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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b6faeee9e991474bb97a67c37deba4a9_5">第七节 海洋</h3>
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将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从浙江东南部开始，一直到两广地区，切割成一连串面积很小又彼此分隔的小平原。平原的背后是不断绵延的山脉，山脉之间是一条条的河流。这使得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交通，以及小平原彼此之间的陆上交通，都比较困难，反倒是海上交通更为方便，于是这里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区。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系当地原有的百越部族与战乱所迫逐渐迁徙来此的中原人群混合而成。百越先民自史前时代就已在环中国海地区广泛航行，据考古学的研究显示，在公元前5000—3000年间，从舟山群岛开始向南，广泛分布于华南、台湾及印支半岛的大坌坑文化，其中的遗存证明了该文化的居民已经能够建造独木舟并进行深海捕鱼。<span class="mark" title="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印群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7—232页。">
在几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口南迁之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一直很稀少，所以古百越人的航海至多只是个体性的冒险，并无什么政治性的意义。在汉武帝出兵灭亡东瓯和闽越之后，甚至将本就稀少的人口迁到江淮之间，放弃了当地的土地。在孙吴统治时期以及南朝时期，史书上经常看到征伐山越的记载，其中有相当部分分布在沿海丘陵地区。直到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变引发两次大的人口迁徙，东南沿海的人口才逐渐变得稠密起来。到十五六世纪，东南沿海的人口日渐膨胀，本地的农业经济已经无法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于是开始了一种具有政治性意义的向海外移民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东南沿海地区与周边环东亚海域逐渐发展为一个广大的贸易世界，形成了大大区别于中原农耕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
黑格尔曾经如此对比海洋与陆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span class="mark" title="［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大海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天然地是自由的、平等的、开放的。根本原因在于，大海作为一个可以通达世界的自由通道，原则上无法被任何人所占领，勇敢的人可以去冒险，获取财富；通过大海，人们也很容易逃避集权政治力量的管制。所以，大海孕育着自由，通过一种自生秩序的方式，人们自我组织起来，摆脱大陆式的集权秩序，去创造自己的命运。
自我组织并不代表无秩序，而只是不依赖外部强加的秩序。自生秩序通常会依托既有的组织资源，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组织资源来源于宗族秩序。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族秩序更加富有生命力。帝国政府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力因山脉阻隔交通困难而大大减轻；沿海地区的这种地理空间，也使其在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波及，因此当地的宗族秩序没有受到过严重的破坏，其对社会的整合力量要远强于中原地区。
对于朝廷来说，到海上讨生活的人群，很容易脱离帝国控制，因此明清时期比较长期地实行海禁。但这不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便能够奏效的，尤其是在明中期之后，帝国内部流通的货币不足，依赖于海外白银的输入，这只能通过对外贸易获得，所以朝廷不得不逐渐承认海商的活动，并最终解除海禁。
出身于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们，此后逐渐垄断了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贸易。日本、琉球、南洋群岛等各处的小王国或贸易城邦等，需要参与到中国的朝贡贸易当中，这是利润很大的贸易，而朝贡贸易的具体操办者往往就是侨居当地的华人。他们为侨居地的土著王公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从而获得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过程中，两广、福建一代的人逐渐建立起一个覆盖整个南洋的社会空间。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如鱼得水，南洋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家乡的一部分，并不是远离故土的外国，下南洋也不是离开故国，而就是在同一社会空间中的内部移动，这种认知几乎一直延续到20世纪非殖民化运动之前。对比一下南宋、南明的末代君主及随同军民的逃亡选择，与同时代两广、福建百姓的逃亡选择，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宋末帝及追随他的非两广、福建出身的军民，在元军追击下逃亡到了广东一带的海面上，虽然仍可以继续往南逃，但他们拒绝了，转而北向并最终殉国；南明永历帝在两广称帝，之后的逃亡方向是云南、缅甸，而不是可能更安全的南洋。因为对这些出身中原的人来说，南洋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逃往南洋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一切，虽生犹死。但是对于两广、福建人来说，逃往南洋是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那仍然是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空间，很多人也确实就逃到了那里。<span class="mark" title="感谢中山大学刘志伟先生就此与笔者的讨论所带来的启发。">南洋是个社会概念，其特征是通过海洋实现的社会网络构建；帝国则是个政治概念，其特征是军事与政治征服及秩序正统性的担当。两广、福建人如果被迫逃往南洋，最多是丢掉自己的政治身份，但是社会身份不会丢失；他们仍然可以嵌合在一个意义世界里，虽然正统性的感觉会受到伤害，但生活的意义仍得以保留。对非两广、福建的人来说，逃往南洋则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全都丢掉了，生活的意义彻底丧失，所以不可接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的一个常常被人忽视、却非常本真性的特征，即，它实际上是通过政治手段而对若干个社会空间的整合。帝国内部，只有在中原地区，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才是重合的，在非中原地区，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并不一定重合。因为帝国有一个政治统治有效半径的问题，统治半径由军事和财政逻辑决定，而不由社会空间决定。中原的社会空间全部在这个半径覆盖范围内，但是非中原地区的社会空间，经常是只有一部分在半径覆盖范围内。华南地区的汉人社会，以极深刻的方式呈现出这一点，它是南洋社会空间的最北端，被帝国政治空间所整合，但这一社会空间仍有很大一部分在帝国政治空间之外。我们过去常常以为中原表达着“中国”的本质属性，但从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重合与否这一角度来看，会发现，中原实际上是特殊的。咨诸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区的伟大帝国，同样可以发现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不重合性，这差不多是帝国的一种常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意识到，由于这种不重合性，对帝国治理来说，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便需要各得其正，也就是说，两种秩序需要划定各自的边界，否则很容易相互伤害。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多元一体”，这里的“一体”所表达的是政治性统一；“多元”所表达的则不仅仅是族群差异，更是一种社会性差异，比如，边疆地区与其他族群混居的汉人群体，就并不因其汉人身份，而与中原共享同样的社会空间，反倒可能因为与当地其他族群频繁的日常互动，而共享社会空间。“多元”并不能否定“一体”的政治逻辑，“一体”也不应无视“多元”的社会逻辑。
在早期西方殖民者来到南洋之后，很快发现，他们在各种经济活动当中，诸如与中国的贸易，从当地征收赋税，以及为殖民城市提供服务等等方面，不得不依赖华人。<span class="mark" title="［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华人在家乡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在南洋也本能地愿意接受土著王公或者殖民者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以为后者服务的方式，获得控制经济领域的机会。
进一步探究，会发现南洋华人政治意识的欠缺，并不仅仅是本乡长期欠缺政治权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强大的宗族结构的双刃剑效应所致。宗族结构一方面带来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一方面压制了华人的政治意识。
对于海外长途贸易而言，最关键的便是其信用结构的建立，否则与遥远陌生人的贸易关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海外华人都是东南沿海的移民，他们漂洋过海时，随身携带着以宗族关系、方言群体等为依托的信用基础；跨越远距离的信用结构，通过宗族内部诸多个体的远距离迁徙而建立起来。在进入20世纪以前，闽南方言群体、潮汕方言群体、客家方言群体、珠三角的广东方言群体，是南洋最重要的几个华人方言群体，他们各自垄断了一些行业。<span class="mark" title="只有东南沿海的方言才足以构成一种群体认同标志，因为当地方言极多，常常翻过一座山就听不懂了，这样便确保了操同一方言的群体是一个足够小的群体，可以形成有效的类熟人关系身份认同。而诸如北方方言这种使用人口极多的方言，是无法以其为基础形成那种认同的。东南沿海这样一种破碎的方言结构，对应的便是强大的宗族认同，这两点的存在也都是因为东南沿海的多丘陵地理。"> 以宗族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带来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但是相应地，华人所能够想象的秩序也基本上是基于这种宗族（或拟宗族）的社会结构。
（拟）宗族共同体是一种基于血亲本能之自然伦理的社会和经济存在，而不是一种进行主动创制的政治存在。南洋华人在侨居地形成了大量以宗族共同体、方言共同体为基础的会党组织，这些会党组织一端在南洋，另一端连在故土，可以招募本乡人来到海外，帮助初到海外的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落脚，在会党内形成互助关系，包括各种内部融资手段等，还形成会党自身的暴力组织，以此为基础确保对于特定行业的垄断，排除其他人的商业竞争。会党的凝聚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拟宗族共同体的认同，一是在侨居地对于本乡神灵的共同祭祀。<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3—47页。"> 这些都意味着它必定是封闭的小群体，群体之间，即不同的会党组织之间，都不会有认同感，更遑论建立起一种超越小群体的普遍秩序了。所谓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在中国人作为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在作为同乡的意义上，相当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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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将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从浙江东南部开始，一直到两广地区，切割成一连串面积很小又彼此分隔的小平原。平原的背后是不断绵延的山脉，山脉之间是一条条的河流。这使得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交通，以及小平原彼此之间的陆上交通，都比较困难，反倒是海上交通更为方便，于是这里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区。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系当地原有的百越部族与战乱所迫逐渐迁徙来此的中原人群混合而成。百越先民自史前时代就已在环中国海地区广泛航行，据考古学的研究显示，在公元前5000—3000年间，从舟山群岛开始向南，广泛分布于华南、台湾及印支半岛的大坌坑文化，其中的遗存证明了该文化的居民已经能够建造独木舟并进行深海捕鱼。<span class="mark" title="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印群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7—232页。">
在几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口南迁之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一直很稀少，所以古百越人的航海至多只是个体性的冒险，并无什么政治性的意义。在汉武帝出兵灭亡东瓯和闽越之后，甚至将本就稀少的人口迁到江淮之间，放弃了当地的土地。在孙吴统治时期以及南朝时期，史书上经常看到征伐山越的记载，其中有相当部分分布在沿海丘陵地区。直到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变引发两次大的人口迁徙，东南沿海的人口才逐渐变得稠密起来。到十五六世纪，东南沿海的人口日渐膨胀，本地的农业经济已经无法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于是开始了一种具有政治性意义的向海外移民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东南沿海地区与周边环东亚海域逐渐发展为一个广大的贸易世界，形成了大大区别于中原农耕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
黑格尔曾经如此对比海洋与陆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span class="mark" title="［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大海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天然地是自由的、平等的、开放的。根本原因在于，大海作为一个可以通达世界的自由通道，原则上无法被任何人所占领，勇敢的人可以去冒险，获取财富；通过大海，人们也很容易逃避集权政治力量的管制。所以，大海孕育着自由，通过一种自生秩序的方式，人们自我组织起来，摆脱大陆式的集权秩序，去创造自己的命运。
自我组织并不代表无秩序，而只是不依赖外部强加的秩序。自生秩序通常会依托既有的组织资源，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组织资源来源于宗族秩序。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族秩序更加富有生命力。帝国政府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力因山脉阻隔交通困难而大大减轻；沿海地区的这种地理空间，也使其在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波及，因此当地的宗族秩序没有受到过严重的破坏，其对社会的整合力量要远强于中原地区。
对于朝廷来说，到海上讨生活的人群，很容易脱离帝国控制，因此明清时期比较长期地实行海禁。但这不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便能够奏效的，尤其是在明中期之后，帝国内部流通的货币不足，依赖于海外白银的输入，这只能通过对外贸易获得，所以朝廷不得不逐渐承认海商的活动，并最终解除海禁。
出身于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们，此后逐渐垄断了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贸易。日本、琉球、南洋群岛等各处的小王国或贸易城邦等，需要参与到中国的朝贡贸易当中，这是利润很大的贸易，而朝贡贸易的具体操办者往往就是侨居当地的华人。他们为侨居地的土著王公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从而获得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过程中，两广、福建一代的人逐渐建立起一个覆盖整个南洋的社会空间。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如鱼得水，南洋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家乡的一部分，并不是远离故土的外国，下南洋也不是离开故国，而就是在同一社会空间中的内部移动，这种认知几乎一直延续到20世纪非殖民化运动之前。对比一下南宋、南明的末代君主及随同军民的逃亡选择，与同时代两广、福建百姓的逃亡选择，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宋末帝及追随他的非两广、福建出身的军民，在元军追击下逃亡到了广东一带的海面上，虽然仍可以继续往南逃，但他们拒绝了，转而北向并最终殉国；南明永历帝在两广称帝，之后的逃亡方向是云南、缅甸，而不是可能更安全的南洋。因为对这些出身中原的人来说，南洋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逃往南洋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一切，虽生犹死。但是对于两广、福建人来说，逃往南洋是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那仍然是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空间，很多人也确实就逃到了那里。<span class="mark" title="感谢中山大学刘志伟先生就此与笔者的讨论所带来的启发。">南洋是个社会概念，其特征是通过海洋实现的社会网络构建；帝国则是个政治概念，其特征是军事与政治征服及秩序正统性的担当。两广、福建人如果被迫逃往南洋，最多是丢掉自己的政治身份，但是社会身份不会丢失；他们仍然可以嵌合在一个意义世界里，虽然正统性的感觉会受到伤害，但生活的意义仍得以保留。对非两广、福建的人来说，逃往南洋则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全都丢掉了，生活的意义彻底丧失，所以不可接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的一个常常被人忽视、却非常本真性的特征，即，它实际上是通过政治手段而对若干个社会空间的整合。帝国内部，只有在中原地区，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才是重合的，在非中原地区，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并不一定重合。因为帝国有一个政治统治有效半径的问题，统治半径由军事和财政逻辑决定，而不由社会空间决定。中原的社会空间全部在这个半径覆盖范围内，但是非中原地区的社会空间，经常是只有一部分在半径覆盖范围内。华南地区的汉人社会，以极深刻的方式呈现出这一点，它是南洋社会空间的最北端，被帝国政治空间所整合，但这一社会空间仍有很大一部分在帝国政治空间之外。我们过去常常以为中原表达着“中国”的本质属性，但从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重合与否这一角度来看，会发现，中原实际上是特殊的。咨诸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区的伟大帝国，同样可以发现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不重合性，这差不多是帝国的一种常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意识到，由于这种不重合性，对帝国治理来说，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便需要各得其正，也就是说，两种秩序需要划定各自的边界，否则很容易相互伤害。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多元一体”，这里的“一体”所表达的是政治性统一；“多元”所表达的则不仅仅是族群差异，更是一种社会性差异，比如，边疆地区与其他族群混居的汉人群体，就并不因其汉人身份，而与中原共享同样的社会空间，反倒可能因为与当地其他族群频繁的日常互动，而共享社会空间。“多元”并不能否定“一体”的政治逻辑，“一体”也不应无视“多元”的社会逻辑。
在早期西方殖民者来到南洋之后，很快发现，他们在各种经济活动当中，诸如与中国的贸易，从当地征收赋税，以及为殖民城市提供服务等等方面，不得不依赖华人。<span class="mark" title="［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华人在家乡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在南洋也本能地愿意接受土著王公或者殖民者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以为后者服务的方式，获得控制经济领域的机会。
进一步探究，会发现南洋华人政治意识的欠缺，并不仅仅是本乡长期欠缺政治权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强大的宗族结构的双刃剑效应所致。宗族结构一方面带来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一方面压制了华人的政治意识。
对于海外长途贸易而言，最关键的便是其信用结构的建立，否则与遥远陌生人的贸易关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海外华人都是东南沿海的移民，他们漂洋过海时，随身携带着以宗族关系、方言群体等为依托的信用基础；跨越远距离的信用结构，通过宗族内部诸多个体的远距离迁徙而建立起来。在进入20世纪以前，闽南方言群体、潮汕方言群体、客家方言群体、珠三角的广东方言群体，是南洋最重要的几个华人方言群体，他们各自垄断了一些行业。<span class="mark" title="只有东南沿海的方言才足以构成一种群体认同标志，因为当地方言极多，常常翻过一座山就听不懂了，这样便确保了操同一方言的群体是一个足够小的群体，可以形成有效的类熟人关系身份认同。而诸如北方方言这种使用人口极多的方言，是无法以其为基础形成那种认同的。东南沿海这样一种破碎的方言结构，对应的便是强大的宗族认同，这两点的存在也都是因为东南沿海的多丘陵地理。"> 以宗族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带来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但是相应地，华人所能够想象的秩序也基本上是基于这种宗族（或拟宗族）的社会结构。
（拟）宗族共同体是一种基于血亲本能之自然伦理的社会和经济存在，而不是一种进行主动创制的政治存在。南洋华人在侨居地形成了大量以宗族共同体、方言共同体为基础的会党组织，这些会党组织一端在南洋，另一端连在故土，可以招募本乡人来到海外，帮助初到海外的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落脚，在会党内形成互助关系，包括各种内部融资手段等，还形成会党自身的暴力组织，以此为基础确保对于特定行业的垄断，排除其他人的商业竞争。会党的凝聚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拟宗族共同体的认同，一是在侨居地对于本乡神灵的共同祭祀。<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3—47页。"> 这些都意味着它必定是封闭的小群体，群体之间，即不同的会党组织之间，都不会有认同感，更遑论建立起一种超越小群体的普遍秩序了。所谓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在中国人作为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在作为同乡的意义上，相当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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