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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d77d6d2fef8f4e699c5e3065d4abc8ab_5">第一节 三轮大循环</h3>
中国历史并不是黑格尔说的那种“永无变动的单一”<span class="mark" title="［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黑格尔所说的“永无变动”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经历长久的时间流逝，而是指虽然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却处在精神的停滞状态，改朝换代不带来精神上的进展，民族的自我意识始终是仅仅基于皇帝个人，未曾发生向个体的普遍精神自觉的进展，这样的历史即便历经长久，也并未脱离上古太远。黑格尔的这个论断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整个历史哲学理论体系的构筑。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为对历史的理解搭建起一个新的、体系性的认知图景，局部的错误并不一定带来对整个体系的否定。">，而是有着生生不息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一种结构性变化，会使得文明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反复地处在分离状态，自我意识在追求与存在的重新合一过程当中，越来越向人们的普遍自觉的方向进展。过程很漫长，有的时候有反复，有的时候需要借助外部要素的注入，但这样一个过程是持续的，构成普遍精神向前运动的具体呈现。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其动力机制就是绪论第二部分所讲的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间的张力，它更具体地呈现为在制度当中活动的诸多行为主体的博弈过程。自生秩序来源于社会、经济贸易过程，来源于人们个体性的、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过程；集权秩序来源于朝廷自上而下对帝国进行的总体控制。这两种秩序的均衡，落实为某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制度安排。在均衡中，如果其均衡点过多向集权秩序的方向偏移，则社会会丧失活力；如果过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则帝国就会分裂解体。这两种均衡都是不稳定的，最终的制度安排势必是逐渐磨合出的恰当的均衡点，才会形成稳定的秩序。<span class="mark" title="也许有读者会质疑，这种说法里似乎隐含了“大一统”是个最可欲的历史目标的假设。实际上笔者并未作此假设，而是在对历史的分析中，认为基于中原庞大的农耕地区与人口，在越过某个门槛之后，“大一统”是个不可逆的结果，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参见第一章第一节的相关论述。">
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均衡曾多次被打破，而均衡重建的过程，就会发生本书绪论中所论“普遍的理想——特殊的现实——普遍的现实”的小循环运动过程，以及发生更深刻危机后所引发的大循环运动过程。小循环的运动过程主要是涉及国体及治理方案的调整；大循环则是由于普遍理想遭遇真正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导致担纲者阶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打破均衡都会引发历史的结构性变化，但把时段拉得长一些，则前述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当中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在大循环当中，其均衡被打破的初始动因通常是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族群分布的变化等；以及技术的发展，包括生产技术以及知识传播技术的变化。人口和技术的变化，会引发新的经济要素的出现，将原有诸要素的均衡打破。在古代史上，通常是君主能够率先把握住这个新的经济要素，从而获得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君主会以此来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强化集权秩序；但光有新的财政基础还不够，还需要新的人事基础，这就涉及知识传播技术了，君主因此能够借重来自新阶层的人群，以压制此前与君主形成制衡关系的社会担纲阶层。最终，经过一段动荡，新的均衡会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均衡已经是基于面目全非的社会结构了，而过去的普遍理想已经外在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存在相分离了，所以普遍理想的自我超越就成为新的需求，追求其与存在的合一。
在大循环的均衡重建过程中，君主是其中的主动方，所以新的均衡点会更加偏向集权秩序一方。但这会导致社会丧失活力，甚至导致一些群体无法被纳入新的均衡关系当中，沦为（广义的）流民，成为无序的破坏性力量，这就是类似于秦这种朝代很短命的原因。但短命朝代之后，通常会伴随着一个伟大的长寿朝代。因为这个新的朝代会汲取前朝的教训，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把那些新的经济要素以及被抛离出秩序的... -->>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d77d6d2fef8f4e699c5e3065d4abc8ab_5">第一节 三轮大循环</h3>
中国历史并不是黑格尔说的那种“永无变动的单一”<span class="mark" title="［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黑格尔所说的“永无变动”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经历长久的时间流逝，而是指虽然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却处在精神的停滞状态，改朝换代不带来精神上的进展，民族的自我意识始终是仅仅基于皇帝个人，未曾发生向个体的普遍精神自觉的进展，这样的历史即便历经长久，也并未脱离上古太远。黑格尔的这个论断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整个历史哲学理论体系的构筑。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为对历史的理解搭建起一个新的、体系性的认知图景，局部的错误并不一定带来对整个体系的否定。">，而是有着生生不息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一种结构性变化，会使得文明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反复地处在分离状态，自我意识在追求与存在的重新合一过程当中，越来越向人们的普遍自觉的方向进展。过程很漫长，有的时候有反复，有的时候需要借助外部要素的注入，但这样一个过程是持续的，构成普遍精神向前运动的具体呈现。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其动力机制就是绪论第二部分所讲的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间的张力，它更具体地呈现为在制度当中活动的诸多行为主体的博弈过程。自生秩序来源于社会、经济贸易过程，来源于人们个体性的、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过程；集权秩序来源于朝廷自上而下对帝国进行的总体控制。这两种秩序的均衡，落实为某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制度安排。在均衡中，如果其均衡点过多向集权秩序的方向偏移，则社会会丧失活力；如果过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偏移，则帝国就会分裂解体。这两种均衡都是不稳定的，最终的制度安排势必是逐渐磨合出的恰当的均衡点，才会形成稳定的秩序。<span class="mark" title="也许有读者会质疑，这种说法里似乎隐含了“大一统”是个最可欲的历史目标的假设。实际上笔者并未作此假设，而是在对历史的分析中，认为基于中原庞大的农耕地区与人口，在越过某个门槛之后，“大一统”是个不可逆的结果，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参见第一章第一节的相关论述。">
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均衡曾多次被打破，而均衡重建的过程，就会发生本书绪论中所论“普遍的理想——特殊的现实——普遍的现实”的小循环运动过程，以及发生更深刻危机后所引发的大循环运动过程。小循环的运动过程主要是涉及国体及治理方案的调整；大循环则是由于普遍理想遭遇真正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导致担纲者阶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打破均衡都会引发历史的结构性变化，但把时段拉得长一些，则前述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当中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在大循环当中，其均衡被打破的初始动因通常是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分布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族群分布的变化等；以及技术的发展，包括生产技术以及知识传播技术的变化。人口和技术的变化，会引发新的经济要素的出现，将原有诸要素的均衡打破。在古代史上，通常是君主能够率先把握住这个新的经济要素，从而获得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君主会以此来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强化集权秩序；但光有新的财政基础还不够，还需要新的人事基础，这就涉及知识传播技术了，君主因此能够借重来自新阶层的人群，以压制此前与君主形成制衡关系的社会担纲阶层。最终，经过一段动荡，新的均衡会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均衡已经是基于面目全非的社会结构了，而过去的普遍理想已经外在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存在相分离了，所以普遍理想的自我超越就成为新的需求，追求其与存在的合一。
在大循环的均衡重建过程中，君主是其中的主动方，所以新的均衡点会更加偏向集权秩序一方。但这会导致社会丧失活力，甚至导致一些群体无法被纳入新的均衡关系当中，沦为（广义的）流民，成为无序的破坏性力量，这就是类似于秦这种朝代很短命的原因。但短命朝代之后，通常会伴随着一个伟大的长寿朝代。因为这个新的朝代会汲取前朝的教训，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把那些新的经济要素以及被抛离出秩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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