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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草原帝国内部军事贵族民主制的存续，是以大可汗不掌握一笔庞大的中央财政为前提的，他没有能力用中央财政来把贵族制赎买下来，贵族们对他就有很强的约束力，大可汗也必须勇武善战方能服众，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同时伴随着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一旦游牧帝国征服了广阔的农耕地区，则大可汗可以将农耕地区的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便能够被赎买掉了。一如清兵入关之后，曾经对大汗构成现实约束力的八王议政会议就不再起实质作用了，基于军事贵族制的游牧帝国转化为基于官僚制的、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帝国，当年的军事贵族都吃起“铁杆庄稼”，不再对最高统治者构成约束力了。<span class="mark" title="严格说来，东北的满洲部落并非草原游牧部落，而是森林渔猎部落；但是它有着类似于草原游牧部落的困境，即无法建立独立的中央财政，难以支撑官僚体系，于是其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等与游牧部落有着非常相似的运作逻辑。而满洲又与漠南蒙古形成“满蒙联盟”，其政治气质当中就有了更加混合性的东西，本书因此未对其做更细致的类型学划分，唯望读者留意。"> 只要统治者能够控制中原财富，便能控制草原骑兵，而只要其能控制草原骑兵，便能控制中原，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如此一来，统治者是小孩子也没有问题了，对儿子的情感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兄弟的情感，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就此转化为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便克服了。这是入关的草原征服帝国得以长寿的根本原因。
过去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解释一些入主中原的草原帝国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它主动选择了汉化，这个解释并未深入到历史的深层逻辑。以最为典型的清朝皇帝为例，他们当然有接受汉文化的一面，但倘若全盘汉化，则势必难逃北魏的下场。另一方面，通过前面的解释也可以看到，入主中原后的大清帝国，无法单纯地按照其原有的部落逻辑来解释其政治逻辑了，因为中原的巨额财富已经促成了其部落逻辑的深刻重构。所以，清朝的秩序实际上是对中原、草原乃至高原、绿洲等多种政治生态与文化的普遍吸收，所有这些文化彼此之间相互重构，互为对方的外生变量，打破了各文化区域原来的内部和外部均衡，重建了一种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内部均衡。大清皇帝作为所有这些文化的最高象征，对它们进行外在超越，象征着普遍性，这才是一个所谓“普遍帝国”的治理智慧所在。<span class="mark" title="笔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受到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很多启发，他们突破中原本位视角的思考非常有冲击力。但是新清史学派当中有一些学者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他们从过去的中原本位视角完全转换成了草原本位视角，其解释力同样存在问题，这只不过是过去纯粹中原视角的镜像物而已。何炳棣先生与新清史代表人物罗友枝之间的论战，差不多就是两种镜像之间的争执。故而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外部超越的解释框架，说明清朝的普遍帝国不是基于任何一个特殊本位，而是基于对诸特殊本位的外部超越，以达到普遍性。关于新清史的一些核心观点，以及何罗之争，可参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清朝在入关前修建的沈阳故宫，其空间结构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外在超越。区别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有两个理政宫殿。一个是偏于东侧的大政殿，系仍以部落制为其基本组织逻辑的努尔哈赤所建，按照满洲帐殿式形式而筑，在大政殿外有八旗亭，俗称十王亭，是八旗旗主和左右翼王等会议军政大事、举行重大礼仪的亭式殿；大政殿与十王亭的共存，是部落联盟下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鲜明写照。另一个是处于中间方位的崇政殿，由已经主动接纳了儒家观念的皇太极所建。他之所以愿意主动接受儒家观念，当与其对集权秩序的追求有关，倘若纯粹依照部落制度，则皇权的集权是不易获得理念和制度支撑的。崇政殿基本依照汉族的建筑规制而建，前后多进院落，诸多宫殿的格局布置也与汉地宫殿非常相似。
进入到皇太极这几进院落的后面，会发现后宫的内里仍是纯粹的满洲布置。后妃寝宫里可以看到诸如东北三大怪之一的“养活孩子吊起来”，满式大土炕上面吊着个摇篮；皇后的寝宫，从内室套间撩门帘出来，直接面对一个大灶台，这在东北是很常见的一种私人生活空间布置，但无法想象汉地的皇家会如此。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清宁宫的特点是“口袋房、万字炕、烟囱设在地面上”，宫内设置了萨满祭祀神堂，院内有索伦杆。这些表明，皇太极着力打造的公共空间，已经是通过儒家文化表达的一种秩序呈现；但其在私人空间仍然保留了部落风格。比较起来，儒学更讲求公共性，关外的部落制度则更加认同私人附属关系。沈阳故宫的特色因此可被总结为“内草外儒”，草原性格和儒家性格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并实现了一种普遍超越。这种格局为清朝入关之后的持久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中原农耕地区来说，普遍帝国的建立，使其获得和平红利。在中原、草原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要靠从中原抢夺的战利品来维系统一性，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使得底层百姓有能力生养众多。过多的人口可能会导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但在普遍帝国时期，会导致流民四起的人口数量临界点大幅提升，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后来又突破四亿才达到临界点，以往则常常是人口未及突破一亿便达到这个临界点。
过去对于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释是美洲作物的引入，但是据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开始积极推动美洲作物之前，人口已经发生激增，大清官员正是因此才被迫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span class="mark" title="见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刊于《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日版。关于清代人口猛增的统计数据，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 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1—841页。">那么，人口的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了。底层百姓的财政压力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即税制的变化。清代人口的激增很可能是和平红利与税制变化联合作用的结果。相关讨论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就精神层面而言，在中原王朝时期，因其定居特征而表现出一种内敛性格，这对其所尊奉的儒家普遍主义理想有自我否定倾向；只在草原王朝，因其远超中原的视野，普遍主义理想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
儒家构筑天下秩序的精神潜力，需以吸纳并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统治为前提。这是对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种外在超越，是中国秩序的另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更为本真性的表达，草原与中原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共生关系。以致到了晚清变局当中，力主改革的洋务派多为汉臣，而力主守旧的理学宗师却是出身蒙古正红旗的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啻对此复杂性的深刻体现。
nbsp; 草原帝国内部军事贵族民主制的存续，是以大可汗不掌握一笔庞大的中央财政为前提的，他没有能力用中央财政来把贵族制赎买下来，贵族们对他就有很强的约束力，大可汗也必须勇武善战方能服众，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同时伴随着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一旦游牧帝国征服了广阔的农耕地区，则大可汗可以将农耕地区的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便能够被赎买掉了。一如清兵入关之后，曾经对大汗构成现实约束力的八王议政会议就不再起实质作用了，基于军事贵族制的游牧帝国转化为基于官僚制的、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帝国，当年的军事贵族都吃起“铁杆庄稼”，不再对最高统治者构成约束力了。<span class="mark" title="严格说来，东北的满洲部落并非草原游牧部落，而是森林渔猎部落；但是它有着类似于草原游牧部落的困境，即无法建立独立的中央财政，难以支撑官僚体系，于是其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等与游牧部落有着非常相似的运作逻辑。而满洲又与漠南蒙古形成“满蒙联盟”，其政治气质当中就有了更加混合性的东西，本书因此未对其做更细致的类型学划分，唯望读者留意。"> 只要统治者能够控制中原财富，便能控制草原骑兵，而只要其能控制草原骑兵，便能控制中原，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如此一来，统治者是小孩子也没有问题了，对儿子的情感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兄弟的情感，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就此转化为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便克服了。这是入关的草原征服帝国得以长寿的根本原因。
过去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解释一些入主中原的草原帝国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它主动选择了汉化，这个解释并未深入到历史的深层逻辑。以最为典型的清朝皇帝为例，他们当然有接受汉文化的一面，但倘若全盘汉化，则势必难逃北魏的下场。另一方面，通过前面的解释也可以看到，入主中原后的大清帝国，无法单纯地按照其原有的部落逻辑来解释其政治逻辑了，因为中原的巨额财富已经促成了其部落逻辑的深刻重构。所以，清朝的秩序实际上是对中原、草原乃至高原、绿洲等多种政治生态与文化的普遍吸收，所有这些文化彼此之间相互重构，互为对方的外生变量，打破了各文化区域原来的内部和外部均衡，重建了一种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内部均衡。大清皇帝作为所有这些文化的最高象征，对它们进行外在超越，象征着普遍性，这才是一个所谓“普遍帝国”的治理智慧所在。<span class="mark" title="笔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受到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很多启发，他们突破中原本位视角的思考非常有冲击力。但是新清史学派当中有一些学者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他们从过去的中原本位视角完全转换成了草原本位视角，其解释力同样存在问题，这只不过是过去纯粹中原视角的镜像物而已。何炳棣先生与新清史代表人物罗友枝之间的论战，差不多就是两种镜像之间的争执。故而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外部超越的解释框架，说明清朝的普遍帝国不是基于任何一个特殊本位，而是基于对诸特殊本位的外部超越，以达到普遍性。关于新清史的一些核心观点，以及何罗之争，可参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清朝在入关前修建的沈阳故宫，其空间结构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外在超越。区别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有两个理政宫殿。一个是偏于东侧的大政殿，系仍以部落制为其基本组织逻辑的努尔哈赤所建，按照满洲帐殿式形式而筑，在大政殿外有八旗亭，俗称十王亭，是八旗旗主和左右翼王等会议军政大事、举行重大礼仪的亭式殿；大政殿与十王亭的共存，是部落联盟下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鲜明写照。另一个是处于中间方位的崇政殿，由已经主动接纳了儒家观念的皇太极所建。他之所以愿意主动接受儒家观念，当与其对集权秩序的追求有关，倘若纯粹依照部落制度，则皇权的集权是不易获得理念和制度支撑的。崇政殿基本依照汉族的建筑规制而建，前后多进院落，诸多宫殿的格局布置也与汉地宫殿非常相似。
进入到皇太极这几进院落的后面，会发现后宫的内里仍是纯粹的满洲布置。后妃寝宫里可以看到诸如东北三大怪之一的“养活孩子吊起来”，满式大土炕上面吊着个摇篮；皇后的寝宫，从内室套间撩门帘出来，直接面对一个大灶台，这在东北是很常见的一种私人生活空间布置，但无法想象汉地的皇家会如此。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清宁宫的特点是“口袋房、万字炕、烟囱设在地面上”，宫内设置了萨满祭祀神堂，院内有索伦杆。这些表明，皇太极着力打造的公共空间，已经是通过儒家文化表达的一种秩序呈现；但其在私人空间仍然保留了部落风格。比较起来，儒学更讲求公共性，关外的部落制度则更加认同私人附属关系。沈阳故宫的特色因此可被总结为“内草外儒”，草原性格和儒家性格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并实现了一种普遍超越。这种格局为清朝入关之后的持久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中原农耕地区来说，普遍帝国的建立，使其获得和平红利。在中原、草原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要靠从中原抢夺的战利品来维系统一性，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使得底层百姓有能力生养众多。过多的人口可能会导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但在普遍帝国时期，会导致流民四起的人口数量临界点大幅提升，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后来又突破四亿才达到临界点，以往则常常是人口未及突破一亿便达到这个临界点。
过去对于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释是美洲作物的引入，但是据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开始积极推动美洲作物之前，人口已经发生激增，大清官员正是因此才被迫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span class="mark" title="见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刊于《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日版。关于清代人口猛增的统计数据，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 》， 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1—841页。">那么，人口的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了。底层百姓的财政压力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即税制的变化。清代人口的激增很可能是和平红利与税制变化联合作用的结果。相关讨论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就精神层面而言，在中原王朝时期，因其定居特征而表现出一种内敛性格，这对其所尊奉的儒家普遍主义理想有自我否定倾向；只在草原王朝，因其远超中原的视野，普遍主义理想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
儒家构筑天下秩序的精神潜力，需以吸纳并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统治为前提。这是对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种外在超越，是中国秩序的另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更为本真性的表达，草原与中原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共生关系。以致到了晚清变局当中，力主改革的洋务派多为汉臣，而力主守旧的理学宗师却是出身蒙古正红旗的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啻对此复杂性的深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