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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97159c020cda4915834256c419572474_5">第二节 草原</h3>
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只能以游牧作为主要谋生手段。这使得草原上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互为条件，通过官僚征收赋税，通过赋税养活官僚；而且它们的建立有一个必需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可以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因此草原上无法建立必需的中央财政，官僚体系也无法建立。
其结果就是，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而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小规模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群体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它不再是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span class="mark" title="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研究认为，人类的大脑能力决定了，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社交网络关系的人数上限是约150人，这被称为“150人定律”或者“邓巴数字”。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从依靠熟人关系治理，到依靠规则治理，群体规模的临界点就在150人左右。参见［英］罗宾·邓巴《你需要多少朋友：神秘的邓巴数字与遗传密码》，马睿、朱邦芊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2—26页。"> 规则需要专门的执行机构来使其运行，也就是需要官僚体系；但是草原上又无法建立起官僚体系。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如此一来，有个问题就必须获得解释，即何以草原上会有那种可怕的游牧帝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还需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即可怕的草原游牧帝国是何时出现的。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强悍的草原民族，历史中对他们的记述多半都是被中原诸侯国利用来与其他中原力量对抗，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时，犬戎便是申侯的利用对象。在秦统一之后，蒙恬向北出击，“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匈奴也并不强悍。但是到了西汉帝国时期，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突然耸立在北方。中原帝国的治理，需要复杂的官僚组织技术，从二里头文化算起的话，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孕育与积累才发展起来，孕育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令人炫目的历史。何以草原几乎未经孕育，便能建起庞大帝国呢？
答案很可能非常简单：草原游牧帝国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如马具等技术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统一成了庞大的农耕帝国。
草原上的资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数产品，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有两种办法可以获得，即战争与贸易，显然贸易是成本更低的办法。问题于是转化为，中原地区是否愿意与草原进行贸易？只要中原没有统一，中原的诸侯国便会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它们能从草原买到重要的战争物品马匹；<span class="mark" title="可参见[美]丹尼斯·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年。">不与草原贸易的诸侯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很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条件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
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来说，这样一种贸易条件是令人满意的，无须联合起来向中原争取更好的条件；因为人们无法用任何办法获得比市场均衡价格更好的贸易条件，对小部落来说，倘若联合起来，不仅其自主性会受到约束，贸易的利润也会被盟主剥去一层，还不如联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统一，中原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或者规定一个远远偏离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面对这种状况，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来说，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会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要想对中原发动战争，小部落便必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span class="mark" title="笔者的相关思考深受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格鲁塞、杉山正明、王明珂、姚大力、罗新等人著作的启发。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笔者还拜读过姚大力和罗新两位先生的多篇相关论文，恕不一一列举。">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其人口仍远远少于中原帝国，随同和亲公主远赴匈奴定居的西汉宦官中行说曾对匈奴大单于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span class="mark" title="《史记·匈奴列传》。">，然而其战斗力一般情况下却强过中原帝国。原因在于，一方面，草原军队骑在马上来去如风，有着远超中原军队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草原上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完全合一的，其战斗效率高，后勤压力低，远非中原军队可比；<span class="mark" title="蒋百里先生在《国防论》当中也提到，“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则亡”，“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可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参见《国防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三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第一章《从中国历史上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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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只能以游牧作为主要谋生手段。这使得草原上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互为条件，通过官僚征收赋税，通过赋税养活官僚；而且它们的建立有一个必需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可以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因此草原上无法建立必需的中央财政，官僚体系也无法建立。
其结果就是，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而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小规模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群体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它不再是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span class="mark" title="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研究认为，人类的大脑能力决定了，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社交网络关系的人数上限是约150人，这被称为“150人定律”或者“邓巴数字”。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从依靠熟人关系治理，到依靠规则治理，群体规模的临界点就在150人左右。参见［英］罗宾·邓巴《你需要多少朋友：神秘的邓巴数字与遗传密码》，马睿、朱邦芊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2—26页。"> 规则需要专门的执行机构来使其运行，也就是需要官僚体系；但是草原上又无法建立起官僚体系。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如此一来，有个问题就必须获得解释，即何以草原上会有那种可怕的游牧帝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还需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即可怕的草原游牧帝国是何时出现的。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强悍的草原民族，历史中对他们的记述多半都是被中原诸侯国利用来与其他中原力量对抗，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时，犬戎便是申侯的利用对象。在秦统一之后，蒙恬向北出击，“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匈奴也并不强悍。但是到了西汉帝国时期，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突然耸立在北方。中原帝国的治理，需要复杂的官僚组织技术，从二里头文化算起的话，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孕育与积累才发展起来，孕育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令人炫目的历史。何以草原几乎未经孕育，便能建起庞大帝国呢？
答案很可能非常简单：草原游牧帝国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如马具等技术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统一成了庞大的农耕帝国。
草原上的资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数产品，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有两种办法可以获得，即战争与贸易，显然贸易是成本更低的办法。问题于是转化为，中原地区是否愿意与草原进行贸易？只要中原没有统一，中原的诸侯国便会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它们能从草原买到重要的战争物品马匹；<span class="mark" title="可参见[美]丹尼斯·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载《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年。">不与草原贸易的诸侯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很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条件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
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来说，这样一种贸易条件是令人满意的，无须联合起来向中原争取更好的条件；因为人们无法用任何办法获得比市场均衡价格更好的贸易条件，对小部落来说，倘若联合起来，不仅其自主性会受到约束，贸易的利润也会被盟主剥去一层，还不如联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统一，中原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或者规定一个远远偏离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面对这种状况，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来说，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会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要想对中原发动战争，小部落便必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span class="mark" title="笔者的相关思考深受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格鲁塞、杉山正明、王明珂、姚大力、罗新等人著作的启发。参见［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笔者还拜读过姚大力和罗新两位先生的多篇相关论文，恕不一一列举。">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其人口仍远远少于中原帝国，随同和亲公主远赴匈奴定居的西汉宦官中行说曾对匈奴大单于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span class="mark" title="《史记·匈奴列传》。">，然而其战斗力一般情况下却强过中原帝国。原因在于，一方面，草原军队骑在马上来去如风，有着远超中原军队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草原上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完全合一的，其战斗效率高，后勤压力低，远非中原军队可比；<span class="mark" title="蒋百里先生在《国防论》当中也提到，“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则亡”，“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觉的成功者，有史以来只有二种，一为蒙古人的马，一为欧洲人的船。因觅水草就利用马，因为营商业就运用船，马与船就是吃饭家伙，同时可就是打仗的家伙，因此就两度征服世界”。参见《国防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三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第一章《从中国历史上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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