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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而且都省也好，官家也罢，哪有中丞这般胆大？黄河一线是断断不敢直接推广的。”那边李光刚刚想到阎孝忠，身材矮小的阎孝忠便忽然冷笑插嘴。“奏疏上明明说的清楚，是要从开封府这里弄出来，先做个试点的，开封府若成，再往郑州、滑州走过去，郑州、滑州成了，再去弄洛阳、京东……而且，若从开封府做起，还可以让官家出面，直接在宣德楼这里仿效卖国债一般，直接发低息乃至于无息青苗贷，让沿河各处军屯、民屯依照屯点村落前来统一专贷专用！哪里就要李中丞一定要挑出毛病来才行？”
李光原本已经准备放弃针对此事的争论，但见到阎孝忠这幅姿态，却是老毛病直接再犯，瞬间就便起了抵触之意，然后当即反驳：“若是以村庄为主进行专贷，岂不是也要以村庄为主做这种事情？焉知不会有狡猾吏员、霸痞，从中渔利侵占？”
“确有此虑。”
坐在那边的赵官家再度适时插嘴道。“但沿河军屯、民屯，多是建炎二年、三年朝廷回归东京后，统一安置的村庄，里面许多军伍人，霸痞还是少一些的。且与此虑相比，这些屯点基本上都是杂姓，素来无宗族活动，年节祭祖、中秋上坟都没个去处，这不是好事，最起码常有食菜魔教趁机侵袭，以至于成祸。所以，朕的意思是，此事若能成，便以无息做诱，许他们自决，看看能不能仿效南方的族产，专以此类桑基鱼塘设置一些村产……”
这话一出来，上下齐齐若有所思，李光也陡然醒悟，却又勉力笑对：“若如此，倒是臣思虑不周了！此事，臣以为可行，且御史台可发两位御史，沿河左右巡视，专门监察此事。”
赵玖欣慰颔首。
话说，赵玖最后提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切中了这群官僚们要害的东西——那就是村社集体财产，以及相应的村社集体活动。
须知道，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多厉害，这年头的大宋，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而且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而这种情况，就会滋生问题。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而这种脆弱，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挡都挡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滥，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因为在皇权时代，跟官府比起来，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
这种情况，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既能对上服从统治，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
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故此，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强烈认可与提倡，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继而使小村小社中的宗族力量迅速扩张。
没办法，尽管族产和宗族在后来的时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词，但在眼下，面对着上方的皇权，村社内部的寺观、地主、高利贷者，以及最下层无孔不入的邪教结社，这已经是一种相对而言非常进步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了。
回到眼下，对于赵玖来说，基层缺乏组织这个问题同样是切身存在的。
其实，赵官家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他要北伐，北伐需要兵强马壮，需要钱粮财帛，但也要内部的安定，与后方的缓和。但随着他本人直接参与执政以后，也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从张荣哪里出来以后，回想着张荣的拷问，他心里一直难安，一直想针对某些群体做点事的，好像不做点事，连北伐都会失去意义一样……实际上，这也是他此番联合赵鼎发动此事的一个初衷。
推行桑基鱼塘的混合农业，然后专门做基层集体经济，正是他的一个尝试。
作为一个穿越者，赵玖当然知道封建宗族代表的落后，但他做了六年官家后同样也意识到，封建宗族能够成为往后八百年中国农村的主导者，是有它合理性与进步的，因为它最起码比封建时代的衙役更温和，比邪教自助更稳定。
更何况，他此时推行的，是仿效着族产，然后基于民屯、军屯的非宗族式集体经济，似乎相对于族产又有了一点掺杂了理想主义的进步。这玩意，将来或许会散架，然后被宗族重新取代，或许会和封建宗族一样沦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但最起码放在眼下，放在十二世纪的中国，似乎依然是有它的先进性的。
实际上，就连李光这种人都敏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背后的含义，在直接驱除邪教、内里提升基层百姓生存稳定性这种目的面前……哪怕只是可能性的好处……也依然足以说服这群士大夫转而无条件支持这种举措。
唯一有些让人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很多人都以为这位官家会先针对北伐相关事宜搞事情，但他最终却先把这个事情提到了最前头。
李光立即转变立场，使这件事情立即以最高决议的形式得到了通过……确实是最高决议，宰执们在御前进行讨论，然后连御史中丞都举双手支持，那没有什么政治决议比这个来的更加通顺，更加高大上了。
此事讨论完毕。
随即，眼见着赵鼎、刘汲、阎孝忠等人面上皆有舒展自得之态，赵官家也似乎是数月间第一次展颜。犹豫了一下后，枢相张浚忽然阔步出列，就在亭前当众拱手：
“官家！臣前些日子读《水浒传》，心有所感，遂成五议！今日既然官家在前，宰执俱列，连御史中丞，正好抛出，请官家御判、同僚批正。”
难得心下有些放松的赵玖微微一怔，旋即笑对：“张卿是堂堂西府相公，有话便说……卿从《水浒传》中看出什么来了？”
“五件事而已。”
张浚低头答应，然后抬起头来，就在亭内外诸宰执、学士、舍人，乃至于内侍省大押班、御前班直二统制身前，昂然出声，却正是如今公文中流行的邸报体了：
“其一，曰扩军！御营当以眼下朝廷财力为限，稍微扩军至二十三四万，并于兰州、兴庆府、阴山设立御营后备兵站，以备万一之时，方便征调吐蕃、党项、契丹、蒙古零散部众成军！”
“其二，曰联盟！官家既在金河泊会盟天下诸夏，共议伐金，便当多加联络讨论，当召大理、南越、高丽使节至京城询问合议，当收蒙古两部、西域诸部、吐蕃诸部质子入朝，年少者进武学、太学，成年者入御前班直。”
“其三，曰安后！江南之地，之前便有方腊、钟相席卷东南荆襄，而自从岳飞平叛之后，虔州虔贼复起，江西路复又骚动，名臣权邦彦、郭仲荀本抗金砥柱，如今权邦彦服丧归朝，正合为江西路经略使，郭仲荀可发为御营后备总管，往江西路编练一万后备军士，以御营待遇减半……安后之余，必要之时亦可成军北上，襄助北伐！”
“其四，曰正名！靖康之耻，天下士人百姓羞愤之所在，昔日六贼伏诛，依然有靖康乱政，当请太上道君皇帝、太上渊圣皇帝，御笔亲写，自叙宣和、靖康之败种种，以正视听！而两河之失，也非财帛利益计较所在，国朝复两河，事关国家根基正斜，事关自官家以下，凡李纲、吕好问二公相，及臣等无数当国之士，立身正与不正，当请官家明发旨意于邸报，重申宋金之不两立！骨仇之难安寝！”
“其五，曰建财！北伐既不能缓，而国力依然艰难，当请户部制定规划，或三年、或五载，何以取财，何以恤民，何以积累，或国债、或兑爵、或交子务，虽有些许丢失大国颜面，亦不妨堂堂而示，以使天子诚意、国朝决心，使天下人尽知，国朝取之于民，实在万众一心，阖国北伐一用而已！”
话说，张浚说前两个的时候，石亭内外的天子、宰执，以及左右文武近臣们，还没有多大反应。只当是这位张枢相看到赵官家与都省合作这么紧密，一时吃醋，忍不住表现一番。
毕竟，扩军、联盟之事本就是西府该考虑，然后该做的事情，这种东西，西府应该早就在准备了，只是今日一时忍耐不住抛出来罢了。
可等到张德远说到安后这一条时，上下就有些惊异与认真了，因为此举隐隐有派河北出身激进派直接出兵镇压江南舆论的嫌疑。而且不得不承认，此举虽然有些不太和谐的嫌疑，却注定会是一个直接而有效的手段，也是对马伸等反对派的一次重大反击。
着实是一个狠招，狠得都不像是张德远的手笔。
当然，李光以及在场部分江南籍贯近臣，是瞬间起了反驳之意的。
然而，随着张浚继续说到其四，在场所有人却都为之变色，一时居然没人去想其三了……因为这位西府相公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所有人，靖康之耻必须要直接面对，而收复两河也必须要坚持，否则从亭中安坐的赵官家，到退休的相公们在内，所有的建炎以来执政集团的组成部分都要面对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拷问！
与其遮遮掩掩，让老百姓说什么防范父兄，不如明白告诉天下人，丢了天下的正是那两个什么父兄，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去享受国家待遇了！而当今的建炎天子与他的文武臣属们，也根本不是靠着什么之前的朝廷延续来做执政者的，而是靠守住两淮、是靠收复中原、是靠击退了女真人侵略！
不过，这一点还算是隐晦，关键在于，张浚是想明白提醒所有尚有官身的人，不北伐，这个国家和这个朝廷就得国不正，立身不正！这根本不是经济账的问题！而是国家根基的问题。说白了，你赵官家不北伐，凭什么当这个官家？！让给太上渊圣皇帝才合乎礼法吧？！你们这些臣子不支持北伐，又有什么资格坐在朝堂上当什么宰执尚书，想什么秘阁公阁？一群幸进之徒，三五年而位宰执尚书者，不该让给南方那些道学名家吗？！
至于最后，设置时间表，坦诚展示北伐准备的进度，乃是要这个朝廷公开做出政治承诺！这更是破天荒的事情。
故此，听到最后，亭内外早已经鸦雀无声。
不过，在停了片刻后，到底是死死盯住张浚的赵官家率先在座中拂袖失笑：“德远，这些居然是从《水浒传》中得出来的吗？”
张浚坦然颔首：“正是如此！但非臣一人感悟！”
赵玖也旋即颔首，却是在其余人近乎于窒息的压力中拂袖起身，然后走上前去，一手握住尚有些惊疑的赵鼎，一手捉住了堂而皇之的张浚，然后扬声以对：
“唐太宗有房玄龄为之谋，杜如晦为之断，朕这个官家虽然不如唐太宗，却也有赵相公为朕固翼实后，张相公为朕一往无前。既是这般，前途虽然艰难，咱们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些天，倒是朕思虑过重了。”
言至此处，不待两位相公表态，赵玖便肃然回顾身侧几名学士、舍人，堂皇下谕：“先发旨意，以春耕后推行桑基鱼塘充村产之事，过几日，等此事开始做起来以后，便将今日奏对明发邸报，刺激天下！且观有谁不服，有谁难安，又有谁有什么话要说，什么事能做？！”
李光在内，石亭周边竟一时无人应声，唯桑叶新绿，摇曳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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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原本已经准备放弃针对此事的争论，但见到阎孝忠这幅姿态，却是老毛病直接再犯，瞬间就便起了抵触之意，然后当即反驳：“若是以村庄为主进行专贷，岂不是也要以村庄为主做这种事情？焉知不会有狡猾吏员、霸痞，从中渔利侵占？”
“确有此虑。”
坐在那边的赵官家再度适时插嘴道。“但沿河军屯、民屯，多是建炎二年、三年朝廷回归东京后，统一安置的村庄，里面许多军伍人，霸痞还是少一些的。且与此虑相比，这些屯点基本上都是杂姓，素来无宗族活动，年节祭祖、中秋上坟都没个去处，这不是好事，最起码常有食菜魔教趁机侵袭，以至于成祸。所以，朕的意思是，此事若能成，便以无息做诱，许他们自决，看看能不能仿效南方的族产，专以此类桑基鱼塘设置一些村产……”
这话一出来，上下齐齐若有所思，李光也陡然醒悟，却又勉力笑对：“若如此，倒是臣思虑不周了！此事，臣以为可行，且御史台可发两位御史，沿河左右巡视，专门监察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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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道，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多厉害，这年头的大宋，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而且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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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而这种脆弱，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挡都挡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滥，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因为在皇权时代，跟官府比起来，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
这种情况，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既能对上服从统治，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
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故此，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强烈认可与提倡，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继而使小村小社中的宗族力量迅速扩张。
没办法，尽管族产和宗族在后来的时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词，但在眼下，面对着上方的皇权，村社内部的寺观、地主、高利贷者，以及最下层无孔不入的邪教结社，这已经是一种相对而言非常进步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了。
回到眼下，对于赵玖来说，基层缺乏组织这个问题同样是切身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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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桑基鱼塘的混合农业，然后专门做基层集体经济，正是他的一个尝试。
作为一个穿越者，赵玖当然知道封建宗族代表的落后，但他做了六年官家后同样也意识到，封建宗族能够成为往后八百年中国农村的主导者，是有它合理性与进步的，因为它最起码比封建时代的衙役更温和，比邪教自助更稳定。
更何况，他此时推行的，是仿效着族产，然后基于民屯、军屯的非宗族式集体经济，似乎相对于族产又有了一点掺杂了理想主义的进步。这玩意，将来或许会散架，然后被宗族重新取代，或许会和封建宗族一样沦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但最起码放在眼下，放在十二世纪的中国，似乎依然是有它的先进性的。
实际上，就连李光这种人都敏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背后的含义，在直接驱除邪教、内里提升基层百姓生存稳定性这种目的面前……哪怕只是可能性的好处……也依然足以说服这群士大夫转而无条件支持这种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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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立即转变立场，使这件事情立即以最高决议的形式得到了通过……确实是最高决议，宰执们在御前进行讨论，然后连御史中丞都举双手支持，那没有什么政治决议比这个来的更加通顺，更加高大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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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低头答应，然后抬起头来，就在亭内外诸宰执、学士、舍人，乃至于内侍省大押班、御前班直二统制身前，昂然出声，却正是如今公文中流行的邸报体了：
“其一，曰扩军！御营当以眼下朝廷财力为限，稍微扩军至二十三四万，并于兰州、兴庆府、阴山设立御营后备兵站，以备万一之时，方便征调吐蕃、党项、契丹、蒙古零散部众成军！”
“其二，曰联盟！官家既在金河泊会盟天下诸夏，共议伐金，便当多加联络讨论，当召大理、南越、高丽使节至京城询问合议，当收蒙古两部、西域诸部、吐蕃诸部质子入朝，年少者进武学、太学，成年者入御前班直。”
“其三，曰安后！江南之地，之前便有方腊、钟相席卷东南荆襄，而自从岳飞平叛之后，虔州虔贼复起，江西路复又骚动，名臣权邦彦、郭仲荀本抗金砥柱，如今权邦彦服丧归朝，正合为江西路经略使，郭仲荀可发为御营后备总管，往江西路编练一万后备军士，以御营待遇减半……安后之余，必要之时亦可成军北上，襄助北伐！”
“其四，曰正名！靖康之耻，天下士人百姓羞愤之所在，昔日六贼伏诛，依然有靖康乱政，当请太上道君皇帝、太上渊圣皇帝，御笔亲写，自叙宣和、靖康之败种种，以正视听！而两河之失，也非财帛利益计较所在，国朝复两河，事关国家根基正斜，事关自官家以下，凡李纲、吕好问二公相，及臣等无数当国之士，立身正与不正，当请官家明发旨意于邸报，重申宋金之不两立！骨仇之难安寝！”
“其五，曰建财！北伐既不能缓，而国力依然艰难，当请户部制定规划，或三年、或五载，何以取财，何以恤民，何以积累，或国债、或兑爵、或交子务，虽有些许丢失大国颜面，亦不妨堂堂而示，以使天子诚意、国朝决心，使天下人尽知，国朝取之于民，实在万众一心，阖国北伐一用而已！”
话说，张浚说前两个的时候，石亭内外的天子、宰执，以及左右文武近臣们，还没有多大反应。只当是这位张枢相看到赵官家与都省合作这么紧密，一时吃醋，忍不住表现一番。
毕竟，扩军、联盟之事本就是西府该考虑，然后该做的事情，这种东西，西府应该早就在准备了，只是今日一时忍耐不住抛出来罢了。
可等到张德远说到安后这一条时，上下就有些惊异与认真了，因为此举隐隐有派河北出身激进派直接出兵镇压江南舆论的嫌疑。而且不得不承认，此举虽然有些不太和谐的嫌疑，却注定会是一个直接而有效的手段，也是对马伸等反对派的一次重大反击。
着实是一个狠招，狠得都不像是张德远的手笔。
当然，李光以及在场部分江南籍贯近臣，是瞬间起了反驳之意的。
然而，随着张浚继续说到其四，在场所有人却都为之变色，一时居然没人去想其三了……因为这位西府相公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所有人，靖康之耻必须要直接面对，而收复两河也必须要坚持，否则从亭中安坐的赵官家，到退休的相公们在内，所有的建炎以来执政集团的组成部分都要面对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拷问！
与其遮遮掩掩，让老百姓说什么防范父兄，不如明白告诉天下人，丢了天下的正是那两个什么父兄，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去享受国家待遇了！而当今的建炎天子与他的文武臣属们，也根本不是靠着什么之前的朝廷延续来做执政者的，而是靠守住两淮、是靠收复中原、是靠击退了女真人侵略！
不过，这一点还算是隐晦，关键在于，张浚是想明白提醒所有尚有官身的人，不北伐，这个国家和这个朝廷就得国不正，立身不正！这根本不是经济账的问题！而是国家根基的问题。说白了，你赵官家不北伐，凭什么当这个官家？！让给太上渊圣皇帝才合乎礼法吧？！你们这些臣子不支持北伐，又有什么资格坐在朝堂上当什么宰执尚书，想什么秘阁公阁？一群幸进之徒，三五年而位宰执尚书者，不该让给南方那些道学名家吗？！
至于最后，设置时间表，坦诚展示北伐准备的进度，乃是要这个朝廷公开做出政治承诺！这更是破天荒的事情。
故此，听到最后，亭内外早已经鸦雀无声。
不过，在停了片刻后，到底是死死盯住张浚的赵官家率先在座中拂袖失笑：“德远，这些居然是从《水浒传》中得出来的吗？”
张浚坦然颔首：“正是如此！但非臣一人感悟！”
赵玖也旋即颔首，却是在其余人近乎于窒息的压力中拂袖起身，然后走上前去，一手握住尚有些惊疑的赵鼎，一手捉住了堂而皇之的张浚，然后扬声以对：
“唐太宗有房玄龄为之谋，杜如晦为之断，朕这个官家虽然不如唐太宗，却也有赵相公为朕固翼实后，张相公为朕一往无前。既是这般，前途虽然艰难，咱们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些天，倒是朕思虑过重了。”
言至此处，不待两位相公表态，赵玖便肃然回顾身侧几名学士、舍人，堂皇下谕：“先发旨意，以春耕后推行桑基鱼塘充村产之事，过几日，等此事开始做起来以后，便将今日奏对明发邸报，刺激天下！且观有谁不服，有谁难安，又有谁有什么话要说，什么事能做？！”
李光在内，石亭周边竟一时无人应声，唯桑叶新绿，摇曳作响。