之成败利钝，终于一统北方，建立北魏。北魏道武帝建元称帝后，其政略屡次为鲜卑军事贵族所阻，这在草原的军事贵族民主制当中十分常见，但是道武帝已经统领中原，获得了外生于部落经济的经济资源，在与贵族的博弈中获得不对称优势，可以中原之财富反控军事贵族。在一次战争胜利后，道武帝即借势推行一种新的政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魏书·外戚列传》。">。道武帝所离散的不仅仅是其他胡人的部落，也包括了其本族的部落，诸部落战士遂成为直属皇帝的军人。但是，道武帝不可能将鲜卑军人变成类似于中原帝国的职业军人，否则草原骑兵所独有的战斗力便会丧失。所以他只是离散掉自然形成的诸部落，而以皇帝的命令，将鲜卑各族重新编为八部，设八部大人统领之。这样，既破除了原生性的部落共同体对于帝国一统、君主集权秩序所构成的威胁，又保留了部落制的形式，确保草原骑兵的战斗能力。这种治理办法极为高明，北魏皇帝的统治基础无疑还是鲜卑人，但皇帝不再以鲜卑人的身份来统治帝国了，纯粹基于草原资源的鲜卑单于，是不会有能力重新编制部落的。帝国混一胡汉，打造以中原御草原、复以草原御中原的二元治理架构，皇帝居于各方之上作为均衡力量。
如此一来，草原上的周期性继承危机便破除了，<span class="mark" title="破除周期性的继承危机，须形成父终子及的继承制度；但是东汉的教训是皇帝冲龄即位有可能招致外戚专权。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北魏甚至曾经动用过“子贵母死”这种非常残酷的手段。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近代西亚的奥斯曼突厥帝国，也有类似的残酷制度。在前任苏丹去世后，其诸子往往兄弟相残，血溅宫廷。为了破解继承危机以免国家分裂，争斗中获胜的新任苏丹一登基就会将其活着的兄弟全部用弓弦勒死，为此辩护的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死几条人命更糟糕。这种残酷的政策带来了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因为登基者是生存竞争的强者。直到1603年，因为合法继承人是两个未成年孩童，无法确保他们都能活到成年，新任苏丹处死兄弟之惯例才被废除。参见［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60页。">但君主统治的并不是秦皇汉武所统治的那种散沙状社会，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遗风犹在。八部大人对于自己的所属还有着一种基于拟血亲共同体的统领关系，比如首领与其属下经常会结成养父养子的关系，这种关系带来军队的战斗力，君主无法也无意尽除。从而，八部大人作为新的军事贵族，对于君主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帝国作为君主与贵族共治之政治体存在，一种上下同心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而未曾南渡的中原士族也逐渐进入到北朝的统治机构中，担纲治理重任，其多刚勇矫健之风，能实心用事，非南朝士族可比。北族以其未经修饰的纯然元气，再造中原朴拙之风，久已颓唐的理想，终见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复生，颇有西周古风。
<span class="bold">二、江南的衣冠礼乐
<span class="bold">1.秩序均衡的脆弱性
西晋末年主道昏庸，臣下无道，胡族四起，天下大乱，百姓南迁。仓促间，皇族当中名望并不重的一支司马睿，在南渡士族的支持下，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
东晋皇权对于与士族合作的需求更高于西晋，乃至司马睿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渡士族领袖王导与其共坐御床，时谓“王与马，共天下”。南渡的诸侨姓士族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主，作为士族对于权力分割的共识基础；但是诸侨姓士族本身并不足以抵御北族南侵的压力，也不足以压制本地吴姓士族的挑战，还需要有南奔的流民编成军队以为倚仗。田余庆先生对此总结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span class="mark" title="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 田余庆先生进一步区分了士族当中的高等士族和次等士族，前者是真正在朝廷中当权的豪门大族，代表人物有琅琊王氏、谯国桓氏等五族；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杨诠期、刘裕等人，他们只能各自统领流民军所组成的西府兵和北府兵，供高等士族驱驰；还有孙恩、卢循等人，不满于高等士族的把持朝政，而结合民间淫祀的组织力量，掀起叛乱，最终为刘裕所平。
东晋一朝的格局是，高等士族与皇权共天下，次等士族与流民共军力，这意味着帝国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在人事意义上并不重合。这种不重合与征服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分离于经济重心不同，后者的皇权能够有效统领军队，以此压制经济重心并形成帝国的外向性格；而东晋实则内敛帝国，政治与军事重心的分离，只能是蕴含着内乱的种子。故而东晋一朝的秩序均衡点过度地远离了集权秩序一侧，落在多重均衡当中稳定性非常差的一个点上。不断地有权臣试图取司马氏而代之，而流民军有苏峻之乱等事，也不让人放心，天下惶惶不安。
最终，次等士族刘裕率其北府兵，击败了在建康僭位改号的高等士族桓玄，不久又取司马氏而代之，建立了刘宋，历史进入南朝。此时，帝国在人事意义上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终于合一了，皇权较之东晋获得了伸张，均衡点开始向集权秩序一侧回摆。但是由于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仍未出现，豪族的大庄园经济不是南朝皇帝所能克服得了的，所以南朝诸帝国的中央财政仍然很有限，还是必须与豪门士族之间形成均衡、合作关系。
南朝的政治稳定性也并未变好太多。盖司马氏虽得天下过于诡诈，<span class="mark" title="“（晋）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参见《晋书·宣帝纪》。"> 但其正统性历经百年已为人默认，而南朝诸帝由于多系篡僭上台，依照传统的儒家观念来看，其正统性有严重问题；这激励了无数野心家的想象力，人人皆觊觎神器，这还仅是对内的一面。对外的一面，北朝已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开始有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南朝武力不济，却又不能在与北朝的竞争当中认输，因此必须强化自己作为正朔所在的特性，坚持儒家的观念，可这又会放大自己正统性缺失的问题。这种两难困境，导致皇朝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
<span class="bold">2.文化的重构与传播
南朝的皇帝无法化解现实的困境，所以在纠结中开始寻求新的普遍理想的支持，这在萧梁一朝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梁武帝极度佞佛，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最后一次舍身时，梁武帝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大赦和改元。大赦、改元意味着万象更新与民同庆，梁武帝不以儒家礼仪来行此礼，却以佛教的仪式来做。<span class="mark" title="［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6—147页。"> 这实际上意味着梁武帝力图以另一种普遍理想刷新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刷新梁朝的政治意涵，冀图以此来克服掉自己篡权上台的正当性缺陷，以绝贼子之心。
另一方面，梁武帝极为鼓励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时江南衣冠礼乐文风大盛，涌现出《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与文集，甚至跨海影响到朝鲜、日本。因为南朝在军事上的竞争败于北朝，所以其主战场转移到文化正统之争。以至当时天下军力最强的东魏实际控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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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bold">一、塞北的精悍气血
自西汉后期，匈奴遭遇到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而分裂为南北二部。呼韩邪单于带领南匈奴投奔中原帝国，并被皇帝安顿在帝国北部边境，嗣后数百年间以内部边疆战略、外部边疆战略等交替使用，以利益最大化。数百年间，不断有其他胡人陆续迁入中原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居住。到了司马氏的晋代，中原变成典型的“内敛帝国”，高度依赖于皇权与豪族间的合作，无人有兴趣外向处理边疆问题，而将边疆完全交付内附的胡族来应对，一旦天下有变，则事不可收拾矣。
王衍之辈的作为已经证明，中原士族已无资格作为东亚大陆上的普遍理想之外化的担纲者。其中无有反省能力的人，自视甚高又目光短浅，只知炫耀辩才与财富；有反省能力的人，也只能在退隐中寻求内心的宁静，而无能担纲武德与天下之重任。历史使命遂落在入主中原的北族肩上，其肩负武德的军事贵族，融合中原的理想与财富，终于建立起超越于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这个过程很血腥痛苦，已经在浮华中彻底丧失了政治能力的中原帝国，不得不在鲜血的涤荡中完成涅槃，与来自塞北的力量共同完成秩序的重构，使得普遍理想获得现实的存在。
初出草昧的胡族，倏入中原，野蛮之气难脱，全不知该如何治理天下，目光短浅无法避免。五胡十六国时，所立诸国遂旋生旋灭，继起者或会反思教训，调整策略，逐渐摸索出可行的治理办法。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从刘曜的前赵开始的胡族本位国家，到苻坚的前秦混一胡汉的失败尝试，再到北魏的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之成功建制。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普遍帝国的自我探索过程，最终，北魏的建制为嗣后的隋唐大帝国奠定了基础。
初时，西晋皇族内部争权夺利，酿成八王之乱。久居中原的南匈奴质子刘渊乘乱而起，回到并州的族人当中，率众外出征伐，并于初有基业后称帝。因汉匈历年和亲，刘渊有一半的汉朝宗室血统，故而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建汉高祖以下诸皇帝的神位进行祭祀，将自己的统续接到西汉，慨然有扫平天下重建汉室之志。<span class="mark" title="“（刘渊属下）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渊曰：‘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参见《资治通鉴·晋纪七》)">然而，毕竟胡人建制无法赢得中原认同，而以复汉为战略目标却会影响到对于胡人的动员，所以，在刘渊去世后，经过几番篡弑的短暂过渡，新上台的统治者刘曜将国家定位为胡人国家，国名由汉更改为赵；否则，人口占少数的胡人，将被人口占多数的汉人彻底吸收掉，胡人政权的部落认同感丧失，其赖以为根基的武力也将难以持续。刘曜定都关中，史称前赵；其手下大将石勒在关东裂地，称赵王而自立，史称后赵。前赵后赵时期，胡人统治者严格胡汉之分，视中原人等如奴隶，统治暴虐不堪，水准低劣难当。终致冉闵反叛，推翻石赵，建立冉魏。然而冉闵复对胡人大开杀戒，死者枕藉，比石赵还要残暴，因此冉魏根本不可能建立帝国，不过是胡赵的镜像物而已。冉闵最终败于前燕慕容氏之手。
从刘曜到冉闵，诸多政权的统治之所以无法成功，在于他们无法找到超越胡汉的治理办法，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愿望。譬如，石勒对中原一度采取的是草原上常见的“外部边疆战略”，统领其部落军，主要目标在于劫掠而不在于统治；到了其子石虎，发现倘若不治理中原，则无可劫掠了，方不得不考虑建立中原式官僚体系的问题。<span class="mark" title="［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130页。"> 然而其胡人本位的政策，意味着会将汉人在本质上推到对立面上去，敌人便内在于帝国当中；冉魏不过刚好把这个关系掉转过来，但敌人同样内在于帝国当中，这样一种统治是注定失败的。
而击败冉闵的前燕，悄然间在东北发展起一种二元的统治策略。慕容氏早先曾作为曹魏的盟友攻打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得以趁机了解中原的政治。在西晋初期登上部落首领之位的慕容廆，是第一个建立起兼容中原与部落两种治理的君主。西晋末年，中原动荡，大量汉人逃亡东北，这给慕容廆带来了急需的人力资源与人才储备。在汉人谋臣的帮助下，慕容氏逐渐懂得依凭农耕地区的财富来赎买部落中的军事贵族，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再依凭部落军事力量来控制农耕地区的财富，以形成正向循环的治理策略。这种治理策略可能只是出于现实需求的考虑，但它有着极为深远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涵。它终于克服了胡人国家那种将敌人内在化的困境，而提供了超越胡、汉、超越农、草的普遍治理框架；这种框架为普遍理想的外化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普遍的理想有了获得肉身的可能性，只待此肉身获得精神自觉，便会有普遍帝国的成立。
但前燕并未获得足够的机会发展起普遍帝国，便遭遇了氐族苻坚的前秦。苻坚清晰地意识到胡汉分隔所带来的问题，对他来说，若欲建立帝国的统治，有两种选择：或者强化自身统治族群共同体，一如石赵或冉闵所为；或者打碎任何共同体，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由君主来象征超越一切之上的统一秩序。苻坚决意混一胡汉，绝不偏袒自己的族人。他重用寒族汉人王猛为相，君臣信任关系史上罕有。在王猛的推动下，苻坚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采纳儒家礼仪，中原官制，抚恤百姓。当苻坚的手下功勋宿将不满于王猛得势，与其发生口角之际，苻坚痛斥“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同时，苻坚也清楚，唯有依靠胡族，帝国的军事力量才有保障。于是，各种投奔而来的胡族英雄，苻坚一并收留重用。鲜卑英雄慕容垂，因前燕内乱而投奔来到前秦，王猛目其非池中之物，劝苻坚早除之，苻坚反说：“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span class="mark" title="《晋书·苻坚载记》。"> 为示之以诚，苻坚不仅未除慕容垂，反令其带领追随而来的鲜卑部落军，戍守帝国重地。
苻坚超越胡汉的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其政治步骤走错了。在打造起一君万民的统一帝国之前，便先放弃了氐族共同体，甚至欲保留关东的鲜卑军事贵族，作为自己对抗关中氐族军事贵族的依凭，却又未能建起独立于共同体之外直属君主的军队。结果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体仍然很强大，君主能控制的军队却涣散了。帝国的统一遂陷于危险当中，淝水一败竟致国家解体，苻坚只能抱恨而终。
最终，起自东北、已定居长城沿线代地颇久的拓跋鲜卑崛起，认真总结前此诸多胡国之成败利钝，终于一统北方，建立北魏。北魏道武帝建元称帝后，其政略屡次为鲜卑军事贵族所阻，这在草原的军事贵族民主制当中十分常见，但是道武帝已经统领中原，获得了外生于部落经济的经济资源，在与贵族的博弈中获得不对称优势，可以中原之财富反控军事贵族。在一次战争胜利后，道武帝即借势推行一种新的政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魏书·外戚列传》。">。道武帝所离散的不仅仅是其他胡人的部落，也包括了其本族的部落，诸部落战士遂成为直属皇帝的军人。但是，道武帝不可能将鲜卑军人变成类似于中原帝国的职业军人，否则草原骑兵所独有的战斗力便会丧失。所以他只是离散掉自然形成的诸部落，而以皇帝的命令，将鲜卑各族重新编为八部，设八部大人统领之。这样，既破除了原生性的部落共同体对于帝国一统、君主集权秩序所构成的威胁，又保留了部落制的形式，确保草原骑兵的战斗能力。这种治理办法极为高明，北魏皇帝的统治基础无疑还是鲜卑人，但皇帝不再以鲜卑人的身份来统治帝国了，纯粹基于草原资源的鲜卑单于，是不会有能力重新编制部落的。帝国混一胡汉，打造以中原御草原、复以草原御中原的二元治理架构，皇帝居于各方之上作为均衡力量。
如此一来，草原上的周期性继承危机便破除了，<span class="mark" title="破除周期性的继承危机，须形成父终子及的继承制度；但是东汉的教训是皇帝冲龄即位有可能招致外戚专权。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北魏甚至曾经动用过“子贵母死”这种非常残酷的手段。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近代西亚的奥斯曼突厥帝国，也有类似的残酷制度。在前任苏丹去世后，其诸子往往兄弟相残，血溅宫廷。为了破解继承危机以免国家分裂，争斗中获胜的新任苏丹一登基就会将其活着的兄弟全部用弓弦勒死，为此辩护的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死几条人命更糟糕。这种残酷的政策带来了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因为登基者是生存竞争的强者。直到1603年，因为合法继承人是两个未成年孩童，无法确保他们都能活到成年，新任苏丹处死兄弟之惯例才被废除。参见［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60页。">但君主统治的并不是秦皇汉武所统治的那种散沙状社会，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遗风犹在。八部大人对于自己的所属还有着一种基于拟血亲共同体的统领关系，比如首领与其属下经常会结成养父养子的关系，这种关系带来军队的战斗力，君主无法也无意尽除。从而，八部大人作为新的军事贵族，对于君主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帝国作为君主与贵族共治之政治体存在，一种上下同心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而未曾南渡的中原士族也逐渐进入到北朝的统治机构中，担纲治理重任，其多刚勇矫健之风，能实心用事，非南朝士族可比。北族以其未经修饰的纯然元气，再造中原朴拙之风，久已颓唐的理想，终见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复生，颇有西周古风。
<span class="bold">二、江南的衣冠礼乐
<span class="bold">1.秩序均衡的脆弱性
西晋末年主道昏庸，臣下无道，胡族四起，天下大乱，百姓南迁。仓促间，皇族当中名望并不重的一支司马睿，在南渡士族的支持下，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
东晋皇权对于与士族合作的需求更高于西晋，乃至司马睿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渡士族领袖王导与其共坐御床，时谓“王与马，共天下”。南渡的诸侨姓士族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主，作为士族对于权力分割的共识基础；但是诸侨姓士族本身并不足以抵御北族南侵的压力，也不足以压制本地吴姓士族的挑战，还需要有南奔的流民编成军队以为倚仗。田余庆先生对此总结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span class="mark" title="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 田余庆先生进一步区分了士族当中的高等士族和次等士族，前者是真正在朝廷中当权的豪门大族，代表人物有琅琊王氏、谯国桓氏等五族；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杨诠期、刘裕等人，他们只能各自统领流民军所组成的西府兵和北府兵，供高等士族驱驰；还有孙恩、卢循等人，不满于高等士族的把持朝政，而结合民间淫祀的组织力量，掀起叛乱，最终为刘裕所平。
东晋一朝的格局是，高等士族与皇权共天下，次等士族与流民共军力，这意味着帝国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在人事意义上并不重合。这种不重合与征服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分离于经济重心不同，后者的皇权能够有效统领军队，以此压制经济重心并形成帝国的外向性格；而东晋实则内敛帝国，政治与军事重心的分离，只能是蕴含着内乱的种子。故而东晋一朝的秩序均衡点过度地远离了集权秩序一侧，落在多重均衡当中稳定性非常差的一个点上。不断地有权臣试图取司马氏而代之，而流民军有苏峻之乱等事，也不让人放心，天下惶惶不安。
最终，次等士族刘裕率其北府兵，击败了在建康僭位改号的高等士族桓玄，不久又取司马氏而代之，建立了刘宋，历史进入南朝。此时，帝国在人事意义上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终于合一了，皇权较之东晋获得了伸张，均衡点开始向集权秩序一侧回摆。但是由于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仍未出现，豪族的大庄园经济不是南朝皇帝所能克服得了的，所以南朝诸帝国的中央财政仍然很有限，还是必须与豪门士族之间形成均衡、合作关系。
南朝的政治稳定性也并未变好太多。盖司马氏虽得天下过于诡诈，<span class="mark" title="“（晋）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参见《晋书·宣帝纪》。"> 但其正统性历经百年已为人默认，而南朝诸帝由于多系篡僭上台，依照传统的儒家观念来看，其正统性有严重问题；这激励了无数野心家的想象力，人人皆觊觎神器，这还仅是对内的一面。对外的一面，北朝已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开始有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南朝武力不济，却又不能在与北朝的竞争当中认输，因此必须强化自己作为正朔所在的特性，坚持儒家的观念，可这又会放大自己正统性缺失的问题。这种两难困境，导致皇朝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
<span class="bold">2.文化的重构与传播
南朝的皇帝无法化解现实的困境，所以在纠结中开始寻求新的普遍理想的支持，这在萧梁一朝表现得极为明显。一方面，梁武帝极度佞佛，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最后一次舍身时，梁武帝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大赦和改元。大赦、改元意味着万象更新与民同庆，梁武帝不以儒家礼仪来行此礼，却以佛教的仪式来做。<span class="mark" title="［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6—147页。"> 这实际上意味着梁武帝力图以另一种普遍理想刷新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刷新梁朝的政治意涵，冀图以此来克服掉自己篡权上台的正当性缺陷，以绝贼子之心。
另一方面，梁武帝极为鼓励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时江南衣冠礼乐文风大盛，涌现出《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与文集，甚至跨海影响到朝鲜、日本。因为南朝在军事上的竞争败于北朝，所以其主战场转移到文化正统之争。以至当时天下军力最强的东魏实际控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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